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总是迫不及待要去死。因为傲慢。老年人则即使苟延残喘地拖着病躯也想多活几天。大概是因为已经被迫学会了谦卑。——
路遥不须愁日暮。少年得意的都不屑于谈老年，甚至直接否定老年（对于自己）的存在。“我打算活到30岁或40岁，然后就再见！”萨冈斩钉截铁地这么说。结果她折腾到了69岁，债台高筑、破产、被判监禁，终于去世（1978年她被误判为胰腺癌，吓得要死，提前写起了自传）。菲茨杰拉德也曾带着点自毁倾向的骄傲说：“没人该活过30岁。”他还算比较说话算数，只活到了44岁。
年轻人总是迫不及待要去死。因为傲慢。老年人则即使苟延残喘地拖着病躯也想多活几天。大概是因为已经被迫学会了谦卑。
就像村上春树说，写小说是他自我治愈的方法。事实上，大概所有的创作都存在着自我治愈的成分。从《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开始，许鞍华就表现出了对于老年的焦虑：斯琴高娃最后终于离开了当年迫不及待要归来的上海，回到邋遢的老伴和叛逆的女儿身边，啃着一块饼，在冰天雪地里摆小摊，头发全白了。似乎是想告诉大家，老年的脆弱，不得不依附于曾经被厌弃的家庭关系。到了《天水围的日与夜》，单身孤寡老年人则依赖着隔壁邻居一点好意与温情，每天炒一碟青菜配饭吃。然后是《桃姐》，没有血缘关系而是靠时间累积起来的亲情，自我的尊严支撑着老年从容度过。这三部电影便是许鞍华年过六十之后的自我治愈之途。
有时候我觉得本杰明•巴顿其实很幸运：他生下来便是老年，先体会到了衰老的悲哀。所以他显得比任何的同龄人都更加谦卑和有耐心，懂得理解与倾听。可惜菲茨杰拉德没能写好这篇小说，大概是因为当时的他对衰老还缺乏足够的理解。
我开始越来越经常的想到老年这件事，大概是因为亲人们开始逐渐老去了。妈妈有一次担忧地跟我说：“以后要是我们走了，你们估计连葬礼怎么弄都不知道吧？”我立刻斥责她不该讲这些丧气的话，但心里一阵惶恐不安。我的奶奶，她是我母亲的养母，一生性格倔强古怪，年轻时自己拿菜刀抹过脖子。如今躺在床上，每天盼望出现奇迹，能令自己不死。只要想到会死，便泪水涟涟。她每天无理取闹，说穿了，就是恨世界上没有返老还童的药物。母亲被折磨得气急败坏。一次清洗床上的污物时，忍不住哭着给我打电话诉苦。乡下根本不存在请人照顾老人这个说法，每家老人都由自己的小辈照顾。所以村子里判断老人一生的成功与否，便看他/她年老后是否有亲人侍奉在侧。
换到城市，金钱能解决的问题稍微多一些：可以进老人院，或者雇人照顾，但都不能算是好的选择。我曾经跟别人探讨说：《桃姐》的备受关注，除了拍得不错、感情朴素外，也跟社会的老龄化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开始逐渐感觉到了老龄化的压力，潜意识中对此感到惶恐，需要安慰，所以对这类题材会比较容易产生兴趣。别人说：“看电影时有谁会想到什么老龄化！”当然这样说是对的。但我还是觉得：并不是观众们非常有意识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而是这种氛围是会慢慢地在影响着大家了。
人一辈子的修为，都体现在衰老之后：清明的总是更加清明，浑浊的则更加浑浊。最后人的一生，考量的是你跟周围人的关系，更是考量你积攒了一辈子的、应对世界的能力。至今我看到比较好的单身老年样本，可能是阿加莎笔下的马普尔小姐：她有一个尊敬她爱护她的侄子、一群老年好友、一个特殊的技能（破案）、居住在一个安静的小镇过着不幽怨的生活（但我们不会知道她生病之时是怎样照顾自己的）。阿加莎本人也活了85岁，在一个庞大的家庭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丈夫，女儿，女婿，外孙，还有自己的姐姐全家（但奇怪的是，她笔下的两个侦探均孤独终老）。除了这些人的陪伴外，她一直在写作，直到1975年，她亲手杀死了自己创造出来的波洛，这是她与世界告别的开始。1976年，她在牛津郡的家中去世。这一年，她还写完了人生中最后一本书《神秘的别墅》。
文/荞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