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正在读初一上学期的我，受命于大哥的指令，半途缀学，到大队当了通信员。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头衔“小鬼”，扛起了“传口令”的重任。
大队办公楼与我家只一墙之隔，是一栋古木结构的两层楼老建筑，屋内有一个天井，把一楼分成上下两个大厅，上厅的左上角是一个厨房，是我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上厅的墙上中央，写着朱红的八个大字：“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天井的右上角（天井边）有一条木楼梯通往二楼的舞台。舞台常常有唱红歌，演红戏，开群众大会，时不时也会有几场“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之类的电影。台上千奇百怪，台下人头攒动，欢呼雀跃。舞台的东西两旁是领导层的住宿与办公的二合一房间。我的房间在二楼的入口处，既是传达室，又是值班室，里面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台手摇电话机，电话机像一只黑猫，昼夜坐立在黑呦呦的房间桌上，令我寝食难安，时不时发出“叮铃铃…，叮铃铃…“的呼叫声，时而划过夜空，传来远方的佳音；时而惊动梦乡，呼唤亲人的求助；时而发号施令，雷声大作；冲破平静，扣人心弦。既期盼，又害怕。一开始出于新鲜与好奇，一听到铃声，就冲上二楼，气喘嘘嘘，“喂，喂，您好！”飞奔不停，时间久了，慢慢地摸索出了铃声规律：一长一短是呼叫桃洋大队的，两长一短是呼叫坂头大队的，一长两短是呼叫王大厝大队的。而我也就成了它走街窜巷传口令的使者。凡是有找人，托信的电话，不管白天深夜，或是里村外村，都要及时传递给下方。空闲时间，偶尔也会摇着手柄“一长一短”或“两长一短”地跟邻近大队的同行聊些趣事。
那时，大队编制中只有两个人拿固定工资：一个是支部书记，月薪36元；一个是通信员（通常称小鬼），月薪12元。副书记，民兵营长，团支书，妇联主任等人只能拿误工补贴。虽然，收入微薄，但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已是令人垂涎的工作了。大哥是支部副书记，大队的第二把手，担心我读书无望，虚度年华，想让我磨砺能力，寻找上升机会，多一个家庭支撑点，才把我拉了进来，对我甚是苛严。有一次，几个闲职的年轻干部，夜间玩得迟了，要我烧点心，而正在房间睡觉的大哥被香飘飘的糯米饭香味吹醒，颇为生气，于是，把我叫到房间，进行了一番说教：“你知道父亲为了省下口中的粮食给我们吃，自己差点饿死的故事吗？家里常常是用杂粮充饥，你竟然如此糟蹋粮食，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兄弟姐妹吗？”听着大哥的训话，想想大哥为了家庭从小弃学，省吃俭用，放弃了许多工作机会，不都是为了我们兄弟姐妹吗？想到这里，我不禁泪如泉涌，大哥的眼框也湿润了。这个教训，成了刻在我幼小心灵上的烙印，直到今日我都不敢跨越雷池半步。所以，我既要受命于书记，又要受命于副书记的大哥，不准许出任何差错。
清晨，东方才露出一道鱼肚白，床头上的闹钟就击碎了美梦，我揉着睡眼，挑着两只大木桶，到水井打水，挑回满桶的水，踉踉跄跄，冒出的热气凝固成晶霜染白了眉毛。紧接着开始烧饭，红头的火柴在赤磷条纸上横七竖八地擦着，鲜红的火舌舔着锅底越烧越旺，厨房也渐渐地暖和起来，米在水中翻滚，心情汹涌澎拜，精心制作着生米煮熟饭，颤栗的身子才挺直起来了。在这期间，我慢慢地学会了烧饭的手艺，无论大会小会，人多人少，我都是亲自掌勺，陶瓷罐饭，大饭甄饭，炒青菜，炒猪肉，样样拿手。不久，领导从救济物资中截留了一件新棉衣给我，我将三哥寄来的一件橄榄色军衣套上，穿着它既暖和，又时尚，神采奕奕。砍柴，挑水，烧饭，打扫卫生，端热水给上级下乡的领导洗刷，满村子吹口哨，传口令通知开大会，成了行走在大队院落与街巷深处的天使。
那时，“ 成份论”的寒风在这个狭小的村庄刮了十几年，造成人群的情感严重撕裂。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也称黑五）尚处改造末期，虽然，戴高帽，游大街，反绑批斗的场景不见了，但是，搞摊派义工的情况依然存在。每逢大队要召开大型会议，领导都要分摊男“黑五”上山砍柴，女“黑五"下水洗被之类的活。
有一次，我接到领导的指令，下达摊派任务，其中一名叫相的跟我父亲是世交，但成份却有天壤之别，他属于地主成份，我父亲属于贫农成份。因同宗同辈我叫他“相哥”。土改时期，工作队将他的资产没收，我父亲也从他那里分到一份没收来的山林林权，当父亲拿到的林权证时，却还给了相哥。这事传到干部水的耳里，顿时，水暴跳如雷，说我父亲是叛徒，正要动手捆绑批斗，幸好我的堂伯在场，呵斥制止，父亲才逃过了一场皮肉之苦。在我的幼小心灵深处，相哥并没有丰厚的财富，也没有剥削他人的恶行，而是个寡言少语、德高望重的人，族群中不管大事小事，只要他一句话，没有人不听。现在，要他接受不合情理的摊派，有点左右为难，不通知吧？恐会因此丢掉饭碗；通知吧？又怕伤了他的心情。想着想着脚已踏进了家门，相哥正坐在灶前满脸通红，我叫了一声：“相哥”，他随即站了起来，有点紧张，问我是否又有事了？我说：“后天大队要开大会，领导分摊你送上一担木柴。你是不是不舒服？如果不行，我代你向领导请个假，让别人去砍”。相哥急忙说：“我没事，我行，我行！"第二天相哥步履蹒跚，第一个挑了一担木柴送到大队。我婉转地完成了任务，也做满了人情。
相较于男“黑五”，而女“黑五”们更为艰苦。她们大多数是裹脚的，别说挑担，就连徒身走起路来也摇摇摆摆，我常常私下帮她们挑被褥行走至一华里之外的王厝溪头（小溪），偷偷地塞给一条肥皂。因为她们蹲不了身子，只能跪着洗刷，时间一长就腰酸膝疼，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于是总是跳下水中帮忙刷洗，尽量减少她们工作量。因此，也就成了大家口中的殷勤“小鬼”，成了干群之间的纽带与润滑剂。
然而，这些强迫他人无偿劳动，剥夺人身自由，甚至，盛气凌人的做法，引起我的不以为然，对于一些领导干部，是非颠倒，曲意逢迎，不办实事的行为深感厌恶。因而，在工作中也就少了笑语迎送，握手问候的举动。这却成了工作中致命的弱点。渐渐地越做越觉得前景暗淡，于是，向大哥透露了重返校园的心愿。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冲破了封闭的山区，也传到了正在食堂烧饭的我的耳朵里，一位省厅下放干部万元金，告诉我：“文革要结束了，马上就会恢复高考，你赶紧回校读书”。
七七年初，我揣着美好的憧憬，告别了那段五味杂陈的生活。回到学校插入初二下学期就读，赶上了中考。重圆我的求学梦。从此，传口令成了我人生中抹不去的记忆。
2016.10.10.于上海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