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开门办学”很热闹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四人帮还在台上，他们一面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师道尊严”，一面搞所谓的教育革命，大搞“开门办学”，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当时的学校很热闹，好象不是读书的地方。
何谓“开门办学”？就是要把学校的大门打开，打破由知识分子【教师】统治学校的现象，改变“老师教，学生学”的传统教育方式。学校经常请那些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给学生讲旧社会农民受地主剥削压迫的悲惨遭遇，讲新社会的幸福，忆苦思甜：请大队干部给学生讲“农业学大寨”的经验：请知识青年给学生介绍“扎根农村”的事迹。学校还经常把学生带出校门，去参加大队召开的革命大批判会，参加斗争五类分子大会，到田头，到队办工厂参观劳动成果。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直接参加生产队的生产劳动。这些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我也不甘落后，在搞好校办农场的基础上，多次邀请生产队干部和老贫农到学校来给学生上阶级教育课，介绍生产经验，开门办学搞得有声有色，多次受到学校的表扬。有一次，我请来一位老贫农给班里学生上课，让他向学生介绍种蕃薯的生产技术。本来，他只要在课堂上详细的讲一讲怎样种蕃薯就可以了，但他斗大的字不懂一个，竟自作聪明，在黑板上乱画乱写，写了一大堆的错别字，引起学生哄堂大笑，我一边制止学生的胡闹，一边做他的“翻释”，帮得他下了台。这样的笑话，在我们学校里出现了好多次，起了负面的影响。
在那个年代里，“以学为主”变成“以学为副”，学校根本不抓教学，也不敢抓教学，怕被人家扣上“智育第一”的帽子。“兼学别样”变成“主学别样”，学校成了政治活动的场所，社会上搞什么，我们学校也搞什么。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兴起了一场“学唱革命样板戏”的高潮，各式各样的文艺宣传队经常到我们大队来演出，都是演唱样板戏的，象【红灯记】啦，【沙家浜】啦，【智取威虎山】啦，【龙江颂】啦，在大队的舞台上轮番上阵，搞得不伦不类，啼笑皆非。学校也经常组织师生观看这类演出。不久，学校里也搞起了“看革命样板戏，演革命样板戏”的活动，并把此当做搞好开门办学的首等大事。学校发出通知，每个班要学演一段样板戏，在期末进行一次学演样板戏的比赛，各班要具体落实，加紧排练节目。
文化大革命经过夺权、武斗等造成全国性的大混乱，至1969年全国执行七三、七二四布告，召开九大后，慢慢趁于平息下来。但是，林彪、江青利用群众造反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还在继续。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主要是伙同他的死党在军界、政界扩张势力。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他在军队里，扶植了一大批党羽，掌握了要害部门。而江青则排队排在林彪后面，羽毛未丰。于是，为了赶上和超过林彪，江青一方面跟林彪一伙拉拉扯扯，相互勾结，另一方面，她借用“京剧革命”，占领阵地，扶植党羽，竭力扩大自己在文化界思想界的影响。她挥动着作为“京剧革命”成果的八个“样板戏”组成的文艺大旗，以便让人们聚集在她的旗帜下，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女皇。后来，靠搞八个样板戏出名的于会泳、刘庆棠、梁浩亮成了她的心腹，爬上了文艺界的高位，成了文化部的正副部长，在中国文化界掌握了实权。
一时间，中国的文学艺术只有八个样板戏。“八亿人看八部样板戏”成为当时中国人的口头禅。文艺界一片凋冷。当时，全国各地京剧团要演出，只能演样板戏。各地方剧种不能演其他剧目，也只能移植和演出样板戏。继革命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杜娟山】和芭蕾舞剧【白毛女】之后，样板团又编演了交响音乐【沙家浜】、钢琴伴奏【红灯记】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招待演出，包刮许多招待外宾演出，统统只能是这几个样板剧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首当其冲的是教育界、文化界和思想界，那些地方是“牛鬼蛇神的黑窝”，要彻底扫荡。解放后的电影事业被江青一伙一口否定，电影界造反派编印了【批判影片400例】，把几乎所有的优秀影片都打成毒草，进行批判后打进冷宫。当时在中国放映的电影，放来放去的也只有【地道战】、【南征北战】几部影片。著名的电影编剧、导演、演员，包括与江青素有情谊的赵丹、白杨、上官云珠等人遭到无情的批判，惨遭迫害。经江青一伙的审查，几乎找不到一部可以放映的影片，电影的制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倒给江青帮了大忙，使她能够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把她的八个样板戏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影院放映，并令各单位、学校组织观看。八个样板戏成为中国历史上观看率最高的影片。
江青成为所谓的“文艺旗手”后，对不听她话的人毫不留情。与江青共同努力将【芦荡火种】搬上京剧舞台，并得到毛主席煲奖的“阿庆嫂”扮演者，著名的京剧演员赵燕侠，因为没有接受江青一件毛衣的馈赠，而被江青冷目相待，被打进冷宫。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扮演琼花的著名演员白叔湘，因在化妆中不打底油跟江青发生争吵，被冠以所谓“反革命”的罪名而惨遭迫害，被打进十八层地狱。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歌唱家王昆、郭兰英等人，在文革一开始就成为批判的对象。应当是百花盛开的文艺园地，当时一片冷冷清清。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艺宣传演出，除了喧嚣“造反”、“打倒”等令人恶心的歌舞外，全是各种演出形色的样板戏。上面还要求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甚至是人民公社社员学唱和演出样板戏，全民普及样板戏，形成“八亿人民同唱样板戏，八亿人民共跳忠字舞”的局面。本来，主要由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同创作的八个样板戏，是有相当高水平的。但是，到了全国上下只有八个样板戏，广播电视天天宣传八个样板戏的时候，人们便腻味了，而后产生出一种无法言状的反感和厌恶。
只有江青紧抱着侵吞文艺工作者劳动成果的八个样板戏而沾沾自喜。当时的文艺界就是江青倡导的样板戏的天下，她始终不忘用样板戏来提高自己的身价和影响，就连做为党刊的【红旗】杂志，也连篇累版地登载评论样板戏的文章，甚至以大量篇幅刊登样板戏的完整剧本。江青不仅要在文艺界一手遮天，而且还利用文艺不断地向政治渗透。
当时，我对八个样板戏是喜欢的，虽然它们的政治色彩很浓，深深地打上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但我觉得，它们的艺术水准是相当高的。我记得，当时公社【现在为镇】经常放映有关八个样板戏的电影，不管刮风下雨，我都要赶去观看，从不断间，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文娱生活相当贫乏，精神空虚，但最主要的是，八个样板戏的艺术水平是很高的，它有值得欣赏的地方。
今天，我对八个样板戏还是独有情钟。八个样板戏中的一些唱段，如【红灯记】中的“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智取威虎山】中的“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撤热血写春秋”、【沙家浜】中的“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我不但背得滚瓜烂熟，而且唱得热血沸腾，有模有样。
在八个样板戏中，我最喜欢的是【沙家浜】，它不但唱腔优美，剧情曲折生动，而且比较容易学习模仿。我挑选了【沙家浜】的最后一场【飞兵奇袭沙家浜】作为我们班学演样板戏的节目。
当时我在南港分校教三年级班，这个班的学生虽然学习文化课不太好，但比较听话，对文娱体育活动非常爱好。我在这个班里挑选了八位学生，他们形象蛮好，动作机灵，接受能力强，适合扮演新四军战士。班长王xx相貌最好，生性好动机敏，我叫他演【沙家浜】的主角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
那个年代还没有录放机，因此我叫一部分学生在幕后演唱【飞兵奇袭沙家浜】唱段，这八个学生主要是表演舞台动作。在课余时间，我教全班学生学唱这一段京剧。那时候学校根本不注重文化课，上课时间干什么学校也不过问，我有充裕的时间来排演节目。后来，我干脆停了课，把所有的时间都来学唱京剧，经过反复训练，学生们已经把唱词背得滚瓜烂熟，最后，我挑选了唱得最好的二十名学生作为幕后演员。
在学唱那一段唱腔的时候，我就开始教那八个学生的动作。其实很简单，我们不可能全部模仿京剧里的动作，我只能把它分解为一句唱腔一个动作，不外是走步、跳跃、滚翻的几个动作，然后把它们串连起来就成。我看过好几遍京剧【沙家浜】，脑子里基本上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具体的动作我是从连环画【沙家浜】中学来的。起初我也不懂，后来排练了好多次，我自己也就慢慢的熟悉了。动作我教的很慢，花了很长的时间，经过反复的训练，学生们的动作也逐渐趁于成熟。学生们练的很认真，也很投入，我心里感到高兴。后来，我把演唱队和舞台动作队凑起来一块练，经过多次的演练，慢慢的也象真的京剧里的【沙家浜】了。
舞台的道具全部由我来准备，主要是枪，我从家里拿来几块木板，日夜加工，终于打制出八支道具手枪，涂上黑漆，也跟真枪差不多了。军装没有，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财力，我只叫八位学生每人准备一条军用皮带，佩戴上写上新四军的红袖章就行了。
新年到了，我们终于迎来了学演样板戏比赛的晚会。当我班演出开始的时候，我的情绪非常紧张，我不是担心他们演得好不好，我是害怕出问题。在那个年代，你说错了一句话，唱错了一首歌，都要上纲上线，追究你的政治问题。还好，我们的演出不但没出问题，而且非常成功。当晚会結束，学校宣布我班获得第一名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围在我的身边，欢呼跳跃，高兴的流下了眼泪。
后来，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我经常带领班级的文艺宣传队到各生产队演出，虽然我们的表演不伦不类，但也赢得了社员群众的一片掌声。
十九、特殊年代的终结
一九七五年九月，刚开学不久，学校来了一批实习生。文昌师范学校七六届毕业生来我们学校实习了。
那时，我已经调到了总校，担任了四年级2班的班主任，教四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我班来了三位实习生，都是男的，年纪跟我差不了多少，因而非常投机。
我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因为这不但减轻了我的工作量，而且有了新的朋友，我们的生活会更加丰富多彩。
我非常积极地配合他们工作，从班主任工作，到备课和上课，我都热情地帮助他们，为他们提供方便。我还要求我的学生象对待我一样来对待他们。在实习工作开始的第一天，我把他们带来教室跟学生们见面，我热情洋溢地对同学们说：“这是你们的新老师，是从文昌师范学校里毕业出来的，是非常棒的老师，你们一定要听从他们的领导，认真上好他们的课，同学们，你们能不能做到？”
“能！”学生们欢呼了起来，对他们的到来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后来一个多月的实习工作中，我和实习老师合作得很好，班里很多工作我放手让他们大胆干，如组织学生做早操啦，开班会啦，管理校办农场啦，做家访啦，他们都做得很不错，处处以身作则，在学生中也树立了威信，圆满地完成了实习工作中的各项任务。他们的课堂实践也很不错，学生们都反映他们上课上得很好，听得明白，感到非常满意。在学习和工作中，我和实习老师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毕业好多年以后，分配在各地工作，有的还转了行，还不断地给我来信，对我的帮助表示感谢。
在繁忙的实习工作之余，我们学校的老师也跟实习老师开展了各种活动，学校的教工排球队跟实习老师多次进行比赛。我们还联合举行了一次文艺晚会，他们的精彩表演获得了学生们的喝彩，这些活动，大大的丰富了我们学校的文娱体育生活，在学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晚上，我还带几位实习老师到海边去抓鱼。那天正是大海退潮的时候，很多珊瑚礁都露出了水面，大海里静悄悄的，海浪轻轻地拍打着礁石，星星儿眨着眼睛，向我们投下友好的目光。我们在大海里来回巡视，用大灯照，結果抓了很多章鱼。回来以后，我们搞了一台章鱼宴，大家都吃得不乐亦乎，还喝了酒。有个实习老师对我动了情：“黄老师，你真好，学生们都听你的话，还帮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你是个好老师，我很羡慕你。”我当时喝得半醉，結果把肚子里的话都倒了出来：“要说羡慕的话，是我羡慕你们，你们才是真正的老师，你们是师范学校里培养出来的，是合格的老师，我们都是假的，是冒牌的老师！”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是啊，我现在还是一个民办教师，捧的是土饭碗，什么时候我才能成为一位正式教师呢？
一九七五年的下半年，政治气候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上面正在大批“教育修正主义复辟回潮”，据说是针对邓小平什么的。下面也跟着风走，公社教育组多次召开全公社教师会议，又是传达中央文件，又是布置大批判，还要求学生参加，搞得人心惶惶。
1975年10月份，公社召开教师会议，传达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问题的中央文件。会后要求各校立即掀起评【水浒】的运动。
【水浒传】是我最喜欢看的一部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它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数百年来，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可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文革中，这部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文学作品却被四人帮当作反面教材，掀起了一场所谓的评【水浒传】的高潮。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部作品受到四人帮的横加指责，进而兴师问罪呢？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国陷入空前的政治经济危机。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段低谷时期。1973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毛主席同意一部分老干部恢复工作。作为“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邓小平，也从江西回到北京，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坚决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我国的各项工作进行全面的整顿，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国逐渐恢复了生机。四人帮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他们想方设法，寻找一切机会，妄图给邓小平以及一批老干部以新的打击。
1975年8月13日，毛主席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狄谈话时，提到了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中讲过【水浒】这本书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并就这本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8月14日，芦狄把毛主席有关【水浒】的谈话整理成文，送给姚文元看。当天，姚文元复信毛主席，表示赞同毛的看法，并就解放以来有关【水浒】的评论情况谈了自己的观点，建议“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断落，并组织或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很快，毛主席批示：同意。
借助毛主席的批示，四人帮一伙积极活动，又在中国大地上卷起一股浊浪，掀起了一场所谓的评【水浒】的热潮。
按照上级的指示，学校领导赶快转向，把批林批孔运动变成评【水浒】运动，学校里又是开大会作动员，又是组织教师查找资料，贴大字报，把批孔老二变成批宋江，搞得热热闹闹。当时还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我稳约知道，中央又出了大事，可能某个大人物又要倒霉了。我于是从家里拿来我最喜欢的那本小说【水浒传】来，每天给学生们讲水浒的故事，讲宋江的故事。【水浒传】这部古典小说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许多情节我都背得滚瓜烂熟。在课堂我讲得非常生动，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教室里悄然无声。最后学生问我怎么批，我一时愣住了，我也不知怎么批呀！于是我只得教他们照抄报纸，照抄社论。
1975年8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短评【重视水浒的评论】。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公布了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论述。从此，以毛主席的评论为论点的评论【水浒】的文章，连篇累版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以批判投降派影射周恩来、邓小平。【人民日报】还用形容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面黑身矮的孝义黑三郎”这类语言，影射批宋江就是批邓小平。
面对四人帮一伙的攻击，邓小平大义凛然，泰然处之。邓小平在1975年9、10月间就整顿工作多次针对他的攻击时说：“这样做，无非有人说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无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
1975年9月，毛远新担任毛主席的联络员，多次向毛主席作了歪曲情况的汇报：“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对邓小平为代表的一部分老干部进行了批评：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主席还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问题的信作了批示，表示了对迟群、谢静宜的支持，批评了刘冰等人。
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主席对反映迟群问题的信的批示，实际上是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端。
12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刊登的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文章以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为招牌，把教育部长周荣鉴根据邓小平着手整顿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所做的讲话说成是“教育界的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章最后说“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邓小平。
以“教育革命大辩论”为起点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就此开始了。
这时，学校里的大字报越来越多了，火药味也越来越浓，都是批判右倾翻案风的，当时还没有点邓小平的名。学校要求各个班级紧跟形势，召开批判会，写大字报。我班的大字报最多，受到学校的表扬。我也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多次在全校教师会上做了发言，并被推荐在公社教师大会上作经验介绍。当时，社会上的政治谣言越来越多，主要是针对王【王洪文】、张【张春桥】、江【江青】、姚【姚文元】等中央领导的,那时还没有【四人帮】这个名称。江青的最多，其次是王洪文的。王洪文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仅次于周恩来。由于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爬上了高位的，很多老干部对于他都很不服气，当时社会上到处流传着朱老总奚落王洪文的政治笑话。
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他去看望朱老总。朱老总对他那妄自为尊的神情无言以进，瞄了他一眼，用拐杖指指天，又羅羅地，没有说什么就叫他走了。
王洪文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大笑：“你这还不明白，朱老总说你是不知天高地厚。”
又有一次，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他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朱老总要王洪文把桌子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王洪文想来想去，搞了很多动作，鸡蛋就是立不起来，只得认输。
后来，王洪文又去请教邓小平。邓小平说“这很容易”，只见他把鸡蛋往桌子上一碰，鸡蛋立住了。王洪文大惊失色：“你怎么把鸡蛋给打破了？”邓小平神色若定：“不破不立，这么一破，鸡蛋不就立了吗？”
象这样的政治笑话，社会上还流传很多。
按照上级指示，教育组要求各校召开教师会议，追查政治谣言，结果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什么结果来，学校领导只得强调老师不要信谣，也不要传谣。
1976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极其重要的一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1976年4月5日，首都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总理、支持邓小平的“四五”运动，遭到四人帮一伙的残酷镇压。
1976年7月28日零晨3时42分53秒，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死亡人数达二十四万，国家人民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开展了防震救灾工作，我们学校也搭起了防震棚，老师在屋外休息，学生在防震棚里上课。我们大队地处海边，不但要防地震，还要防海啸，师生们的情绪非常紧张。
1976年9月9日，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9月18日，毛主席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北京百万各界群众参加追悼会。
就在这一天，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举国上下，八亿人民沉痛悼念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学校也组织了上千名师生，步行十几里路，来到公社中学的大操场，参加公社举行的隆重追悼毛主席大会。
10月6日，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几天以后，学校又组织了上千名师生，步行十多里路，参加了公社举行的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