（三）移情与暗示
移情（Transference）作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专业术语，是指病人将其童年或早期生活过程中的体验与感受，转移到了他的分析家身上。或者说，他所看到的心理分析家，已经不是“真实的”的心理分析家本人，而是他心目中的，受其童年或早期经验影响的人物。而利用这种移情的现象与作用，达到特殊的心理分析效果，便成为精神分析的移情方法。
从某种程度上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便是从移情开始的。这仍然是针对安娜·O的个案。由于移情的出现，布洛伊尔放弃了对安娜·O的治疗，而把“发现”与“治愈”的机会留给了弗洛伊德。
早在《癔症研究》中，弗洛伊德就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在正常的心理过程中，如果有一种经历伴随着大量的情绪或情感因素，那么这种情绪或情感，要么以各种有意识的反射性行为释放出来；要么就会与其他有意识的心理因素一起被消磨掉或消退下去。但是，弗洛伊德发现，癔症病人则不同，他们的情感处于窒息状态，而对与其有关的经历的记忆在意识中被切断，或者是被压抑。对此可以有这样一种理论上的解释：其一是在最初经历中，病人心理处于特殊的分离状态，也即布洛伊尔所称的“类催眠”状态。其二是那个经历与病人的自我不相容，于是产生了抵抗。对于这两种情况的治疗，涉及到了这样一种考虑：如果最初的经历伴随着情感的发生能够进入意识，那么情感可通过行为而获得释放或发泄，这样，导致病人症状的能量也就会随之消散，症状也就能得到治疗或缓解。尽管弗洛伊德那时还没有形成关于移情的明确表述，但是已经涉及到了移情的机制与表现。
关于移情，尤其是作为精神分析方法的移情，弗洛伊德是在1912年前后确定的。1917年在维也纳大学做关于精神分析的讲演的时候，弗洛伊德对听众说，既然已经较为充分地讨论了精神分析所有复杂的病症与难题，绝不至于在结束时竟没有一句讲到治疗的方法与技术。于是，弗洛伊德就用了“移情作用”这个标题，介绍他的精神分析作为疗法的意义。
一般来说，精神分析治疗的关键，在于使被压抑的潜意识获得“合法”的意识呈现。那么，潜意识是受压抑的结果，如何消除压抑呢？于是，找到压抑和抵抗以及被压抑的观念所在，然后克服抵抗，打破压抑，从而将潜意识的材料变为意识材料也就成为早期精神分析治疗的基本模式。但是，在这样已经形成的精神分析过程中，弗洛伊德发现了新的因素，那就是病人对分析家的移情；并且认为，实际上这种移情的因素早已形成于病人的内心深处，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逐渐显现而已。
弗洛伊德在分析了移情的起源之后说，病人因受移情作用的影响而对我们有所要求，我们当然要顺从这些要求；不然，若怒加拒斥，便未免太愚蠢了。要克服他的移情作用，不如告诉他，让他知道他的情感并不起源于目前的情境，也与医生本人无关，只不过是重复呈现了他已往的经验而已。
于是，这样做，把移情现象作为一种疗法来发挥其作用，则能把看起来似乎是治疗重大障碍的移情作用，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友爱的，还是敌视的；都可变成治疗的最便利的工具。
弗洛伊德把移情的出现，比喻为一棵树的树干与树皮之间的新生层，由此就会有新组织的形成和树干的生长。弗洛伊德说，移情作用一旦发展到这个程度，那么对于病人回忆的工作便退居次要的地位。“那时我们便可说已不再是诊治旧症，而是在诊治代之而起的新创立而改造过的神经病了。对于这旧症的新版，分析者可追溯到它的起始，如何发展和变化的，他特别熟悉这个经过，因为他本人就是它的中心目标。病人的一切症侯都丢掉了原来的意义，以适应新起的意义；这个新意义即包含在症候对移情作用的关系之内。不然，也只有那些可作为这种适应的症侯才留存而不消灭。我们假使能治愈这个新得的神经病，就等于治愈了原有的病，换句话说，就是完成了治疗的工作。病人若能与医生有常态的关系，摆脱被压抑的本能倾向的影响，则在离开了医生之后，也仍能保持其健康。”[1]
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纲要》之“精神分析的技术”中，曾这样描述移情，认为随着移情的出现及其作用，能够带来这样两种积极的变化：其一，如果病人把分析者看做自己的父亲或母亲，那么他就会把他的超我控制自我的权利交给分析者。因为根据精神分析的理论，父母是超我的主要来源。于是，作为分析者的“新的超我”，也就有了对病人实施一种再教育的机会。其二，一旦移情发生，病人就能够充分而清晰地展现他的重要生活经历。这对于整个心理分析的进展是十分有帮助的。
但是，弗洛伊德也指出，积极的移情作用所导致的成功治疗很容易有“暗示”之嫌。如果消极的移情作用占上风，那么治疗的效果就会另当别论。如果病人意识到了隐藏在积极移情背后的强烈性欲，那么他就会陷入情网。如果移情走向另一极端，那么他就会觉得受到了侮辱，受到了忽视，他就会恨分析者，将其当成敌人，并准备放弃分析。
就移情与暗示而言，弗洛伊德并不回避其中的内在联系。在弗洛伊德之前，伯恩海姆以其特有的敏感，在催眠中有效地发挥了病人的“暗示感受性”。弗洛伊德说，其实，伯恩海姆所谓的暗示感受性就是移情的作用。但是，弗洛伊德认为，伯恩海姆不知道暗示感受性有赖于性或里比多的活动。弗洛伊德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在方法中所以要放弃催眠术，只是想在移情作用中发现暗示的性质，或发挥移情的作用。
于是，弗洛伊德承认移情与暗示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区别了催眠暗示与精神分析暗示的不同。他认为催眠术的暗示治疗，主要是把病人内心的隐秘事件加以粉饰；而精神分析的暗示，则是要暴露这些隐事而加以消除。于是，催眠术中的暗示是一种姑息，只想如何抵抗病症反应，只是增加压抑作用的力量，并不能改变病因，并不能作用于病症的形成。精神分析中的暗示则在于求彻底的疗效，要在引起病症的各种矛盾中，寻求病源之所在，使用暗示来改变这些矛盾的后果。弗洛伊德认为，移情决定了精神分析治疗的效果。而他正是在移情中有效地利用了暗示的作用。
弗洛伊德认为，移情作用及其作为疗法的意义，对于癔病和神经症的治疗十分重要，甚至曾表示可以把这些病症都称之为“移情的神经症”。弗洛伊德说，“无论何人，若能由分析的经验对移情的事实获得一个真确的印象，便绝不会再怀疑那些在症候中求发泄的被压抑的冲动的性质了；这些冲动带有里比多的意味，再找不出更强有力的证据了。我们可以说，只是在研究了移情的现象之后，我们才更深信症候的意义乃是里比多的满足。”[2]
既然病人在其症候中所表现的正是里比多的代替性满足，那么，作为疗法的精神分析，就是要有效地消除病症。于是，移情作为疗法的意义就可以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迫使里比多离开症候，而集中于移情的作用；第二，极力通过移情作用而恢复里比多的自由。但是，若是病人的里比多缺乏灵活性，或者是由于病人的自恋而限制了移情的发生，都会给治疗带来困难。于是，移情作为疗法也表现了精神分析治愈过程的动力与变化的特性，分析者运用移情作用获得了病人里比多的投射，尤其是本来集结在病人症候那里的里比多，并以此为突破口，调集与协调病人的整个里比多能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弗洛伊德说，“移情作用乃是一切竞争力量的互相会合的决斗场。”[1]
于是，作为疗法的精神分析，既要消除压抑的作用，使里比多不再逃入潜意识而脱离自我。同时还要把潜意识的材料引入意识，使自我因此而得到扩展。移情的锲入，可以把本来集结在病症中的里比多调动起来，使病人的自我与里比多获得和解，给予里比多以适当的满足，并且使其升华，实现精神分析治愈的理想。
( 摘自《心理分析：理解与体验》，申荷永著，北京三联书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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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59—360页。
[2] 同上。
[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