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7年秋冬之际。一个年轻女工约我在她家里见面，我感到很突然，因为我并不认识她。她跟我的一个女同学是朋友，托这同学带口信给我，大意是很仰慕我，想跟我谈谈思想。
在去她家的路上，我有一丝兴奋，有一种神秘感，这是第一次被一个女孩子约会，尽管只是“谈思想”。
到了她家，一股尿臊味扑面而来。我一看，屋里绳子上挂着许多尿布，原来她的嫂子生小孩不久，她正帮忙带这孩子。我们就在这种气味中开始谈“思想”，这时屋里除了那个还不会说话的小孩，没有别人。
其实也没有谈思想。我发现她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就算是启蒙，她还不具备谈话对象的资格。她问的唯一问题是：“听说你自比马克思，你要找一个燕妮，你找到了吗？”我愕然不知以对。虽然十分自负，我还没有狂妄到自比马克思的程度。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但她这么一问，我又感到，要矢口否认自己说过这话，好像有点对不住她。是的，在一个崇拜你的女孩面前，你怎么可能没有这样的豪言壮语呢？于是我只有含含糊糊，不置可否。
当时我在学校有一点名气。“文革”开始前，我已把高中图书馆的小说几乎读了个遍，然后是诗歌、散文，然后是《鲁迅全集》，然后是马、恩、列、斯的著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阅读材料汇编》等等。待到“文革”爆发时，我脑子里装的东西使得我不那么轻信上面说的一切，对毛泽东也不那么盲目崇拜。例如，涉及毛刘路线之争问题时，刘少奇的一个罪证是，他在“八大”作的政治报告是反对毛泽东的。然而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阅读材料汇编》中看过这个报告，还看过收录在该书中毛泽东在“八大”所致的开幕词，并没有看出两者有什么冲突。而且，刘少奇作政治报告，是代表整个中央委员会，并非是他个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没有毛泽东的认可，这个报告是不会出笼的。这本应属于常识，但在当时，由于对中共高层的神秘感，以及多年来被培养起来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寻常百姓很难去这样推想。我看过这些材料，比较能够独立思考，不觉对毛的做法之真实意图产生怀疑。
当然我也不可能置身于这场运动之外，我也写大字报，但那浓郁的文学色彩和个人情绪的宣泄让人耳目一新，例如写了一篇类似小说的大字报（标题为《狂人日记》，模仿鲁迅笔法），当时看的学生络绎不绝，包括一些校外的人也来看，于是有不少人慕名结交。
我在参加运动的同时，多少有些超越这场运动。正像文艺上有唯美主义，下围棋的有一种追求构形美的流派，宁可走输也不愿意损坏美的形状，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如果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也就是书呆子），在政治上必定会倾向于一种唯美主义（说空想主义也行），就像堂吉诃德跟风车搏斗一样。我常常向朋友们发表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不是报纸上的那些套话，他们听起来十分新鲜，以为我特有学问。“马克思与燕妮”之说，当是来自这些朋友的以讹传讹。
这以后她又找过我几次，看来并不是要“谈思想”，而是想谈对象。她人长得还算清秀，虽然并不特别出众；待人接物不免有些世俗，但比较乖巧，不招人讨厌，我也就愿意同她继续交往下去。这期间我也去过她所在的工厂一次，不巧她正在病中。她不要我用她的茶缸喝水，说她的肺炎可能传染，另外拿了一个杯子。虽然我并不在意这个，仍然感到她的细心和体贴。
大约一年以后，也就是1968年底，我作为知识青年被赶到农村去当农民。这以后我给她写过一两封信，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通过那位女同学，我得知她的态度：她不打算继续同我交往下去。其原因很明显：我现在成了农民，而她是工人，身份上的差距已经凸现出来。当时的宣传口径是，要我们这些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大概她认为我已经属于那些前途无望的人了，“马克思”么，那毕竟是虚的，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以及可能的前途才是实实在在的。在此之前，她是初中毕业，未能被推荐上高中而当了工人，而我已经高中毕业，以后的地位或许比工人高。她愿意跟我交往，未必没有这种势利的考虑在内。而我却真的以为她把我当“马克思”看了，真是呆得可以。
以后我们再没有任何往来。过了两年，我听说她跟一个同厂的年龄比她大许多的技术员结婚了。这个消息没有在我心中激起什么波澜：本来我跟她之间顶多就是一般的好感，还说不上是爱情。
一场“燕妮”寻找“马克思”的演出，就这样以喜剧开场，最后以滑稽剧的形式结束了。是的，现在看起来，确实很滑稽，很有趣！
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