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一个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北大荒长林岛一家农户的窗口，却透出了微弱的灯光。这是二十四生产队汤孝雄的家。夫妻两个正在整理随身的行李，准备着路途中所需的物品。她们不到一岁的儿子，还在炕上熟睡着。
汤孝雄和他的老婆老孟，都是哈尔滨的知青；1969年8月，一起来到北大荒屯垦戍边。那时候还是生产建设兵团时期，由现役军人们领导着；二十四队叫做二十四连。1976年2月，建设兵团撤销了，她们所在的连队，归入到国营农场，随之改名为二十四队。
天慢慢地亮了，夫妻两人吃过早饭，叫醒了她们的儿子，带上行李出了家门。家里的东西有的送了人，有的已经托运走了；她们今天要离开北大荒，回哈尔滨去了。这里有她们遗失的青春；还有无数难忘的记忆。
一家人走到UT车的旁边，开车的驾驶员还没有到。约定的是五点钟出发，汤孝雄看了一下手表，还有一刻钟的时间。他环顾四周，显得冷冷清清的。知青们几乎走光了，只剩下几家像他一样有小孩的还没有走，但也在等待着机会回家乡去。
农村毕竟是农村，落后是它的代名词。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年，只多了一些新开垦的土地，增加了几座砖瓦房，没有大的变化。但他从十七岁的青少年，却变成二十七岁的青壮年了。岁月如梭，韶华流转，他现在要携妇抱子回哈尔滨了，这是他最大的改变。
记得刚到北大荒的时候，他被分配在农工排，天天早出晚归，在干着各种体力劳动的活。他割过大豆；割过苞米；在场院里扬过场，装过粮食；到树林子里伐过树木；拓过大坯，造过房子。农工的那些苦差事，他几乎都干遍了。
因为他埋头苦干，半年后调到了马号，跟着李文堂当学徒，干起了赶马车的活。他用心学习驾车，很快放了单，一干就是四年多。他的马鞭梢儿，甩得啪啪地响；马似乎也听他的话。人和马配合得好，既安全又效益高，李文堂人前人后夸赞自己的徒弟实诚。
眼看着自己长成大小伙子了，还在赶着马车跑，接触不到大姑娘，他心里着了急。天天找连队领导，要求回农工排去干农活。领导拗不过他的执着，同意了他的要求。
二十四连有四个农工排，两个是男知青排，两个是女知青排，农忙时节大家都在一起干活。他很快找到了心仪的姑娘；他的女朋友比较老练，大家都叫她老孟。在北大荒，虽然没有霜晨月夕下的浪漫，爱情也缺少浓郁的色彩，但两个人心心相印，在艰难的岁月中互帮互助，也算是苦中有乐了。
老孟是农工排的班长，平时工作比较负责。女知青们把她当大姐姐看待，有事无事总爱与她说些悄悄话；她也关心爱护着小姐妹们，为她们分担着心灵的烦恼。她带着姐妹们，一直在第一线干着农活。长期的体力透支，使她得了好几种慢性病，尤其是胃病很严重。汤孝雄心疼自己女朋友，经常买一些饼干送给她充饥。
眼瞅着返城没有了希望，为了改善生活，她们在1978年初结了婚，年底就生了一个儿子，夫妻俩人无比的欢喜。想不到当年10月，北京召开了全国上山下乡会议，上面来了新政策，未婚的知青可以返城了。那些结过婚的却回家无望，他心里想：人算不如天算啊！
但政策随着人心走，她们在无望中，只过了一年的时间，新的政策又来了，结过婚的知青也可以回家了。她们终于等来了希望，回城市后要一心一意奔向新生活。
那天是1979年11月3日，距当年到北大荒十年零三个月。汤孝雄一边思前想后，一边看着驾驶员走过来。他看看手表，正好五点钟。他的老婆和孩子坐在驾驶室，他坐在UT的拖斗里，迎着寒风，向双柳河进发。
二十四队到双柳河七十多里地，UT开了两个多小时。他下车后买好了去福利屯的汽车票，八点钟过路车从宝清县城开来了。汽车里人挤人很乱，有人给母子俩让了座，汤孝雄站在老婆座位旁，把屁股向着走廊，护着母子俩人不被人挤到。
中午到了火车站，买好了去哈尔滨的火车票，火车傍晚才可以到。他拿出自带的冷馒头，在车站炉子上烧烤好，又把军用水壶灌满了水，夫妻俩就着咸菜吃过午饭和晚饭。七点多钟火车来了，她们上去找到座位，老孟哄着孩子睡着了。他在老孟旁边坐下，眼睛半开半闭假睡着，生怕行李被人偷了去。迷迷糊糊地睡睡醒醒，凌晨到了哈尔滨，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他的家在道外区，只有一间正房和一间偏房。正房的前半间住着他的父母，后半间住着几个弟弟妹妹，也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了。因为她们的到来，只好把偏房腾出来给她们住；偏房只有十平米，好歹算有了个落脚点。他掏空了衣袋，清点了所有积蓄，一共还有九十多元钞票，这是他俩在北大荒的全部积蓄。
回家后第一件大事是找工作，夫妻俩都没有顶替的位置，要等待居委会安排就业。汤孝雄翻来覆去作了考虑，决定先去做一点小生意。他去工厂批发来铅笔、卷刀、橡皮筋等文化用品，走街串巷做起了买卖；时间长了发现一些门道，用大米加工成爆米花，分装好了再出售，利润多了好几倍，本小利微勉强糊口。
赶庙会时学到人家的经营，用钢丝截成一段段，做成小玩具钢丝连环套，在庙会摆开了地摊，生意兴旺利润也高。但庙会一个月只有几天，他还得走街串巷挑担担，卖文具糖果爆米花，靠多种经营赚到了一些钱，不但可以维持生活，还有了一些积蓄。
半年后老孟有了工作，被安排在工具厂做剪刀；汤孝雄分配去化纤厂做烟嘴，一家人终于安顿下来。弟妹们看见哥哥嫂嫂有了工作，不愿意几个人再挤在一起了，话多话少起了矛盾，她们只好租房子搬出去单住。后来用累积起来的的储蓄，又借来一些钱，在郊区买了十平米的偏房，算是有了自己的房子。但生活实在太艰苦，上下班不方便不说，还要吃咸菜吃粗粮省钱还债。
第二年老孟有喜了，恰逢实行计划生育，她们既没有抚养孩子的时间，也没有准备好经济条件。夫妻俩人商量来商量去，毅然下了决心，老孟到医院去引了产。夫妻俩心里虽然不好受，无奈条件不允许，也只得忍痛割爱。后来提倡独生子女政策，她们响应国家号召，领来了“独生子女证”，免去了许多后顾之忧。
夫妻俩人含辛茹苦，省吃节用，把借来的债还掉了；把儿子也慢慢的养大到十几岁了，她们终于可以踹口气了。但老孟的厂子不景气，老孟下岗待了业。她只得四处找活干，到工地去搬过砖；到大街去扫过地；给生育的产妇伺候过月子；凡是能够找到的活她都干。她本来身体就不好，回哈尔滨后一直没有休息好，还经常地犯胃痛，也挤不出时间去看病。
有一天搬砖时，她感到胃痛剧烈。工人们把她送到医院，经检查得了胃癌晚期。医生通知家人必须手术，但家里没钱付医疗费。汤孝雄只得卖掉房子，又借钱凑足手术费，才做了手术；下一步没有钱化疗，知青战友们知道了这一消息，大家凑钱给她去化疗。可化疗后过了一年，老孟胃癌扩散转移，医生们尽力也没有能够挽救她的性命。她走的时候才四十五岁。汤孝雄父子俩人没有地方住，他的单位厂房边有一杂物间，不到十平米，才安顿了他们父子俩住所。
老婆刚走一年，汤孝雄单位也倒闭了，他从此失业了。只得到处打工赚小钱，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大成人；儿子成家立了业，一回头发现自己变老了。儿子叫他住一起，为了不影响年轻人的进步，他坚持住在那个小屋里。
那些年的辛苦和付出，是因为缺乏知识。她们在文化大革命前，读完了五年小学；初中只读了一学期。1969年上山下乡，变成了知识青年；其实是没有知识的青年；四人帮的愚民政策，害得她们不浅。如果文化程度高点，她们也会有发展，不至于受苦受累一辈子。
2020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