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是世界上伟大的发明家，历来科学家的故事有很多，小编为大家准备了相关科学家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居里夫人
玛丽·居里（居里夫人）是法籍波兰物理学家、化学家。
1906年，彼埃尔·居里遭车祸去世。这一沉重的打击并没有使她放弃执著的追求，她强忍悲痛加倍努力地去完成他们挚爱的科学事业。她在巴黎大学将丈夫所开的讲座继续下去，成为该校第一位女教授。1910年，她的名著《论放射性》一书出版。同牟，她与别人合作分析纯金属镭，并测出它的性质。她还测定了氧及其他元素的半衰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放射性的重要论著。鉴于上述重大成就，1911年她叉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伟大科学家。
这位饱尝科学甘苦的放射性科学的奠基人，因多年艰苦奋斗积劳成疾，患恶性贫血症（白血病）于1934年7月4日不幸与世长辞，她为人类的科学事业，献出了光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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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坤琳，“男神”科学家
刚刚过去的2013年，可谓“男神”当道。进入2014年，这股“男神”的风潮有增无减，在《最强大脑》的舞台上，被公众亲切地称为Dr魏的北京大学心理系副教授魏坤琳被打造成了科学明星。他总是在观众惊呼选手的特异功能之后，冷静地用科学理论给出分析。这名新晋的“男神”，不再仅仅只有华丽的外表，智慧、理性成了他的代名词。
从小就是学霸
魏坤琳，现年35岁，湖南湘潭人，从小就是学霸级的人物。“我初、高中的时候，不是第一就是第二。”魏坤琳说。学习成绩这么好，其实也没有特别的诀窍，全因为魏坤琳从小就爱学习。这么说，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太矫情，但这却是事实。魏坤琳说，他的爱学习不是死读课本、非要一心想着读书拿高分那种，而是觉得有很多知识想要了解，充满了好奇心。魏坤琳的好奇涉猎领域很广，“包括八竿子打不着的历史，因为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科学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魏坤琳父母都是普通工薪阶层，从小对他也没太多管束，平时交流多是日常琐事。学习是魏坤琳自己管理的，父母从不多加过问。
魏坤琳的调皮是出了名的。可是这个淘气鬼一旦碰到有趣的书，立刻就能安静下来。“家里那点儿书都被我翻遍了，翻了至少3遍。”当时家里的书不够魏坤琳看，每次去亲戚家，他肯定蹲在那儿找书看，连舅舅家的工程类的书，他也会饶有兴趣地翻看很久。
初三时，有一段时间他上厕所时也看书，实在没书看了就抱着汉语字典或者成语词典进去，“字典不是按照ABCD排的吗?我至少看到F了。”
高中时，班主任曾经把魏坤琳从游戏厅里揪出来。虽然他总是和成绩不太好的同学一起玩，但是成绩依旧名列前茅。他的家离学校挺近，经常下课了还在学校打篮球，班主任看到后老远就喊：“魏坤琳，你还不回去吃饭啊!”
虽说他爱玩，但是他玩起来绝对收得住，“我自控能力极强。我去打篮球、玩游戏，再喜欢我也控制得住，因为我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魏坤琳说：“我最在乎的东西是自由，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学习。”
聪明人，学习都不费劲。魏坤琳说：“大学的时候，我属于吊儿郎当玩得很厉害的人，没有使出全力，玩得比较多，现在还是有点遗憾的。如果我再多努力的话，学术上应该会更加扎实。不过我总体表现还行吧，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是我老师最牛的学生。”
从不犹豫
做人群中最特别的人
到北京体育大学报到时，父亲对他说：“以后的路就你自己走了，我只能送你到这儿。”
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魏坤琳就开始规划以后的道路，比如“要么研究生考北大，要么直接出国，最差也在本校读研。”
他并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从来不犹豫做人群中最独特的一个，毫不犹豫。”大一上学期时他考过了大学英语四级，准备第二学期继续考六级。但是在北体大，基本上没人会这么做，“他们觉得要是第二年能把四级考过就不错了。”
记得有一次上课时，魏坤琳坐在第一排，后面的同学调侃他：“什么?你下学期真的要考六级啊?”他认真地回答：“对啊，你要是想都不敢想，那你肯定做不到。”说完他就转过头去了，那一刻教室里鸦雀无声。
北体的课程整体来说比较简单，带着中学时代养成的自学习惯，魏坤琳上课也不怎么听，但是他说：“可以说我是我们那个班或者学校唯一一个没有浪费时间的人。”一般时候，他都会自己看书，学学英语和计算机。
大学本科毕业后，他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当魏坤琳开始接触“感知运动控制”时，这个领域在国内还是空白。让人更困惑的是，为什么一个这么“技术”的研究领域，会归到心理学系?魏坤琳本科专业学的是生物力学，对计算机科学、工程学也很感兴趣的他在美国留学期间选择了运动控制专业。他发现运动控制与机器人研究中的机器控制和系统控制有相通之处，为了拓展视野，便在攻读运动控制博士学位的同时又拿下了电子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如今他成了心理系少见的“技术男”。
魏坤琳的博士后导师曾对他说“Just playing”，意思就是，科学研究不是个工作，就是在“玩”。魏坤琳有着旺盛的好奇心，“看到机器就高兴”，拿到新东西总忍不住研究一番。最近，他的研究小组刚刚自主研发了一台3D扫描仪，采用的是红外扫描技术，比传统的激光扫描成本低得多。他还和同事一起做虚拟现实的实验，比如用3D扫描仪扫描一个真实的人，再将其数字化，利用投射的虚拟线，画出一个3D的虚拟人物。他的实验室买来的仪器，几乎都是用来改造的，软件开发当然都要自己动手编写程序。喜欢DIY开发设备、另辟蹊径做研究的魏坤琳会选择冷门而有趣的专业“感知运动控制”一点儿也不奇怪。
用游戏帮助病人康复
2011年冬天，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拥挤的楼道里，魏坤琳健步如飞，风衣左右扑打。这个用体感游戏帮助中风病人康复的项目那年没有拿到经费。“人家说我已经有两个项目基金了，不再给了。”这意味着，这事儿他原本可以不做。但他知道，这在国外已经是成熟的技术，只差些数据就能在中国应用了。于是他采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策略，自己联系医院，说服医生，招募病人，要给这项他从芝加哥康复医院就开始的研究临门一脚。
康复室是最能感受到生命力之顽强的地方，各个僵硬的身躯攀附在各式器械上，对抗着生活中难以遇到的阻力。在最里间，魏坤琳和两个几个月前中风过的病人打招呼，其中一个站在体感游戏踏板上，笨拙地变换重心，试图控制屏幕上的滑雪小人左右变线躲开障碍物。
中风病人的行动，可能像是身体和意识分家的感觉吧。中风让身体局部丧失运动功能，显得僵硬而笨拙。传统的康复方式几乎是胁迫式的，比如把对侧的手臂绑起来，强迫病人锻炼中风的一侧。这样的方式确实行之有效，却无法应用到下肢——如果把一条腿绑起来，可能病人还没锻炼已经摔倒再进急救室了。
何思明：大山里走出的科学家
我国是一个山地大国，也是山地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提起滑坡，人们并不陌生，云南鲁甸地震灾害引发的大型滑坡堵塞河道形成牛栏江堰塞湖，威胁到两岸及下游数万村庄安全;开车行进在西部山区盘山道上的司机们，提起滚石更是会闻之色变。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又加剧了地质灾害的发生。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常态化，地震活动渐趋强烈，人类工程活动加剧，我国地质灾害的活动性、发生频率与规模都将大幅上升，未来我国地质灾害减灾形势将异常严峻。
如何减少和避免这些地质灾害带来的财产和人员的损失呢?带着这个疑问，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何思明研究员。
走出大山，研究大山
何思明是四川蓬溪人，从小在山里长大，体会得更多的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险峻道路，也对地质灾害有着更深刻的感触。怀着改变我国落后交通的梦想，1987年，何思明考入成都科技大学工程力学专业。1997年毕业后，何思明如愿进入了中国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建筑设计研究院，主要从事工业与民用建筑地基基础工作方面的勘察、设计、施工与检测工作。这也为他日后从事地质灾害的形成与防范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实践基础。2004年何思明从西南交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进入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山地灾害形成演化机理与防治关键技术研究。曾获2011年度中国科学院王宽诚西部学者突出贡献奖、2013年度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多项奖励，现任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滑坡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勇于创新，硕果累累
在科研工作中，重视学科交叉，尤其重视理论方法、模型试验与数值仿真三种研究手段的有机结合，不仅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也关注减灾关键技术的研发和成果的转化。近年来，在边坡稳定性的极限分析与极限平衡理论、边坡预应力锚固技术、开挖边坡超前诊断与超前支护、崩塌滚石灾害形成机理与防治、强震带边坡位移控制设计与柔性防护、山地灾害动力演化的物理模型与计算模拟等研究方面取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
这些成果的取得，是何思明勇于创新的结果。对于创新，何思明有自己的理解。他说，创新是多层次的，一个是发现新的问题，二是提出创新的理论，三是新的研究手段，四是研发新的减灾技术。这些都属于创新。至于创新的重要作用，何思明给记者讲了自己参与过的一些实际工程。他说，以工程开挖边坡为例，工程进行过程中，由于不合理开挖经常诱发滑坡灾害发生，不但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增加工期，还会大幅增加工程投资。那么，可不可以换个思路，在开挖之前，首先对斜坡开挖后的稳定性进行预判，如果斜坡在开挖过程中可能失稳破坏，就先进行超前支护后再开挖边坡，就可避免因为工程建设诱发地质灾害发生造成的损失。相关技术应用于西藏妥昌公路、中尼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中，解决了长期困扰工程建设的高切坡灾害问题，降低了工程投资，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崩塌滚石灾害是5·12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次生灾害防治的难点问题，何思明创新性地研发了多种基于耗能减震原理的柔性滚石防护技术，解决了诸如都汶公路(213线)彻底关大桥桥墩滚石灾害防治、都汶高速公路桃关隧道出口滚石灾害防治以及芦山地震灾区S210线滚石灾害应急抢险崩塌滚石灾害防治等重大难题。研发的其它多项地质灾害减灾技术也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西藏交通干线公路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其中SCIEI检索130篇，授权发明专利6项，出版学术专著4部，编制地方行业规范3部。
立足减灾，回报大山
何思明在地质灾害方面的研究与创新，丰富了我国地质灾害预防的理论与实践，避免了工程项目巨额的资金损失。这是他对国家的重大贡献，也是对哺育自己成长的大山的倾情回报。谈到自己的工作，何思明说，在我们国家，每年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是非常大的。究其原因在于对地质灾害自身的形成演化机理还认识不清，不知道地质灾害发生的位置、时间与动力过程，导致地质灾害预测预报与减灾防灾困难。因此，何思明确定了自己的研究三个基础方向：地质灾害的形成机理、动力演化过程与减灾理论，在此基础上发展潜在地质灾害的判识与预处置技术、地质灾害定量风险评估技术、地质灾害工程防治新理论与新技术，大幅提升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减灾能力。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事业有成的何思明，在辛苦的工作之余，还承担起了为国家培养地质灾害研究专业人才的重任。几年来，他已经指导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15名，博士后2名。通过培养学生，何思明也组建了自己的研究团队。目前，他的团队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在职职工，二是学生。职工有6人，学生有4个博士，4个硕士。这个团队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由不同专业人才组成的，是学科涉及比较全面的一个团队。这是何思明根据研究与解决问题的需要特意组建的。团队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优势，形成一个整体的优势。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何思明的努力定会在这个领域开枝散叶，结出更多的成果。
谈到未来学科的发展，何思明说，地质灾害研究要走的路还很长，未来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他把研究的方向确定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注重学科交叉，加强学科之间的沟通与互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科学研究越来越向交叉和边缘方向发展。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更加注重实用性，研究的种种局限也被极大地打破了。地质灾害研究发展到今天，地理学与地质学的内容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必须与水文气象、土木工程、数学、力学等学科交叉才能更加全面认识灾害的形成机制，也才能提出更加科学的防范措施;二是研究方法的改进：要努力探索更先进的模型试验方法、高效数值试验技术以及野外探测技术;三是拓宽研究领域：开展海底滑坡泥石流灾害、冰雪崩灾害乃至外星地表灾害研究。在研究中，何思明有着非常明确的方向，那就是紧紧抓住国家需求，向实用化、技术化方向发展。使自己的科研成果应用到更多的工程项目中去，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何思明，这个大山里走出来的科学家，正在以自己的辛勤的汗水和创新的智慧，回报着养育了他的大山。
玻尔：大科学家曾是笨小孩
我不怕在年轻人面前承认自己知识的不足，不怕承认自己是傻瓜。——玻尔
玻尔出生在文化素养极高的家庭。父亲是丹麦皇家科学文学院院士，在哥本哈根大学任生理学教授。孩子们还蹒跚学步时，父亲就带他们去看尖屋顶上装有金色皇冠的宫殿，到港口去看轮船进港出港，还去看那些满手鱼鳞的渔妇如何忙碌。孩子们稍谙世事，就参加在家里举行的学术聚会，听父亲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商讨哲学、科学和丹麦社会的种种问题。
虽然从小在这种口若悬河的聚会中泡大，但玻尔却有点笨嘴拙舌。有一次，弟弟提议两人一起玩“互相挖苦”的游戏，伶牙俐齿的弟弟连珠炮似的一通挖苦，说得玻尔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只好一个劲儿地央求弟弟别说了。轮到玻尔了，弟弟紧张地等着哥哥“报复”，谁知玻尔双唇紧闭，面容严肃地思考了几分钟，终于挤出一句：“瞧你衣服上有块脏印儿……”在场的人都笑了。
与他笨拙的言辞相“媲美”的还有笨拙的笔头。那时，玻尔作文写得糟在全校都有名。比如，在写《在港口散步》时，常跟父亲到港口散步的玻尔只写了一句：“我和弟弟到港口边散步，在那里看到船只在装货和卸货。”别人都说这不能算一篇作文，但玻尔认为人物、地点、情节都有，怎么能不算呢?更绝的是《自然力在日常生活中的利用》，玻尔认真考虑一番后写道：“我们家不使用自然力。”
另外，玻尔还有点死心眼。小学五年级时，有一次上图画课，老师让学生画自己家的房子。画了一会儿，他突然要求回家，老师问他为什么，玻尔认真地回答：“回家去数围墙的柱子。”后来人们发现，玻尔画中的柱子果然与他家的一根不差!
这种精准执着随着年龄递增，渐渐让玻尔的优势显露了出来。到中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已经能指出中学物理课本中的错误。在大学一年级时，玻尔指出了多次到他家参加聚会的哲学家霍夫丁教授所著逻辑学教材中的错误，霍夫丁欣然接受批评，并对玻尔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大为赞叹。
1920年，年轻的玻尔第一次到柏林讲学，和爱因斯坦相识，开始了长达35年的友谊。爱因斯坦本来早该获得诺贝尔奖，但由于当时有不少人对相对论持有偏见，所以直到1922年秋才授予他上年度诺贝尔物理奖，并决定把本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授予玻尔。玻尔得知后非常高兴，立即写信给旅途中的爱因斯坦，在信中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是因为爱因斯坦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因此，爱因斯坦能在自己之前获得诺贝尔奖，他觉得这是“莫大的幸福”。爱因斯坦当即回信说：“我在日本启程之前不久收到了您热情的来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像诺贝尔奖一样，使我感到快乐。您担心在我之前获得这项奖金。您的这种担心我觉得特别可爱——它显示了玻尔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