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暴力事件频发，让人们不禁感叹这个时代的“疯子”为何这么多，也加深了人们对“心理问题”的恐惧。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徐凯文认为，心理问题往往来自缺乏人际支持，也只能在人际支持中痊愈。 ——Psy525.cn
■ 《心理月刊》：3·23南平事件中，杀害8名孩子的郑民生是一个平日给人感觉比较温和的人，邻居、同事都说“想不到是他”。这种存在严重心理障碍的“危险人物”可以提前被辨识出来吗？
徐凯文：这种辨识是有困难的。现在郑民生的精神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个人的看法，不排除精神分裂的可能性，但是更符合反社会人格障碍，有非常明显的报复社会倾向。
精神分裂症相对好识别，但是人格障碍患者往往很难被辨别、发现。这种人的人际关系往往很差，周围关注他的人很少。他案发前的经历，可以说是不断在被周围人抛弃，包括女友、工作、亲友。
他的生活状态非常差，几乎是一无所有。从危机干预的角度来讲，他是非常危险的。他没有了人际支持，没有爱他在意他的人，也没有他爱他在意的人，最终才会走向绝望。绝望指向外，就可能会杀人；绝望指向内，就可能自杀。
他在行凶前曾去哥哥姐姐家，但是无人理睬。如果他们有亲切的问候，留他吃顿饭，问问他有什么困难，也许他的这个念头就打消了。但凡有让他牵挂、在意、感觉温暖的东西，他未必会做出如此极端行为。
■ 他的行为有其成因，不是突然形成的。但是在这之前，他的问题并没有被人们重视和发现。
对，因为这之前就没有人关心他。他提到那么多人，没有人和他一起住。社会关系完全断绝，这样的人是很危险的，不管是对自己还是他人。
这些年，我在北京监狱系统做了百余例暴力犯罪的访谈，他们主要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只有弱者才会用身体攻击他人。
面对生活的困难，有人能以积极的、适应社会的方式去应对处理问题，也有人无法用适应社会的方式来解决处理问题，当他陷入生活的困顿，就可能走上犯罪道路。郑民生卑劣行为的形成，有社会、心理两方面原因。
■ 很多人分不清楚问题的严重程度，会认为“有心理问题的人”就会很危险，感觉害怕，最好离得远一些。
是的，这就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如果一个人有心理问题、精神障碍，周围人不仅没有给予关注，反而会更加远离，产生隔膜，只会让他/她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我们曾在北大、清华治疗过得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的大学生。他们经过治疗病情改善、稳定后回到学校，会发现周围人与自己有了距离感，认为他/她不正常了。
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感觉，我们做过访谈，他们的好朋友也的确认为和他/她在一起会感觉异样。我们有很多这样旧病复发的例子，很大原因是因为“病耻感”和得病以后的被排斥的孤独导致的抑郁——没有人再和他/她交往，生活不再有意义、乐趣。
■ 如果发现身边的人有了心理问题，我们能做什么？
许多人产生心理问题的根源是家庭。家庭成员出问题，父母往往有责任，要看到自己做了什么，导致现在的状况。如果发现身边的亲友、同事有了问题，我们需要给予更多关爱和支持。
如果因为他/她有心理问题而远离排斥甚至伤害他/她，只会让这情况严重甚至走向极端，如果我们可以用关爱、理解、支持的态度，绝大多数人的痊愈、恢复会快。多数情况下，没有一种药物或心理治疗方法的效果，会超过家人朋友真诚的、发自内心的爱和帮助。
在各种心理创伤当中，最初同样的心理创伤程度，最后发展出严重心理障碍的，比例最高的是强奸受害者。有些伤害甚至终身不愈。不是因为当时的心理创伤最严重，而是因为周围人非但不同情，反而轻视、耻辱、敌视他/她，社会支持越差，导致心理伤害加重，原来受伤五分，就成了十分。
■ 人际支持的环境有多重要？
重要到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他/她内心有很多痛苦，没有解决的方式……如果可以得到周围人间接的支持，感觉温暖，做极端行为的可能性就小；如果完全没有人际支持，做极端行为的可能性就大。
■ 暴力事件，让大家对“有心理问题的人”恐惧又加深了。他们特别需要支持，但是这恐惧又会把我们隔开。我们应怎么对待这种恐惧？
比起1980年代对于艾滋病危害的莫名夸大导致的恐惧，现在我们对于艾滋病的恐惧已经好了很多。这是多年来宣传教育的结果，心理健康也需要很多的宣传教育工作，来让我们降低这些不必要的恐惧。
另外，这些事件因为其特色、新闻色彩，会被我们注意到，但实际上这仍是极个别的。全国有严重心理障碍有几千万，但这种事件的发生几率其实是极少极少的。
■ 有些恐惧是不必要的。
对，恐惧是源于不解。
作者简介：
蒋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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