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摘自科克·施奈德著，《过与不及：理解我们的矛盾本质》，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对“更健康的”人群的实证研究的结论比较令人吃惊：他们很像那些被人们认为疯狂的人，至少在最初的感觉里是这样。
举例来说，优秀的人和疯癫的人往往都能知觉到收缩和扩张这两极。比如，爱因斯坦将对宇宙的最宽广的领悟与精确的数学结合在一起。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既敏锐，又涉猎宽广。根据琼斯的描述，弗洛伊德，
毫无疑问是那种直觉远远比一般人敏锐的人，但其抑郁也更甚于常人。这种结合带来的内在的紧张度，也许是任何伟大的天才所禀有的根本特质。（p.138）
加州大学开展的创造力研究表明：
具有创造力的人往往比大多数人更能表达他们禀赋中对立的方面，从而调和意识与无意识、理智与激情、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艺术。例如，对具有高度创造力的男性群体的研究表明，他们在“女性特质”测试中得分较高：他们对感觉和情感更为开放、能更为敏锐地觉察自己与他人，并且兴趣广泛——这些特质在我们的文化中被认为是“女性的”。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举止与外表上并不缺乏阳刚，而是有决断和场控能力的、自信的（卡耐基公司员工，1961，p.3）。
最后，所有这些研究与马斯洛（1968）对“自我实现者”的研究一致：
我做过的一项观察令我困惑了许多年，但现在它开始逐渐被理解了。这就是我所描述的自我实现者的分裂性……这些最成熟的人，同样也是非常孩子气的。同样，这些人，他们最为自我、最具个性，也是最容易没有自我、自我超越和以问题为中心的人。（p.140）
难怪，马斯洛（1968，p.177）称这些人是强迫与歇斯底里的完美结合体！
尽管人格研究专家没有非常明确地描述，但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病理性症状似乎是理想机能不可或缺的部分。例如，反社会人格、冲动、偏执、焦虑和抑郁的特质闪现在丘吉尔、斯图亚特·密尔、甘地、林肯所写的既高调又有说服力的政治论著中，而且实际上也闪现在美国宪法的著作者身上。
自杀式的抑郁与疯狂的特质似乎明显地影响了一批诗人，如罗伯特·洛维尔（、安妮·塞克斯顿和西尔维亚·普拉斯，也影响了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哲学家阿瑟·叔本华 和索伦·克尔凯郭尔，音乐家乔治·亨德尔，作家弗朗茨·卡夫卡、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尤金·奥尼尔。
精神分裂、表演性和癫痫的特质似乎是尼采、梵高、贝多芬、米开朗基罗、拜伦和海涅的生活和作品的特征。
在伦琴、第谷·布拉赫、劳伦斯和奥本海默的科学观察中，强迫性的谨慎似乎成为其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阿弗烈·诺夫·怀德海给了他们一个生动的词语，称这种特质叫做“一根筋”，并且幽默地将这种特质与他自己的“稀里糊涂”风格做了对照。同样，威廉·詹姆士称此类思考者为线性思维者，一丝不苟的“意志坚定者”，与此形成对立的是更为情绪化、直觉化的“遐想联翩者”。
最后，斯特林伯格、贝莱克和卡夫卡的生活与作品均显示了精神分裂症的迹象。诺玛·麦克唐纳德，一位精神病院的住院病人，作了如下的思考：
我开始觉察到精神分裂症于我而言远远不只是一个障碍——而是一种工具和潜能。如果人们善于运用和控制这种心理状态，那就将具有深远的想象能力、敏锐的直觉觉察力，以及对情绪体验和理智体验的宽广的理解能力。（pp. 112-113）
优秀的人群与疯癫的人之间的第二个相似之处是真实地面对其遭遇。这两类人都能直面矛盾，而不是虚假地（或替代性地）面对矛盾。此外，这两类人都能看到，虚假性可能对其生命的圆满和丰富形成限制。对于那些最优秀的人群，贝克尔认为，“他们所获得的是，发自于其个人内在的能量……伴随着完全的（没有削弱的）热情、想象力、痛苦、畏惧和悲伤”（p. 284）。
梭罗（Thoreau，1961）在一些看似孤独的时刻，将贝克尔的观点加以发挥：
所有人会因一个人的降生而尖叫，因为这个人不会照着人们惯常的方式去做，他不循规蹈矩，因为这对他而言无异于是死亡——他不是那种人。他们对于他一无所知，却自以为可以给他提出忠告。天才自有其奋斗的目标，除他以外，无人知道。（p.204）
总而言之，所谓精神障碍显然要比我们已经知道的要复杂得多、高尚得多。精神病人可能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极性之痛，天才（却于这样的痛苦中调情）在某种程度上找到可资利用的资源，并且努力在那些极性之痛中陶冶自身。社会学家应当谨慎对待“心理病理学”领域，关注这个术语所包含的救赎意义以及这个术语对人的贬低。
如果天才和疯人有惊人的相似处，也正如我们所言，他们的不同之处也一样多。疯癫的人“沉陷于”极端带来的重压，而优秀的人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调整和调动自己。普朗蒂（1979）解释道：
精神病人发散性的思维、散漫的联想、前后不连贯的主题与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和科学家跳跃性的思维、认知上的弹性以及善于发现，其不同之处在于控制感。精神病人的思维难以驾驭而反复无常，而创造性的思维则受理性的指引、有所目的。（pp.10-11）
建筑评论家罗伯特·坎贝尔（RobertCampbell，1988）阐发了类似的思考：
如果你没有约束就不可能有创造力。不受约束的创造力就好比在客厅的地板上下棋，你也许可以随便移动棋子，但没有棋盘就什么也不是，也根本谈不上有创造力。（p.B-10）
最后，巴伦（Barron，1963）总结了这些观点：
对复杂性的偏爱，就其最好的方面而言，有助于原创性、创造性以及对不同寻常的观点与构想的宽容。世界有时候展现出来的无序和不稳定，是人们不和谐的内在的副本，但关键的改善因素在于将内在与外在的复杂性作不断的整合，使它们的整合具有较为高级的秩序。目标是在心理层面上实现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类似于数学所具有的优雅：使体验的丰富性尽可能地进入我们的知觉，同时在复杂性中找到某种大致的模型。这种人在面对巨大的不稳定时没有因焦虑而裹足不前，而是受到焦虑的扰动和挑战。（p.199）
文森特·梵高的一生，诚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是短暂而又动荡的，尽管如此，他的艺术却与巴伦（Barron）述说的主题一致。梵高的画胜于一切的雄辩，其梦幻般的颜色、激荡的想象力、大师般的慧眼能够描画出细致、浓烈而大胆的线条。我们在梵高的作品中能够目睹梅（May，1985，p. 34）所说的“活力”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我把这称之为“限制与扩张极性的整合”。梵高本人也在其作品中看到了这种结合，他说，作画的目的是为了
表达两个互补的恋人的联姻，表达他们的混合与对立，表达相似色调之间不可思议的共鸣，表达在阴郁背景下一抹亮色绽放的光芒所引发的思考，表达观看星星后产生的希望，表达观看落日绽放的光芒时产生的热情。（摘自Graetz，1963，pp.69-71）
梭罗（Henry DavidThoreau，1961）的一生，其特点也是直面对立面，并且发展出驾驭对立面的能力。在丛林里生活期间，他能够看到树叶最细微的纹路，对昆虫做了非常细致的分类。当他移居到林中小屋时，他能够进行最高深的哲学思考，阐发最勇敢的政治评论。既独居，又有交谈；既有苦行僧般的克制，又做公民的抗议，他将这些对立面融为一身，他的生活既简朴又丰富。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论述的主题并非不着边际，而是平凡的日常现象与经历。”
你所说的贫瘠与穷困对我而言是简朴。上帝并非对我不仁慈。我爱冬天，热爱其严寒的禁锢，因为它可以迫使囚居在室内的人们探索新的领域、新的资源……每个季节都有其特有的事情，这都是我的最爱……其他季节没有这些事情可做，我也一样享受……我发现了一个不可更改的真理，即我越是贫穷就越是富有。（p.168）
这让人想起歌德（Goethe）的话：
生活在一定的界限范围内，只需要一样东西，或很少量的东西；非常爱它们，深爱它们；与它们在一起，从每个角度看它们，与它们成为一体——这就是诗人、艺术家的特质，也是人的特点。（摘自Richardson，1986，p.xi）
马丁·路德·金坚定而又温和的行为，也可以从最佳的视角来加以阐述。在黑人民权运动期间，人们焚烧城市，并且发生了许多肢体冲撞事件，金则奉行了一个特别的策略。其他民权领导者要么宣扬暴力，要么主张被动地退让，金却主张采取非暴力的抗议。这是两个极端路线之间的第三条路线，然而却使两派都有利益和希望。在“伯明翰监狱中发出的信”那张破破烂烂的纸上，金继续摆明他的策略，并且将其观点传达给怀疑派：
你们把我们在伯明翰的行动称作极端行为。首先，我感到失望，因为那些神职人员把我的非暴力活动看做极端主义者的活动。我在想，我是站在黑人社区那两股相互对立的势力中间的。其中一种势力是自我满足，一部分黑人因常年受压而导致自我尊严的逐渐丧失，他们习惯于种族隔离，逐渐丧失了自尊……另一股势力是痛苦和仇恨，它与主张暴力的人危险地结合在一起。
我试图站立在这两种势力的中间，认为我们需要效仿的既不是自足者的“不作为主义”，也不是黑人民主主义者的仇恨和失望。因为还有更好的办法，那就是友善的、非暴力的抗议。（King，1969，p. 564）
最后，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Bettelheim，1960）讨论了在纳粹集中营里一些囚犯类似的自我整合。贝特尔海姆报告说，对这些囚犯中的某些人（也就是那些被任意殴打的少数幸存者），他们面临的是生存问题。活下来是一个人不得不去做的事。那些无法经常忍饥挨饿的人，无法忍受殴打的人，无法控制他们冲动的人，无法忍受被杀戮威胁的人，将不会生存下来。那些能够自我管理这些极端和矛盾的人，更有机会生存下来。贝特尔海姆（1960）指出，一个人在何时需要信任、何时需要退缩、何时说话、何时保持沉默、何时思考、何时行动，甚至何时必须要维持一点尊严和活下去的欲望，心里必须要有数。正如一位囚徒所言，最需要关心的是如何选择，如何保持（收缩/扩张的）弹性。“这意味着”，贝特尔海姆（1960）阐述道，
有必要……不计成败地开拓出一些行动和思考的自由，无论它有多么微不足道。有两种自由，积极与消极，构成了我们两种最为基本的态度；同时，进食与排泄、动脑与休息，构成了我们最基本的生理活动。以自己的方式象征性地在心与身两个层面体验一些积极与消极自由，这远远要比只做其中某一个活动更有用，正是这些使我和其他像我这样的人生存下来。（p.148）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最理想的人格：这些人对于“度”有着敏锐的感觉。他们知道何时、在何种程度上需要屈服、专注、坚持和融合。关于这个度，我们无法对此做出定义和测量，没有“中庸之道”，也不知如何把握其完美的平衡。只有整合——在无限选择面前做大胆的估测。根据悖论原理，这种整合的标准之“道”或正确性，全在于参与者和与此相关的人。相关人员有没有直面（个人的、社会的、超越的）限制与扩张的极性，直到他们能够掌控这两极？他们有没有在直面的过程中发展出（个人的、社会的）有效的整合？概而言之，有没有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情境中去对一个争论、问题和尝试进行最佳投入？这是人类能够建构的关于有效性的最好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