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是母亲唯一的弟弟，也是姥姥、姥爷的独子。
母亲是家里的老二，母亲上面是排行老大的大姨妈，下面是排行老三的舅舅，舅舅下面是排行老四的姨妈。在姥姥、姥爷的几个子女中，舅舅是他们独一无二的男儿。听姥姥说，自从她嫁到姥爷家就发现这是一家很穷的人，姥爷从小没了父亲，姥爷的母亲去世，姥爷将卖了三亩地的钱买了一口棺木才得以他的母亲安葬，一直到全国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时期，他们家还是老贫农。
那是解放前夕的一个灾荒年，姥姥带着大姨妈，怀里抱着舅舅正在吃奶的小弟弟去外县逃荒要饭，晚上他们住在一座庙里，小弟弟哭了一晚上，快到天亮时，小弟弟不哭啦，这时，姥姥才发现，小弟弟已经死在她的怀里。带着无限的伤心，姥姥将舅舅的小弟弟的尸体用土埋了后，抹一把眼泪，又带着大姨妈去讨饭。舅舅的小弟弟不在后，姥姥仍无法养活她现有的三个子女（大姨妈、母亲和舅舅），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以一斗黄豆的价值，将大姨妈卖给了一家人，这才养活了我母亲和舅舅。舅舅说从童年记事起，就开始拿一只碗到村里的富人家去讨饭，连大雁屎、都拣来充饥，什么野菜都吃过，带刺的“刺牙菜”每年都吃。就是在这么个贫穷的家庭，舅舅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懂事起，就听母亲常说我有个舅舅在遥远的新疆工作，但却没有和舅舅见过面，只见过他邮寄回去的一些黑白照片。
终于在一年的夏天，舅舅从新疆回来了，后来才知道那次是他前到广州治病，中途顺路拐回老家的。那天，我和二哥到十几里地外的马营村去看舅舅，这是我懂事以后第一次见到舅舅本人，舅舅给我们的印象很和蔼、可亲。
天快黑时，舅舅借了一辆自行车送我和二哥回家，他将我和二哥送到距离我们村南不远的马村公路边就回去了，从马村的公路边到我们千村，还有一截土路。当我和二哥回到家里时间不长，天空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我这才意识到了舅舅可能是怕下雨了回不去，才没有将我和二哥送到家里的原因，但那次舅舅送我和二哥回家时的那件事，却永远留在了我童年时的记忆中。
说起来话头长，舅舅在原阳县韩董庄乡姚村的民办中学毕业后，先后在老家的新乡市第三中学学习，后来又转到新乡市农业机械中学。
一天，学校要求舅舅必须把户口迁到学校。于是，他就到家里迁户口，找到所在生产队，不料，队长秦怀贵却说：“因为你在原阳韩董庄姚村上学，没有在家劳动，所以队里没有给你除免购点（即：一个人的免购点即一个人一年的口粮），只能给你开户口迁移证，不能给你开粮食关系！”在当时，没有粮食关系怎么吃饭？
当天下午，舅舅马上又返回新乡市农业机械中学，给班主任李老师汇报了生产队不给开粮食关系的情况。李老师说：“没有免购点你就只开户口迁移证，不开粮食关系， 由咱们学校凭户口迁移证到粮食局给你申报粮食关系！”
舅舅又赶紧回到村里，找到了生产队队长秦怀贵，把情况给他说明，他说：“既然这样，迁户口的事情是乡里管的，我们不管，你去找乡里去吧！”
第二天，舅舅到何营乡政府，找到了乡政府秘书张继秀。张继秀说：“你在办公室等一下，我去开个会，马上就会回来！”舅舅等了半个小时以后，张继秀回来说：“开迁移证必须经焦书记批准！”
舅舅马上找到焦书记。当时，焦书记正在躺在办公室房后的藤箩圈椅子上乘凉，舅舅将情况全部向焦书记说明，希望乡里把自己的户口给转到新乡市农业机械中学。
焦书记说：“你的户口不能开！因为你上学生产队就不同意，所以不能给你开户口，要开户口必须由生产队队长秦怀贵开条子！”
舅舅明白，这是因为自己父亲的原因才导致他们对自己这样的刁难。
解放前，为了生活，姥爷曾当过几天旧社会的“民团兵”，为此，姥爷付出了生命中很惨痛的代价，在内蒙古的一个农场接受了十二年的劳动改造，同时，舅舅也在成长的道路上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充满了艰难。
姥爷到内蒙古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时，舅舅还很小，但真是应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舅舅还在上小学，就开始学着种地了，赶车，犁地，耙地，打场等农活儿舅舅都会。这样，舅舅一边种地，一边上学，今天在地里，明天在教室，一直坚持到小学毕业。
起初，姥爷被送到现在的武陟县城（木城镇）看守所。姥爷在看守所被关押时，母亲曾经带着舅舅步行五十里地，到县城看守所去给姥爷送被子，结果并没有见到姥爷，看守让母亲和舅舅带给姥爷的被子放在门房里，就让母亲和舅舅回去了。后来才知道，姥爷还被经过了县城法院的审判，姥爷被判了二十年的劳动改造。另外还听说村里一个名字叫豹妞的人还诬告姥爷私藏枪支，搜查的人来到姥爷家里，把屋里的地面挖了差不多一米深，结果是什么也没有挖出来。多少年以后，舅舅回老家时，在街上碰到了豹妞，问他怎么知道姥爷私藏枪支的？豹妞失口否认是自己说的。
母亲说姥爷参加劳动改造走时，排行老四的小姨妈还很小，等他劳动改造完回来后，小姨妈已经长大了。姥爷从内蒙古劳动改造回来后，面部憔悴，身体瘦弱，人家料想象他这样的身体，再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恐怕就会危及生命，劳改农场的领导就给姥爷办了个保外就医。在他们看来，姥爷放回来也活不了几年，想不到他苦命有苦福，竟活了八十岁，这让对他怀有很深嫉妒的人心里很是不悦。
舅舅每当回忆起坎坷的求学历程，都会伤心不止。
姥爷参加劳动改造多少年后，舅舅在苦难岁月中也逐渐长大，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姚村的民办中学。当时，虽然家里只剩了姥姥和年幼的小姨妈，家里没有了劳动力，但年迈的姥姥仍然支持舅舅出去上学。
村里那些对姥爷有敌意和对舅舅进行刁难的人，自然不会让舅舅安安心心地完成学业，而是以种种的办法进行阻挠，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不给在原阳县姚村上学的舅舅分粮食，或借口村里没有会计，让舅舅辍学当生产队里的会计，舅舅都没有答应他们。
刚开始在原阳县姚村上学时，按当时国家一天四两（十六两秤）包谷面供应，舅舅六天只能带一斤八两的玉米面和一大包红薯叶去学校上学。
后来，舅舅因学习好，成绩突出，在班上当了学习委员，不少同学很愿意接近他。其间，有一个叫赵书战和赵庆旭的两个好同学经和舅舅商量合计，让舅舅到赵庆旭家里做饭，也就是等人家家里做完饭后，舅舅趁人家家里的火做饭，这样的目的是不至于舅舅因做饭而影响上课。
舅舅起先不愿意去，但拗不过赵书战和赵庆旭的两个好同学的好意，就去了赵庆旭家里。
没过几天，赵庆旭的母亲，也就是舅舅说的以后成了没有磕头的干妈妈—赵庆旭的母亲给舅舅说：“以后我们做好饭，我就把你的饭给你做好！也不给你加我们的面和菜，省得你因做饭影响学习。”舅舅没有同意，舅舅说就这都给人家添麻烦了，怎么再好麻烦人家，舅舅说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干妈妈是村里的妇女主任，给自己做饭害怕影响她的工作。
后来，舅舅放学回到干妈妈家去做饭，结果发现干妈妈都已经给他做好了饭，舅舅为此很是过意不去，但干妈妈却执意要这么做，舅舅也就默认了干妈妈的善行。
时间久了，舅舅发现，干妈妈给他做得饭也由稀变稠了。舅舅带的是红薯叶，干妈妈说：“红薯叶做起来很费事儿，我就随手将我们家不要的红薯给你放了一些！”
随着时间的推移，舅舅在和干妈妈的生活接触中铸就了一段母子般的亲情，干妈妈干脆不单另给舅舅做饭了，而是完全让舅舅和他们全家人在一口锅里吃饭。
在姚村上学时和干妈妈家之间的这段感情，舅舅现在每每提及，都会感激涕零。舅舅来到新疆以后，姥姥念人家对舅舅的好处，曾经迈着缠足，步行七、八里地，到人家家里给人家织布，并且还将家里的一些农用工具拿给人家家里用。舅舅每当回老家探亲时，都不忘到姚村去看望干妈妈—同学赵庆旭的母亲，并给上二百元钱，以报终身难忘之恩。
干妈妈的儿子赵庆旭也很争气，找上了工作，在中原石油公司给领导开小车，他的弟弟赵庆通也在新乡市运输公司找到了工作。
为了多给家里挣几个工分，每过星期天，舅舅都要从姚村学校回到马营村的家里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
一天，舅舅到地里摘棉花，等到过秤的时候，领队的队长将姥姥和当时有七、八岁的小姨妈摘的棉花伙到一起过了秤，按斤两给计算了工分，舅舅摘的棉花队里却不给过秤，而是全部抖落到棉花堆中充了公，明明看着是欺负人，但慑于队长的淫威，舅舅是敢怒而不敢言。
有一年学校放假，村里让舅舅黄昏加班写东西，回家时天太黑，人家让他提村里的马灯照明回家，不料想过了一段时间人家说马灯的油少了，说舅舅倒了他们的马灯油。
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舅舅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上学很争气、也很用功。那时家里异常贫穷，学校离家几十公里，住在同学家里，每到星期天，舅舅就到家里带些粮食给人家，有时星期天还帮助人家干些农活儿，又坚持到初中毕业。
因为舅舅家没有劳动力，生产队不可能让他去上学，乡里不愿意把户口给他转到新乡市农业机械中学，所以他的求学问题就这样泡汤了。上不成学了，舅舅经同学介绍，到焦作市的新乡煤炭转运公司装卸队当了一名装卸工，工作主要是往火车上装煤炭，工资是装卸队队长说给多少算多少。舅舅说凭现在的记忆，那时大约每个月二十元工资左右。每天往火车上装煤炭，常常是一连工作十几个小时，舅舅累得实在有点招架不住，就辞职不干了。
家里的门市太低，时不时还受人的欺侮，舅舅还是一心想继续上学，到哪里去呢？
听说中学同学赵文俊已到新疆粮食学校上学，因此，鉴于舅舅对求学的渴望，舅舅不得不决意离乡背井到新疆粮食学校找同学赵文俊，以想办法求学或谋生。
舅舅到新疆来的计划给姥姥说了几天几夜，做姥姥的思想工作，舅舅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姥姥是舍不得他离开家乡的，舅舅每当和姥姥商量去新疆找工作的事，娘儿俩就一起哭，一起掉眼泪。
姥姥也实在希望舅舅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不再被人欺负，为了舅舅以后在家不遭别人的欺负，姥姥在很无奈的情况下，最终还是同意了舅舅到新疆谋生或者求学的请求。事实上，舅舅来到新疆才几个月的时间，村里也就彻底断了他的退路，将他的户口给注销了。
当时正直全国大炼钢铁，农村吃“大食堂”，深翻土地种麦子，走之前，舅舅曾经到我们家去和父亲、母亲告别。父亲和母亲不在家，他就找到在大食堂上做饭的父亲，父亲说：“你姐姐去杨树坟深翻土地去啦！流海他奶奶带着，秋季在托儿所！” 流海是我的长兄，秋季是我的姐姐，当时长兄未满一岁，还不会走路，姐姐才五岁。
吃饭的时后，父亲给舅舅在大食堂打了一马勺红薯面加白菜做成的菜糊糊，另给舅舅一个红薯面窝窝头。
舅舅走的时候，路过我们村南边的杨树坟，当时全村的人都在那里干活儿。舅舅向人打听母亲在哪里干活儿，没有费多大劲儿就找到了母亲，他见了母亲后说：“二姐！你给我做的两双布鞋我拿上了，我要到新乡上学去啦！有这两双鞋穿，我就不来回跑啦！”后来母亲才从姥姥那里知道舅舅实际上不是到新乡市上学去了，而是到了遥远的祖国西北边陲新疆。
这一天，舅舅带了五十元钱的路费和一件棉衣，还有姥姥为他蒸熟的红薯、几个高粱面窝窝头，只身一人，坐上西行烧煤的列车。舅舅说当时的火车厢里非常拥挤，有个女人上了厕所后，要想再回到自己的坐位却回不去，没有办法，只好从几个人的头顶爬了过去。
在火车上，同到新疆去的人有很多。同坐的人看到舅舅一直不吃饭，就有人问“你咋不吃饭哩？”舅舅说：“不饿！”事实上，舅舅不是不饿，用母亲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同路人不乏有条件好的，人家带的都是好吃的东西，舅舅怕掏出那几个姥姥为他蒸的高粱面窝窝头吃时，人家会嗤笑或低看他。人家见舅舅在火车上几天不吃东西，就拿出自己带的东西给他吃。这些都是母亲从姥姥那里知道的并告诉我的。
经过三天四夜的长途颠簸，舅舅和一起西行的老乡们离开了故乡，来到了兰新线的西部终点—新疆的尾垭车站。
舅舅当时的目的是要到乌鲁木齐上学，但可惜囊中羞涩，不得不另做打算。在尾垭车站住了一晚上，舅舅只吃了五毛钱一小碗的黄豆面条，口袋没有一分钱了。经过和几位老乡的商量，舅舅和几位河南老乡决定先找工作，等到了乌鲁木齐再说。当时，在尾垭车站的一个帐篷里，设了个新疆八一钢铁总厂的招工点，舅舅拿着自己的学生证去登记后，就被录取了，也有人管饭吃了。
在招工点等凑够了两车人后，舅舅就和老乡们一起坐上新疆八一钢铁总厂提供的卡车，每人带着自己的行李，相互间腿夹着腿，一车要坐四十人左右。坐上卡车又经过了大约三、四天，才到达了地处乌鲁木齐市西北郊头屯河的新疆八一钢铁总厂。在新疆八一钢铁总厂没有停留，卡车当晚便直接把舅舅他们一行两卡车人，拉到了新疆昌吉境内地处深山里的浅水河矿。
舅舅有工作了，工作是每天到山上开耐火土矿石。在山头上，日夜有警卫拿步枪站着监督着舅舅他们些矿工们的一举一动。和舅舅一起过来刚参加工作的这些年轻人每天的工资是一元八角钱。当时是六天工作制，每周都可以休息一天，但是舅舅考虑到家里经济太困难，也考虑来来新疆后姥姥和小姨妈在老家的生活问题，他一天也不敢休息，图的就是多挣一元八角钱，每月五十六元钱。每月发工资时，舅舅都要给家里寄十到十五元钱，作为姥姥和小姨妈的生活费。后来，舅舅又从浅水河矿被调到现在昌吉所辖的硫磺沟铁矿，先是给矿山部盖房子，后被正式被分到硫磺沟采铁矿工作。
根据当时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经过了三年工人下放的洗礼（新疆八一钢铁总厂由原来的三万人裁减下放到只剩下六千人）。原因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面临困难，才对工业制订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从而开始了长达三年的职工大下放，也就是说不需要这么多人了，到哪里去呢？主要是让被下放的职工去农村和农场。不愿意走也没有办法，单位派有负责下放工作的人，只要你被列入下放名单，他们就会将你毫无商量余地地将你连同行李强行推上卡车，然后再通知食堂立刻停止你的吃饭问题，你说不走行吗？
所庆幸的是，舅舅凭着一股拼命吃苦的精神，没有被下放，而是被留了下来。
一九六四年的春天，硫磺沟铁矿把舅舅等未被下放的二百多人调到新疆南疆泽普县修建叶尔羌河公路大桥，所去的人员全部负责开挖桥墩坑—干力气活，历时一年。桥墩坑挖好后正要准备返回乌鲁木齐，接到新疆八一钢铁总厂内部人员的口头消息：凡是到南疆挖桥墩坑的人员，要全部被留到喀什交通局从事架桥铺路工作。时任大队长的许队长、金连河书记，何副队长三人决定：所有人员连夜租卡车返回乌鲁木齐。当喀什交通局拿着调令通知时，舅舅等人返回乌鲁木齐的卡车已经到达了托克逊县境内。
回到新疆八一钢铁总厂，舅舅他们原来参加修桥的大队被更名为三一四工地，所有人员参加了整风运动。他们一边参加整风，一边参加了修建西山通往新疆八一钢铁总厂的厂区铁路。修完铁路后，舅舅又被安排到房产科打火墙、挖水池，用铁屑炼铁。不久，厂里要在三一四工地挑选一百五十人支援新疆电力建设（当时钢、煤、电是一个系统，都归属新疆重工业厅的领导），于是，舅舅等一百五十人被借到新疆电力安装公司（现在叫新疆电力建设公司）。
也就在此时，舅舅已经离开故乡七年了没有回家了。事实上，舅舅来到新疆二十天就找到了工作，这是舅舅写信告诉姥姥的。姥姥收到信后不认识字，就找到村里正大街居住的本家秦振声给她念。也正是因为怕被下放，舅舅才七年没有敢回老家，这让姥姥操碎了心。此时，村里有人背后议论舅舅：看来他是和父亲“划清界限”啦！不会再回来啦！
舅舅是一九五九年十月来到的新疆，直到一九六六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才存够了回老家探家的路费，终于在离开故乡七年之后，第一次满怀喜悦地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那是刚过完春节的一天夜里，刚吃过晚饭，舅舅回来了，进到院里，舅舅喊“妈！过年了咋不点灯？”姥姥在屋里，听声音知道是儿子回来了，很是高兴，说：“正要准备睡觉，没有点灯！你咋现在回来啦？”“下火车天就黑啦！”舅舅回答。
这次回来后，舅舅在家住了一个月的时间，给姥姥家安装了电灯，这在当时的村里也是不多见的。
又过了几年，舅舅在乌鲁木齐市成了家，且有了孩子，也就是有了我的表妹冬梅。舅舅再次回家探家的时候，看到已经快小学毕业的排行老四的小姨妈，返回新疆后，便又盘算着将小姨妈也带到新疆。于是，小姨妈小学毕业后不久，就在舅舅写信的催促下，也来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市，直到成了家，有了孩子，有了工作。同样，有了舅舅和小姨妈的架桥铺路，在父亲去世后不久，我也走上了远赴新疆的谋生之路。为此，舅舅和小姨妈不知道为我操了多少心。
舅舅先后当过建筑工、做过钳工，因勤奋好学，事业也有了收获，在新疆电力安装公司（现改名为新疆电力建设公司）当了干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又被提拔为宣教科科长、教育科科长，乌鲁木齐市三甬碑联合中学党支部书记。
尤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几年里，舅舅虽然已是不惑之年，却仍不满足于现有的文化知识，连续几年发奋自学，并获得了党校和汉语言文学两个大专学历证书。当时，我正在新疆南疆的一个大山沟里当兵，在和舅舅通信的字里行间，我明显地感受他学习的紧张程度，也暗暗佩服起他的这种顽强学习的精神。
可以说，在舅舅家里，到处都弥漫了学习的氛围。在舅舅的影响下，在新疆实验中学上学的表妹冬梅和表弟光远双双考上了内地的大学，表妹冬梅考入福建厦门大学外语系，表弟光远考入西安交通大学，这让舅舅和舅母感到十分地自豪。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退休后，舅舅酷爱书法，长期临习苏轼行书帖、王羲之十七帖、东汉史晨前后碑、以及孙过庭书谱技法等，书法艺术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舅舅家的客厅里，沙发上，书案上，放满了他练习书法的笔墨，宣纸，书法报，书法字帖，名家谈书法，摊开的刚写好的书法作品。靠客厅墙壁一块木板上，用透明胶粘悬着一些书法作品，舅舅说这是用来拍照后，寄给一些书法参展单位用的。还有卧室，床上放着书法的书籍，床头小柜子上也满是书法报。本来就不大的房子，让舅舅练习书法的家当一一占据，面积就更显得狭小、拥挤。
功夫不负有心人，真想不到，舅舅现在还是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中国洛阳颜真卿书画院名誉院长、中国洛阳颜真卿研究会会员、北京清大华文书画院一级书画师、新疆老干部书画学会会员。舅舅这几年参加了不少全国书法大赛，获得了包括金奖在内的五、六十次各种不同档次的获奖证书和奖杯，向他颁发了中国书画价格认定证书，得到了中国书画收藏鉴定家协会的认真评价和肯定，在书法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此也有不少书画院邀请他参加其协会，只因太多，他不得不婉言谢绝。
现在，舅舅在家过着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他经常给我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哪里有舅舅的今天呀！”可以说，共产党的恩情已经牢牢地铭刻在他的灵魂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