帐子灯是一盏马灯，如果挂在船上，又被叫做桅灯。我叫它帐子灯，是因为这盏灯一直挂在两个蚊帐的中间，挂了好几年。蚊帐在我们舟山叫做“帐子”，挂在蚊帐的灯，自然被我叫做“帐子灯”了。说起来，这里还有一段故事。
我们舟山知识青年，屯垦戍边来到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连队偏远，没有外电输入。白天生产，夜里生活照明，全靠发电机发电。连队有一个规定，晚上八点半熄灯。这可苦了我们知青：我们白天早出晚归在田间地头干活，回到连队，每天晚上的政治学习完毕，想看书，写信，或做一些缝补袜子之类的事情。没有了电灯，什么都做不了。生活再苦，还能够忍受；没有了光明，生活很枯燥。
我们连的知青住在“大宿舍”。一个排三十几个人住一间屋子，分成上下两层铺。下层是火炕，上层是木板铺。北方人爱热乎，喜欢睡火炕；南方人爱清洁，喜欢睡上层木板。上下都是大通铺。每层睡十几个人。我在上层铺的最后靠墙一个位置。那里有个长方形烟囱凸出，凹进部分是墙壁。这就有了一块四十公分宽，一公尺长的空间，可以给我利用。
我的铺位一边，紧挨着这块空间，正好放得下我的一只帆布箱子。那里是我的天地：帆布箱子里有我满满的一箱子书籍，箱子盖变成了我的书桌。北大荒蚊虫多，每个人安装着帐子。拉下帐子，在里面看书，就是一个阅览室。于是，这块宝地，变成了我的书房。
我庆幸我拥有这块宝地；我庆幸在这寂寞的北大荒，我拥有属于我一个人的书房。而且是一个秘密的书房。只要我有时间，我可以尽情地看书，写文章。
我有一些文学类作品、历史书、还有教科书。是我赴北大荒时带去的。有些书当时被视为“毒草”，禁止看。看书本身，会被视为“一心想读书”。不能让人知道。如果有人举报，要被批判。
每天晚上的八点二十五分，电灯光会闪一下，这是通知大家，马上要熄灯了。八点三十分，电灯准时熄灭。满屋子的黑暗，笼罩着宿舍。可惜了我满箱子的书籍！可怜了我满腔的读书的热情！
紧挨着我铺位的是舟山知青顾大男。他是“68届”高中生，而我是“68届”初中生。他不但知识丰富，而且好学，还给我许多学习方面的帮助。最可贵的是他温良恭谦让的性格。与我很合得来。我们两个人商量好，合资买了一盏马灯，安放在我与他帐子中间。两顶帐子，四根挂杆。相邻的两根挂杆，离开二十多公分距离，另找一根三十公分长的木杆，安放在两根挂杆上，用绳子固定好，把马灯挂上去，就成了我们两个人的灯。
马灯使用煤油，在当时买不到煤油。只好到发电房，向工人师傅去要一些柴油，代替煤油使用。晚上熄灯后，把灯点起来。昏黄的灯光，瞬间照亮了我们两个人的空间。我们在书房里看书、写日记、也写一些文章。小小空间，是我们的乐园。书籍中有无穷的趣味、寄托了我们对未来的憧憬。
马灯的光，火烧烟熏，昏黄中腾着黑烟。那是使用柴油的缘故。灯孔中散发出来的黑烟，熏黑了天花板，也熏黑了两边的帐子。每天早上，鼻孔里擤出来的也是黑色的污垢。
岁岁、月月、日日，每当电灯熄灭，我们就点亮属于我们自己的灯。那是多么浪漫的夜晚呀。农闲的冬天，夜里的时间，才属于我们自己。当北风呼啸着，在大宿舍外面肆虐，帐子里的书房，充满了温暖的遐想。我们可以思乡念友；我们可以奋笔疾书；我们可以漫游诗书；帐子灯伴着我们度过寂寞时光。希望之神在北大荒的冬天的田野里奔跑着！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有一天，顾大男得到了通知，调到营部的中学当老师。我为他高兴，为我自己惆怅。他走的时候，撤走了他的帐子。他把挂杆和马灯留给了我。他空出来的铺位，来了北京的知青章垦。也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章垦说过，我是他的老师，这是他的客气话。但我们确实一起努力过。
顾大男调走了。我走了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很好的老师。两年的时间里，他给我很多的指导。我到营部去看过他几次，他依然给我指点。1973年邓大人复出主持党中央工作，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我被推荐考大学，他给我找了一些应付考试的资料。
考试后，《辽宁日报》刊登了张铁山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文章。随即《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也作了转载。这轰动了全国。考试成绩统统取消。一切努力归于零。我参加了考试，我没有能够去读书，至今不知道确切原因。
后来，大宿舍里农工一排的屋子，变成了危房。我与章垦一起搬到了农工二排的屋子里。就没有能够再使用帐子灯。我失去了我的书房，我感觉无限的失落。我把帐子灯用旧的报纸包好，放在了我的床头边。
由于长期的劳累；缺少营养；缺少睡眠；还有帐子灯的火烧烟熏，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吐血了。送到团部医院，检查结果，我患了严重的肺结核。我被送到哈尔滨的兵团总医院治疗。没有想到这一走，从此再没有回到生活了四年的连队。1974年我回到了舟山老家修养。二年后办理了病退。我精心保管的帐子灯，从此没有了下落。
2019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