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的夜晚,月色皎洁而又清冷。远处庄稼地里的苞米,在月光下连成一片黑苍苍的海洋;近处农家的草坯房和门前的菜园子清晰可见;袅袅的炊烟正从屋顶悠然地飘散开去;东北乡村的浓郁而温馨的团圆气氛,弥漫在北大荒农家的草屋里。
知青们居住的大宿舍酒气冲天。哈尔滨知青龚学兵,手里拿着一只月饼,嘴里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也有北京的知青,唱起了“山高高不过东条山,东条山耸入在白云间,我们是北京的知识青年,受挤来到了东条山……”;他们的歌声刚停,有人轻轻地哼起了《南京之歌》,“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歌声凄楚低沉,挑动着人们的心弦。思念家乡和亲人的情绪流荡在知青们的心田。
我和顾大男俩人一起走出大宿舍,顾大男带着一把胡琴。我们在场院的晒场坐下,抬头望着明月,低头思念故乡。我们侃侃而谈:谈政治,谈文艺,谈历史,谈理想,谈文化大革命,谈科技人才断代,谈知青文化缺失的寂寞。
场院里月明如水夜沉人静,顾大男拉起了二胡。他的胡琴看起来有些精致,拉琴的手法也很熟练。他先用一只口喋与二胡调好了琴弦,然后左手握弦,右手拉弓,弓线与弦线轻轻相碰,手指间流出了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琴声凄婉,旋律回荡,如溪水涓涓流过心田,哀愁情绪如泣如诉,思念家乡和亲人的感觉弓弓到位。
我闭目凝神静听,如痴如醉似梦似幻。年迈的亲人,幼小的弟弟,爹娘的身影都闯入了脑海。泪水噙满了眼眶,心里有一股酸滴滴的感觉。接着他拉起了《梁祝》,还有刘天华的二胡曲《良宵》,把我的情绪充分调动起来了。琴声悠然飘散,我的心里却虚怀若谷。
我与顾大男都是舟山的知青,又同在一个排一个班,还是紧挨着睡在一个铺的室友。我们如高山流水遇知音,在北大荒相处的几年时间里,我们有喜欢读书的共同爱好,互相之间也有讲不完的话题。后来他调到四营中学去当老师了,我感到更加的寂寞,从此再没有听过他拉的琴声。
顾大男调走后,我失去了知音,生活变得无所适从。每天听着高音喇叭里毛主席语录歌;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沙家浜》等选段;还有“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有时候电影放映队来我们连队,放映的还是革命样板戏。无论多么高雅的节目,翻来覆去的看,翻来覆去的听,就变成了炒冷饭,也倒了胃口。后来再来放电影的,我干脆去看书,研究起马克思的《资本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还有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这些书都是我从舟山带到北大荒的。那时候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拼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后来连队派我参加团政治处举办的《共产党宣言》学习班,回来我就为连队团支部举办的夜校去上课。讲《共产党宣言》和《实践论》。我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业余生活算是充实起来了。
1970年11月,我们连队派去桦川县参加水利大会战的知青们完成任务,胜利凯旋了。他们见到我,都叫我高科长。我有些愕然,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后来向我解释,原来在水利工地看了一部《铁道卫士》的电影,公安侦查科的高科长,据说与我长得如同一出,回到连队他们把我当成高科长叫开了。
从此我有了高科长的绰号,我也为此而自豪。可是我还没看过《铁道卫士》的电影,于是我天天盼望着,期待中等了一年,终于盼来了这部电影,看完才知道我确实很像高科长。路上相遇,有人直呼我高科长。高科长是人民警察,我是地头干活的农工,怎么可以冒名顶替。但那时候能够看到故事片电影,实在是我们的幸福。
没有文化生活,看不到好电影,知青们确实感到非常枯燥。每天的生活,无非是白天干农活,晚上开大会政治学习。团支部规定,必须背熟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于是我们天天背诵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为了丰富知青的业余生活,我们连队的副指导员颜锦荣,决定开展图书箱活动,把连队的一些书籍借出去。我自告奋勇,与女知青夏淑芬一起开展工作。但是图书箱里的书十分有限,没有大家喜欢看的书,再说也没有时间看书,结果一年里只借出了几本书,图书箱借书活动只好停止了。
有几年快到春节,各省市也有慰问团来慰问知青,他们带来了文艺节目,但我们的连队太偏僻,慰问团到不了我们连队。他们只到一些师团级单位,或一些交通比较方便的集镇。1971年春节前,浙江省赴黑龙江知青慰问团,不但为我们带来了歌舞团,还运来了一车皮的大米慰劳,可是我们既没有看到过歌舞团身影,而且一年里只吃过一顿大米饭。我这才知道,慰问团不过是一种应景的形式罢了。
那些年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各个师团,都组织起了文艺宣传队,其中要数三师十九团的芭蕾舞《白毛女》最出名。芭蕾舞剧团那些业余出身的演员们,在东北三省跳了三百多场。但是这个剧目我们太熟悉了。阳春白雪的芭蕾舞,对我们下里巴人缺少吸引力。1971年麦收,该宣传队到我们连队演出,演出场地安排在场院储粮库。麦收很忙,知青们都在麦地割麦子,来看演出的是些年老年少。我当时在场院工作,那天演出了芭蕾舞《白毛女》,还演出了几个小品。小品演得不错,反而能提起观众的兴趣,两手交叉模仿康拜因割麦子的动作,我至今记忆深刻。那时候的中国人民,都想看故事片的电影。我们如饥似渴地盼望着百花齐放的文艺春天的到来。
1972年春天我回家探亲,来到了舟山群岛。当时的定海县海天电影院正在放映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整个舟山地区都沸腾了,万人空巷看电影。从沈家门去定海看电影的人是成千上万。汽车拉不了,就动用舟山水产公司的运输船,一船船地送观众去看《卖花姑娘》。有些人看了一遍又一遍,眼泪都流成了河。一部普通的朝鲜电影故事片,竟然有那么大的轰动效应,可见当年是多么缺乏故事影片,完全可以用饥渴来形容人们对故事片电影的追求。
从舟山探亲回到北大荒隔了半年,我在连队也看到了《卖花姑娘》。后来慢慢有了进步,其他的电影故事片,在1974年后逐步地放映了,如《渡江侦察记》、《闪闪的红星》等,都是很受欢迎的。特别是《红楼梦》的放映,这好像是破天荒的事件。那年夏天,我在北大荒十九团医院住院,晚上团部机关广场放映越剧《红楼梦》,人山人海,可是北大荒人听不懂越剧里的语言,失去了看电影的兴趣。很多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比较越剧,东北人更喜欢二人转。这是传统节目,东北人也叫小秧歌,脍炙人口,很受欢迎。讲究唱腔,手势,动作。在台上唱唱跳跳说说笑笑,充满了欢快的喜悦,1974年也可以在穷乡僻壤的台上演出了。
那时的主要文艺形式还是革命样板戏。1975年我回舟山养病,看到了写赤脚医生的《红雨》,反映农村合作化道路的《金光大道》。这些作品其实是样板电影,数量如秃子的头发寥寥无几。
在舟山我看到了电视机,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街头巷尾一大群老老小小,围坐在一台17吋的黑白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加里森敢死队》,我也不由自主地站下来。那个精彩的战斗场面,真是动人心魄无法忘怀。后来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文化艺术的春天终于到来了,我们开始享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时光。
2019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