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后，站台将空无一人。大风卷起飞雪，黄沙旋转，倒悬的站牌将骨质疏松般喀喀作响。在悠长的汽笛声里我回过头，而他们将一如既往，鱼贯而出，随即向站台尽头一拥而去。我将凝视他们，他们仰起微笑的脸，冻得通红的脸，被车票映着犹如蓝天白云的脸。我将在烟雾缭绕中走向检票闸，投身于手持苹果手机正同孤寂鏖战的人群，并再度令自己笃信他们握有胜算。在那时他们将随风消散，全中国最后一趟绿皮火车，将会随风消散，那时，与往昔水火不容的现今将汹涌而来；而我将孤身一人，走向检票闸，顶着风雪交加。
检票员俯下身来，查看我递上的车票。“大姐，您自个儿？”我听见他说，“听口音，南方的？”
“哎。”我说。“家里人搁南方呢——得回家看看，老房子要拆。”
“赶明儿都得拆。”他说。我闻见一股烟味，在那一刻。忽然什么东西从头顶压下来，我抬头，看着一连串烟圈争先恐后，连缀成一串，向着瑰红的天际静静飘去。星辰似的，一点火光颤动，开短途汽车的托着块广告牌，方方正正，黄底红字，睡眼和棉袄一块儿耷拉着。晃晃悠悠地他过来，他张开嘴，上下唇裂开，最顶上一圈白烟四散开去，远处响起爆竹声；我走了两步，又回头，他们兴高采烈，他们疲惫不堪，他们手牵手犹如长城，满面春风，一浪接着一浪向这里涌来。我拉着妈妈的手，一蹦一跳——我拖着行李箱，步履蹒跚——我闭上眼睛，又睁开。那司机还站在我跟前，伸着俩胳膊，在寒风里我们哆嗦个不停。
“到彰武。”我说。
曾经彰武五彩缤纷，彰武花团锦簇，曾经彰武在四面八方放出不容忽视的光芒。尽管无论春夏秋冬，那里风声呼啸，尽管源于内蒙的细沙总在大路上积起一层，尽管蓝天之下白杨苍灰，歪斜的砖房散乱如草垛，四十年它仍旧是一个梦想，一处避风港，一个旋风般忽明忽暗的乌托邦。在车里我想起学生时代，在课桌前我曾想象二三十年后，我会搭乘短途汽车，回到彰武，途中想起学生时代，那时我奋笔疾书，那时亚热带的黄昏来临，暮色犹如万千根直指牙缝的书签。我生在辽宁，三岁举家迁往浙江，除了长辈绘声绘色的描述，除了零星几次短暂的回乡，我没有任何能了解北国的途径。但那时我想起它，数学题与注视令我头昏脑胀，那时我想起低矮的草绿的楼房，想起一排灌木，泥墙上电话号码杂乱无章，姥姥慢腾腾踱步，擦去塑料桌布上的积沙。他们碰杯，他们抓起熏猪蹄，他们打开门朝我露出笑容，朝我晃动着灯火般喜气洋洋的脸；那时我还没被回忆打垮，我想象丰富，那时我想着自己走进房间，摘下围巾，姥爷立刻从床上坐起来，眼里闪闪发亮，两条腿慢慢从床沿上伸下来。那时我想着，不知不觉落下泪来。
驾驶位传来咳嗽声。整辆车颠了一阵，车顶上雨打芭蕉似的砰砰响。我向窗外看去，蓦地恼火起来，在颠簸中我喊着，要他把车停下来。“您咋地啦？落东西啦？”他问，一边照做了，但是“不是”——我皱起眉头，语气挺硬，“你开哪儿来啦？阜新市里？我要去的是——”
“不是彰武吗？”他接口，点着了一支烟，好像有点儿得意又有点儿遗憾地，指着一幢摩天大厦，“早变样啦，您多少年没回这儿了？还能跟早先一个样式不成？”
车又开了。我住了口。三十年前我想象丰富，肩上记忆轻如鸿毛，三十年前未来广袤如同东北平原。三十年前我其实早已想到这一切，我看见扑克牌渐渐卷边发黄，随后从指间凭空消失，看见脊背飞速弯曲，皱纹凹陷复又展平，孕妇身边孩童转瞬成人。在绣花枕上我感到恐惧，不是因为黑夜，而是因为黑夜必将变成白昼，流水必将凝固成冰，此刻身处的房间终将化作一捧尘埃。不同的过程将推向相同的结果，尽管我们讳谈这一事实。人人都具有预言的能力，而三十年前，我曾在楼道口停留片刻，转头看着我——四十六岁的瘦小妇女——从钱包里掏出四十块递给短途司机。
此时此刻，我仰头看向四层的楼房。楼道口的木门腐朽了一半，“办证”或“修下水管道”的喷漆字样已经模糊不清。耳边传来拆迁办主任的声音。工地的方向传出不绝于耳的噪声。“您五分钟后到？好的。”我对着指甲盖大小的移动电话说。“我在楼下等您。”
我同主任握手，寒暄一番后，两人一同上楼。穿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我想到友情，道德评判，想到朴瑾惠，暗恋与立体几何。十几次我走过这里，疲惫而快乐，既因即将到来的见面而兴奋，又因几日后同样近在咫尺的分别而沮丧。在那时我满脑子稀奇古怪的想法，那时我满怀憧憬，经常陷入美好的遐想。拆迁办主任走在我身旁，我掏出钥匙。“您二女儿要高考了吧？”隐隐约约我听见他问。“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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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她数学不好。”
屋里昏暗又脏乱。我进门，姥姥迎上来，蹲下身给我找拖鞋。我进门，玄关处空空荡荡一片，身后的姚主任问我用不用换鞋套。我知道这是客套话，地上都是沙子，这里很久没有人打扫了。“您跟我姥姥一个姓，”我又说。“那可真巧，”他漫不经心地，“您上回说那赔偿方案——”但我没有听他的。我环顾四周，养着滴水观音的花盆不见了。写着“寿”字的挂历不见了。总塞着各样瓜果鱼肉的小冰箱不见了，姥姥以前总从那儿给我找饮料喝。姥爷自己做的长桌不见了，他没生病前最爱做木匠活。锅碗瓢盆摆得到处都是，在灶台上，洗衣机前头的架子上挂着硬邦邦的毛巾，那时候姥姥站在我旁边，捧着块蓝底带星星的，非要等我洗完脸给我擦……“欸呀，我都多大了，您还把我当小孩儿哪？”她眯着眼睛笑，“你才三岁，哪儿大呀”……送我和妈回南方的时候，姥爷在屋里走动，忽然指着那盆花，给我讲起他怎么好不容易把它养活……可那盆花不见了。房间里仍然弥漫着他们俩暖融融的芳香的味道。可那盆花不见了。
“给您城里补一套房，还凑合，”主任又发话了，我在屋里转悠，他就一直站在那面镜子旁边，“赔偿金……您看，是不是高了点儿，您也不住这儿。”我听见，就在原先姥姥姥爷的卧室门边上，回过头说，“我倒觉得十万左右也不过分，”他抽了口烟，摇着头，我紧接着又补充，“赔偿合理，您要拆咱也乐意，但您说这地段……”这时我瞥了眼室内，就忘了之前打的腹稿。那张床还在。
我走进屋。姥姥坐在矮凳上纳鞋底，对面茶几上，电视里放着家庭伦理剧。姥爷躺在粉红色的床单上，侧着身，戴着老花镜，手里拿本我送他的《中国国家地理》。桌上放着一对雕塑，老头儿老太太坐在摇椅上，一个看报纸，一个织毛衣。扑克牌散乱在方桌上，桌边摆着三把椅子，以前我们就坐那儿玩“四幺四”，他俩稀里糊涂把大牌乱往桌上砸。我走进屋。拆迁办主任等着我答复，可我急着找姥姥的首饰盒，姥姥的毛主席语录，姥姥盖着细纱布的电话。上高中那会儿我住校，一周回一趟家，每回给他们打电话，他俩都抢着接。以前我总是暗自落下泪来，挂下电话以后。但现在我呆呆站着，好像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似的。
“您说得对。您看着办，爱怎么着怎么着。”心不在焉地我说。“——但是，三万未免也太少了一点。”我看见北方冬日凉飕飕的阳光，透过不复存在的窗帘照射下来。我看见三十年前自己站在相同的位置，浑身发抖，望着床单床垫消弭于无形，使骨架般丑陋的床板暴露出来。他们总是在等着，在这里，在什么地方，等我突然想起来，打个电话过去，等我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从千里迢迢的浙江回家一趟。这里是我家，辽宁才是我家，多少年来我变了口音，变了习惯，我在南方读书、工作、结婚生子，但梦里我总站在大雪纷飞中，手里提着一只老赵头熏鸡。这里是我家，我从来都不想离开。
姚主任看着我。他耸了耸肩，猛地吸了口气，大步向门口走去。“那咱们都退一步，成不？您也是明白人。”
“那就七万。加上您答应过那套房。”我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他看上去不太高兴，但勉强点了头。我们握了手，站着又聊了一阵，然后出去。叹了口气，我锁上房门。
我跑上楼。我转动钥匙，我推开贴过又撕过一副又一副春联的铁门。房间里温暖如春，柜子里满满当当全是小食品，姥姥迎上来，姥爷下床迎上来，变戏法似的他们摸出一袋又一袋我爱吃的零食。我站在那儿，看着镜子里的我，矮冬瓜似的我，梳蘑菇头的我，比他们高出一截的我，满脸皱纹的我。我从这扇门里，走进来，又走出去，我喊着“我回来了”和“再见”，交替往复，从不间断。姥爷站在门口，姥姥站在风雪里，默默望着我们。
“等你上大学了，你就自己来……”姥姥总叨咕着，怕我忘了似的，“现在坐飞机可快了，贵不怕，路费姥姥给付……”
上车的时候我听见他们喊，让我明年再回来，“一定再回来”。他们穿着军大衣，裹得只露出眼睛，在飘飞的鹅毛大雪里他们站着不动。冷风吹得眼睛疼，我摇下车窗，朝他们一个劲儿挥着手。
我退后两步，看着天花板，看着地板和被人遗弃的木头床，这是我们穷其一生所达到的一切。姚主任站在门口，两手插兜，瞅着我似乎有点儿不耐烦。这时我转回头去。
“不要拆……求你了，多少钱都行。”我说。他腰背笔直，不容置喙，犹如我面上细纹延伸之罪魁，铁路小学被风沙淹没之祸首。我声音虚弱，两腿瑟瑟发抖，我从未如此无能为力，但我看着他。“多少钱我都给……求你了……别拆我家。”
当然，他摇了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