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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留抉择,青春何处安放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当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高房价、高消费把外地年轻人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他们有的选择逃离,有的依然苦苦煎熬着。或去或留,青春何处安放,这是个艰难的抉择。——

全世界最快乐的城市,一定不是大城市,这或许是个真理。但,人们依然愿意受尽背井离乡的孤独与痛苦,一头扎进陌生、拥挤、甚至有些凶险的都市丛林,“重返北上广”的年轻人把这种感觉归结为沉甸甸的两个字:梦想。

2010年,因不堪忍受北京、广州、上海等一线城市的高房价、高消费,一批外省青年选择“逃离北上广”。口号言犹在耳,2011年,年轻人又驾着“梦想”原路返回。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的其实并非底气十足。

“留在这里,有生存感,没有生活感;回到老家,有了归属感,却丢了奋斗感。”一个1989年出生的男孩在逃离和重返之间的“经验”,说得同龄人泪水涟涟,他们形容自己的状态是:“无根的青春”。

有人说,“重返北上广”也好,“逃离北上广”也罢,好似一场赌博,对赌双方是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和蓬勃发展的城市,结局是:年轻人输掉了青春,而城市依然年轻。

这是一道城市选择题,裹挟着物质与理想的矛盾,“北上广”仅是缩影。

上海,最让张桃受不了的是,在这个拥有2300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她却感觉“无比孤独”。

张桃回上海了,这一次回来如同五个月前她离开时一样决绝。“受不了老家的工作状态,我要在上海重新找工作。”她计划利用春节长假,在上海找好房子,并为开春的求职黄金季作准备。

七年前,她从安徽一座二线城市考到上海一所“211”高校,就读英语系。彼时,她是乡里乡亲间的“红人”。“每年寒暑假回家,总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我是从大上海回来的’!”说这话时,张桃刻意把“大上海”中的“大”字加了重音。她说,在她父母生活、工作的那座小城,人们对上海的认识,等同于纽约、东京等电视、电影中看到的国际一线城市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用数字把城市分成三六九等,北京、上海、广州被称为“一线城市”,重庆、天津、深圳等等又被称为“类一线城市”。“一线城市”不仅人口规模最大,经济也趋向和世界经济高度整合。

“你在上海经历的,可能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谁不想和世界的走势产生共振?”张桃说,北京举办奥运会、上海举办世博会、广州申办亚运会,就是和世界产生“共振”的机会,身处其中任何一个城市,都令人激动。

或许诸多年轻人的想法跟张桃类似,他们如潮涌般拥向“北上广”——考那里的大学、在那里就业——“北上广”也是教育资源的高地。不过,在度过了与城市邂逅的短暂“蜜月期”,这群年轻人发现这些城市只是“看上去很美”。

“这里交通很堵,东西很贵,到处都很挤,不像老家。”张桃的感觉,和许多外省青年类似,在他们口中,“北上广”总是“别人家的城市”。

上海,最让张桃受不了的是,在这个拥有2300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她感觉“无比孤独”。

2007年大学毕业后,她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10多平米的老公房,一来,在上海实在“人生地不熟”,就挑了学校附近的房子;二来,她也看重学校附近相对较低的“CPI”。她没想到,这个决定此后竟给她带来莫大的安慰——

大学毕业后,她开始“两点一线”的生活。她所任职的一家世界500强公司位于上海城郊,每天有班车往返市区。“大公司的优点是班车会在城市的好多角落设有上下车点,你基本上不用搭乘其他公交工具;而坏处是,你的生活圈更小了,连吸吸公交车上的生气都没机会。”每天,张桃除了上班时能和同事说些话,回到家就只有一个人,每当感觉“孤独得要死”时,她会跑到一街之隔的“母校”,捧本小说,随便坐进一间自修教室。

“你在那里肯定读完不少小说。”我说。

“没有,大部分时间坐着坐着就趴在课桌上睡着了,还睡得特别香,好像回到大学的时候。”张桃说,在家里一个人特别压抑,有时候晚上会失眠。

孤独,是几乎所有外省青年的共同感受。

“这基于几个原因。首先,大部分外省青年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经济上并不宽裕,所以不会花钱去泡吧、娱乐,生活圈往往仅限于工作圈;其次,一个人生活,一切费用能省则省,家里不装宽带,不接电话,甚至如果房东没有电视的话,也就不再购置电视——我就是这样,有种与世隔绝快成仙的感觉;最要命的是,我的社交圈——中小学同学、亲朋好友都在老家,几个要好的大学同学一半出国,剩下的和我一样,忙碌的小白领。”张桃剖析自我,如同做公司报告一样讲究条理。

张桃担任外国驻沪总裁陪同翻译,工作强度大,经常加班。秉承“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生活“优势”,她到家后往往就床倒下,不再做饭。“中午在食堂吃饱些就行。”

这种工作状态持续到2010年,彼时,公司换了新领导,气氛开始变味。一次,在加班到隔日凌晨时,张桃在网上遇到当年同来上海读大学的老乡,一问才知对方已经回到老家,结婚了。

“那时你会突然感觉自己跟民工没什么两样。”彼时,张桃正在看“民工回乡潮”的新闻。“二三线城市正在发展起来,民工真是最敏锐的一个群体,他们都回去了,我也应该回去!”她说。

两周后,她提着两包行李,买了一张回老家的单程火车票。

“老家的同龄人下班后就想着,今天去哪里玩;从上海回来的我想着,今天得空该再学点什么?”回老家几个月后,张桃又决定“逃回上海”,且除非饿死,不然就不走了。

一批淘金者走了,后继者源源不断。和张桃的方向相反,去年元月,还没过正月“十五”,苏世亭背着两个大包,走出上海火车站。他的包里除了简单的衣物,全是会计与人力管理的专业书。2010年,是他在江苏徐州一所大专学校里学习的最后一年,专业是“人力资源管理”,他希望毕业前在上海找到工作。“学校当地公司少,这个专业几乎找不到工作。”

上世纪90年代,和扩招潮一起,各地高校开出一批“适应经济发展”的管理类、金融类专业,不过,许多高校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还不足以吸纳这些毕业生,这或是“北上广”人才拥挤的另一个原因。

初到上海,苏世亭与先来探路的同学会合——班里8个同学相约春节后“一起闯荡大上海”。碰头后的第二天正值周末,8个人直奔万体馆的“周末招聘会”。彼时,大部分上海的大学生已经通过“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等招聘网站找工作,这是苏世亭在工作半年后才知道的。

或许是得益于这份“无知”,苏世亭当天就在“周末招聘会”基本敲定了工作,去一家化工企业位于嘉定的工厂上班。“这是上海郊区,或许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去。”苏世亭事后回忆,但他并不后悔。“嘉定的房租、消费水平比上海市中心低,这减轻了我在上海生存的压力。”

过去这一年,陆续有人回老家,苏世亭坚持不走。“在家乡,人们坚信父母在,不远游,我之所以能走出来,是因为家里并非独子,还有个弟弟可以传宗接代。就为了这,我更要在上海好好地闯一闯。”

上海前,苏世亭在老家实习过一段时间——因为父母的关系,这也被认定为“毕业后就能直接去上班的工作”。不过,苏世亭却觉得害怕,“工作安定了,就是结婚、生子,然后肚子一点点变大,头顶一点点变秃”。

上海后,苏世亭喜欢上网看新闻,他对一份报告印象很深,报告说:在一线城市,75%的人傍晚6点至8点吃晚饭;在二三线城市,70%的人下午5点至7点去晚餐。一线城市有白领文化,但白领没有太多时间去享受——如果你每天花费2小时在交通上,1年算下来要用去30天;二线城市没有艺术电影院和话剧小剧场,唯独有很多吃饭比你早、睡觉比你晚的闲情逸致。

“很多人说,选择二三线城市的是懂生活的人,可惜我不想做生活家。”苏世亭说。

苏世亭和张桃显然更想当“梦想家”。

去年11月,张桃“重返北上广”,理由是,“实在受不了老家的等死日子。”“老家的同龄人下班后就想着,今天去哪里玩;从上海回来的我想着,今天得空该再学点什么?”

一去一返,每次都显得那么轰轰烈烈,不过,物质与梦想的矛盾依然悬而未决,未完待续。

留下的人又遇到了新问题。“在安徽老家,我更容易找到真爱;但在上海,你必须考虑物质,不然你随时可能需要堵住嘴巴-吃不起饭。”张桃说。北上广都正在面临一个移民新问题——外省青年正汇成一支“剩男剩女”大军。

如今,张桃已经在上海找到房子,因为是老房子,“信号不好”,她需要跑到房间外面接电话;平日里,她要和邻居合用卫生间,寒冬天里,如果起夜,需要“鼓足勇气”。但幸运的是,经老同事介绍,她在新年之前就找到了新工作。每天,爬出破败的老屋子,她可以踩着高跟鞋、穿着精致套装,出入一家500强公司位于淮海路的办公室。

在张桃看来,“北上广”是讲究资历、工作经验的,在行业内有清晰可见的职业上升空间,而二三线城市更多的是“关系社会”。

不过,这次“重返上海”,她并非毫无顾忌。内向的张桃至今没谈过恋爱,她的公司里,适龄的男青年大多成家了,刚进的、或未来要进公司的大学生,年纪基本都比她小。

“脑海中,我期待的浪漫男友在二三线城市更可能实现;而在上海,你会不自觉地考虑物质条件,择偶相当困难。”张桃说,这并非自己势力,而是大城市的压力,尤其是供房压力,以及育儿费用,让她不得不把经济因素放在首位,把“真心喜欢”这条择偶原则归为其次类别。

一线城市的“剩男剩女”,尤其是剩女现象已经凸显。去年,国内一家大型征婚网站发布了某二线城市大龄女青年恋爱报告称:这些年以来,参加相亲活动的大龄女青年中,从“北上广”回来的人数急剧增多,同比增幅达30%。

在2010年,“逃离北上广”风起云涌的时候,找不到男女朋友,是住房压力、消费水平过高之外的另一条逃走的理由。可如今“重返北上广”口号嘹亮,外省青年择偶问题依然艰巨。

张桃判断了上海的生活消费水平,得出的择偶条件是:最好男方家里有房;如果没房,她可以和男方一起还贷供房,但前提是,他们两个的经济水平相加后,不会因为供房,延缓生小孩的计划;不会因为供房、育儿等问题,考虑是否要放弃每年定期的家庭国内旅游计划——在上海读书工作将近7年,张桃喜欢上海人对生活质量的讲究。

张桃对“买房”、“成家”的另一层期待是:可以把父母接到身边。“从大学到现在,我已经离开父母身边很多年了,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我很想把他们接到我身边照顾,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

“为了父母,为了自己,我或许会还是会回老家发展,结婚、定居、生子。”是去是留,张桃又开始摇摆了。她担心还有一层,如果在上海结婚,今后子女可能要面临异地教育,而父母如果也来到上海,就面临异地就医问题。

张桃正努力参加公司的各类“社团”,比如羽毛球社团、围棋社团。她不喜欢运动,但她认为这是扩大社交圈的一个办法。暂时,她还没找到男友。

是去是留?矛盾的心态是张桃、苏世亭等外省青年的普遍感受。他们认为大城市是堵的、累得、贵的、挤的、排斥人的;而回到小城市,是势利的、关系的、拼爹的、等死的……

“留在这里,有生存感,没有生活感:回到老家,有了归属感,却丢了奋斗感。”从1989年生人苏世亭嘴里说出的这句话,让我感觉心中一震。

有人说,“重返北上广”也好,“逃离北上广”也罢,这就是一场赌博,对赌双方是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和野心勃勃的城市,结局是:年轻人输掉了青春,而城市依然年轻。

这像是座“青春围城”,当然,关于物质与梦想之间的矛盾,不止见于在城市拼搏的外省青年,城市里的农民工,大洋彼岸的中国人亦是如此。诚然梦想比天大,但现实是,大城市的数量有限,它们是否容得下所有人的梦想?

蠢蠢欲动的“逃离”

当“北上广”的外省青年还在去留之间徘徊,“北上广”城内的年轻人也开始了他们蠢蠢欲动的“逃离计划”。

一个朋友,土生土长的上海女孩,在工作四年后,决定“云游四方”,起因是母亲离世,她认为“人生必须抓紧时间做自己想做的,而不是别人认为光鲜的事情”。还有一个朋友,北京青年,在辗转了多个城市后,在云南停住了脚步。白天,他在酒吧里“打杂”,过着“打工仔”的日子;周末去村里给当地的孩子们上课,各种各样的课,英文课、地理课、音乐课,一切全凭心情。

很多人把这种选择归结为幸福感,一组数据可以道出普遍的情感:根据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09年的相关城市排名,虽然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全部居于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他们集体“落榜”。

当然,也有人认为,幸福感因人而异。有人觉得在大城市奋斗很有幸福感,有人觉得归隐农村,有一亩三分地很有幸福感。

在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之间摇摆的人,觉得有段话说得“80%正确”: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一线城市胜在GDP,二线城市胜在CPI;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一线城市是“飘之城”,二线城市是“一生之城”。

面对这道城市选择题,答案是开放式的。

最近,那两个“逃离”的朋友分别回到上海、北京,准备重新穿起套装上班去。理由大致是:身边的朋友都去上班,没人陪着玩;另外,年纪大了,虽然自由职业可以养活自己,但是没有“四金”,没有安全感。

梦想最终得让位于现实?并不尽然。兴许以后的“去留之间”,好像手机内置的不同模式,需要间隙性地切换。

跨年之际,诸多人力资源公司开始做2012年人才趋势预测,最新分析认为,未来几年,人才并非“一刀切式”的流动,而是呈现结构性调整,人才的流动会和当地的优势产业联系密切。比如金融人才倾向上海,高科技人才倾向北京,工程与制造类人才倾向于广州、重庆等地。

去留之间,原来不止关乎梦想,还是与城市的博弈。一代人的命运,与城市的命运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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