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沉睡了千百万年的荒凉山谷，有的只是偏僻和幽静。山谷的两侧，是连绵的，褐色的，干涸的，光秃的荒山。山峰凸立，呈褐色的山脊上没有草，没有树，没有生命，但在山谷间，有条常年流水不断的阿拉沟河。
那是1991年的4月，我从部队上复员以后，便被分配到地处阿拉沟的新疆丰收电厂工作。
丰收电厂坐落在阿拉沟稍偏东北方向。阿拉沟这条狭长的山沟走向非常奇特。在这里，每天看到的太阳总是从东南方向升起，从西南方向坠落。
这里距离乌鲁木齐240公里，是乌鲁木齐最遥远、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好多被分到这里工作的人都不愿意来，只要一听说到这里来就打“退堂鼓”。在丰收电厂，也有很多乌鲁木齐过来的人，但他们大都是乌鲁木齐电力系统的“待业青年”，在乌鲁木齐没有就业的办法，他们的父母们才通过办法将他们招了进来。当时，我到新疆电力工业局人事处办完手续，准备到丰收电厂报到的时候，忍不住问人事处的同志怎么坐车？那意思是坐几路公共汽车。因为我想，既然是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想必是不会太远的，不料他竟然这样问我“你打算坐火车还是坐汽车！”我随口答“坐汽车”，我当时心里这么想：用得着坐火车吗？
其实，在未到南山矿区之前，我早听说乌鲁木齐有个南山矿区。但是，我曾想，这南山矿区会不会是在乌鲁木齐的南山牧场附近，那可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从老远就可以看到在那日光映照的雪山的背景下，那广阔的、碧绿发光的草原，那在和煦的微风中慢慢蠕动的羊群和牛群。
但我所来的丰收电厂后来才知道可绝不是我想象中的“南山牧场”，它比“南山牧场”要远出几十倍而丝毫不带顶点的夸张。令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乌鲁木齐南山矿区竟有如此的遥远，当我背着行李，坐上乌鲁木齐发往阿拉沟的班车时，心却跳的厉害，心里想着这阿拉沟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当班车过了乌拉泊时我心里还有点激动，但当班车过了乌鲁木齐的南山，盐湖化工厂，达坂城时，我的心就再也激动不起来了，心里禁不住感叹道：好乖乖！怎么这么远呀！其实，这还不算远。因为班车即使过了达坂城，这到阿拉沟的路程也只是才走了一半。班车从早上出发，一直走到中午，才来到距离阿拉沟还有将近90公里的托克逊县城，这里算是一站，车在这里停留几十分钟，谁想吃饭就吃饭，吃完饭继续赶路。
车过了托克逊县城之后，便拐向西南方向的一条一眼望不到边的笔直的公路。据说，这是通往阿拉沟的一条专线公路，除了此条路之外，别的一概不通。车又经过几个小时的飞奔，终于到了一个被当地人称作“烽火台”的地方，车过了“烽火台”，这才进入了名副其实的让人感到有点神秘的“阿拉沟”。透过玻璃车窗，我所看到的是，在“阿拉沟”河床上的景象，到处是滚落大大小小的鹅卵石，还有矮矮挤挤的土房、土墙、院落，河边用鹅卵石垒成的一小片一小片的菜地，间或能看到有几座楼房，那便是一些单位的办公楼，最高五层，这在那山沟里已算是高楼了，但这高楼也实属廖廖。
车来到一个山坡上，我终于看到丰收电厂了，它是当时南山矿区条件最好的一个企业。
丰收电厂坐落在阿拉沟河边，背靠着一座山。丰收电厂大门朝西的阿拉沟河上，架了一座水泥桥，过了桥，上了山坡，是一片平房，这便是丰收电厂的家属院。后来我才知道，这家属院分3处，坡下沿阿拉沟河两侧还有两处。我当时住得单身宿舍就在坡下沿阿拉沟河的东侧，门口有一个篮球场。虽是篮球场，平时却很少看见有人在这里打篮球。
可以说，我当时的心境，已经凉到了极点，完全可以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理想飞得太高了，一旦落到现实的土地上，就觉得格外的沉重。”当然，我把丰收电厂想象的并非十分的理想化，但绝对也没有想到会是眼前的这个样子。我想象中的丰收电厂起码要比眼前的要好得多，但事实并非我想象的那样。虽然当时已经是九十年代，但落后的丰收电厂文化生活娱乐设施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山坡上有3间平房，是个由丰收电厂家属开办的商店，所有的生活用品平时必须在这买，因为这是丰收电厂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商店。距离这里七、八公里外的“烽火台”，当地人通常都叫它“沟口”附近有几个商店，但没有车，上班又没有时间，只有到星期天才能有幸到那里转一转。在当时，如果逢星期天能到“沟口”转一转，那是再乐意不过的事情了。为此，每逢星期天，作为条件比较好的丰收电厂还发两个班次的班车，方便职工买菜或采购其它生活用品，这在其它企业是绝无仅有的。在阿拉沟，只能满足买到一般的生活用品，稍微奢侈一点就不行了。记得一次，我的眼镜腿断了，没有地方修，实在难受，但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就硬是将它用绳子绑着，戴了一个多月，直捱到有时间到乌鲁木齐，才解决了问题。
后来我又知道，丰收电厂冬天所吃的菜大都是劳动服务公司集中从乌鲁木齐拉过去，再买给厂里职工，剩下的不管好坏统统留给了供我们这些单身职工的“单身食堂”吃。我现在才感觉到，那“单身食堂”实在是有点“黑”，打给我们这些单身的菜的确是有点贵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上午下班后又累又饿，到“单身食堂”去打饭，你猜他们炒得是什么菜，凉拌白萝卜。打了一份儿，碗底刚好盖住，价格却并不便宜，每份儿两元钱。嫌贵？不愿意吃？自己找地方吃去！我们是一群单身呀！不在“单身食堂”吃，到哪里吃？
要知道，我们这些单身，没有几个工资高的，都在100元左右。我刚从部队上复员下来，记得当年的工资是104元。104元的工资，使我的生活不敢“奢侈”。我的身体本身就不壮，这样下来，没几个月，体重就下降了5公斤。这在一些喜欢苗条的女孩子看来，可能还较自豪，但对我就有点担忧了。这样下去还了得！人家不是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没有好的身体，还能够干什么。因此，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来乌鲁木齐时，姨妈特意让我带了一箱子方便面，算是我的日常生活补助，没想到吃了一段时间，吃得我是有气无力。
记得当我下了班车之后，提着行李的双腿迈起步来竟是那样的艰难，这是我平生出门第一次由心里感到的步履艰难。我的心痛到了极点。我体会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味道。因为我明知这个地方不理想，却要在这里生活、工作、学习。这也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这一生并非是你喜欢的地方可以去，你不喜欢的地方说不去就不去的，它不完全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很多客观的因素迫使你不得不去接受它，去适应它，去征服它，去改变它。这就是生活。
在阿拉沟呆了仅5天，我就急不可耐地返回到乌鲁木齐，找到舅舅，将丰收电厂的简要情况给舅舅说了一下，因为这个单位是他给我联系的，所以有什么心里想法要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不料，当我将那里的情况及想法讲给他听时，他似乎有点生气：“才呆几天，你就想回来！这可能吗？你也没想一想，你目前的社会生活阅历底子有多薄！比你有能耐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你虽然在部队呆了几年，却没有一点技术，你还是在那里好好锻炼吧！对人要有礼貌，多向老师傅、老同志们请教学习，尽快学技术，多学技术。当然，那里正因为人少，才好混。人都不愿意呆的地方，恰恰是静下心来学习的好地方。想调回来？怎么没有可能？但不是现在！”虽然舅舅对我一顿训斥，但我却并没有生气的意思。仔细想一想也是，我的确是没有技术，能够维持我生计的技术。第二天晚上，我便灰溜溜地乘坐乌鲁木齐直达库尔勒的火车，赶到地处天山深处阿拉沟河畔的新疆丰收电厂。我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不面对“现实”。
说也奇怪，这里虽然距离乌鲁木齐240公里，却有个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人民政府，另外还有几家听起来似乎让人不可理寓的企业名字：东风厂，星火厂，燎原厂，曙光厂，胜利厂，还有我们的丰收电厂。后来燎原厂，曙光厂合并为一厂，统称为燎原厂。
据说，东风、星火、燎原、曙光、胜利、丰收是几家配套的军工企业。80年代后期，军品生产全部转为民用生产。为便于这里居民的社会管理，80年代初期，由国务院批准，这里便成立了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人民政府，归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直属领导，连这里老百姓的户口也属于乌鲁木齐市户口，但这里却距离乌鲁木齐市240公里。
有些人因为长期在南山矿区生活、工作，有时一旦来到乌鲁木齐，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的大有人在，真可谓“身为乌鲁木齐人，不识乌鲁木齐路”，这绝非危言耸听。
由于地域环境和交通不便等原因，东风、星火、燎原、胜利“四厂”经济效益极度下滑，直到后来，各厂领导才不得不考虑搬迁的问题，但在搬迁问题上的确是举步维艰，历经磨难。经过多少年的折腾，搬是都搬出来了，但它们命运都不怎么样。燎原、星火厂远去了山东泰安，胜利厂据说被新疆十月拖拉机厂兼并(2006年9月22日接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温泉东路社区工作郭满林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在阿拉沟的胜利厂生活了20多年，他又向我介绍，胜利厂2000年10月又被新疆康普发展有限公司兼并，胜利厂现在的家属院位于乌鲁木齐市仓房沟路87号)，东风厂砸锅卖铁搬迁到乌鲁木齐市北郊的小地窝堡。丰收电厂则和地处乌鲁木齐市东南郊的红雁池第二发电厂合并，不在“四厂”之列，前途命运还算不错。
后来，在丰收电厂生活久了，我才慢慢知道了这条阿拉沟里，丰收电厂以及东风、星火、燎原、胜利“四厂”的起源。据说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初期，根据国防科工委“靠山、隐蔽、进洞”的“三线工程建设”号召，一批又一批放弃了留在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优裕生活、工作条件的建设者们，打起背包，或徒步，或坐着“解放车”来到了这里。他们饿了啃干馍馍，渴了喝阿拉沟河水，硬是用双手把沟里边布的大石头一块块挪开，然后用滚木滚，用绳子拉，把一些笨重而不能再笨重的机器设备搬了进来。建立了东风、星火、燎原、曙光、胜利、丰收几家配套军工企业，肩负起了“三线工程建设”的历史使命。岁月流逝，首批建设着大都在这里生活、工作了近30年，将青春和理想无私地献给了“三线工程建设”。企业由军品转为民品生产后，他们仍是默默无闻地生活、工作在这条幽谷中。在新疆的建设史上，没有人记载过他们，报刊、电台没有报道过他们的创业事迹，因为他们所呆的地方是国防“三类”保密企业，对外消息绝对封锁，致使他们和“阿拉沟兵工厂”多少年来都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直到他们终于和他们的企业一同从阿拉沟搬出来，也没有人将他们以及他们的企业上面，那层神秘的面纱揭开，当然，也没有几个多事的人去揭它，因为他们是带着无奈和忧伤搬出来的，是经过千辛万苦才搬出来的。
丰收电厂和南山矿区的东风、星火、燎原、胜利“四厂”一样，大都是企业办社会，地处天山深处，信息闭塞，交通不便，文化设施相对落后。
在这里，除了上班，业余生活，尤其是晚上的生活是单调而无聊的。虽然在丰收电厂的“职工之家”，有时周末或节假日也经常放个大音响，厂里的男女老幼们在这翩翩起舞，非常热闹，但我对此实在是不感兴趣。
为了打发那不知多少个寂寞而无聊的时光，我便将自己在部队所自学的新闻写作嗜好拿了出来，以充实自己。在未来阿拉沟之前，我了解最多的就是《乌鲁木齐晚报》，因此，唯对《乌鲁木齐晚报》情有独钟。然而，让我感到很难受的是，
丰收电厂竟没有《乌鲁木齐晚报》，听说离丰收电厂５公里之遥的南山矿区政府订有《乌鲁木齐晚报》，于是，一到星期天，我都会骑自行车，爬几个坡下几道坎，来到南山矿区武装部，找到在此值班的“老刘”师傅，翻看近期的《乌鲁木齐晚报》，“研究”《 乌鲁木齐晚报》的栏目。
当时的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240公里的路程，报纸要走几天才能到。因为平时上班，没有时间，只有等到星期天我才有时间到南山矿区武装部，因此我看到的《乌鲁木齐晚报》再新也是３天以后，但我感到很满足，因为在丰收电厂根本就没有《乌鲁木齐晚报》，我能看到还算是比较幸运的。此后，每到星期天，我就骑着自行车，满山谷跑，试图寻找一些新闻线索，写好后投寄给《乌鲁木齐晚报》，或到南山矿区武装部找值班的“老刘”师傅看《乌鲁木齐晚报》。山沟里的文化生活是枯燥无味的，但是有了《乌鲁木齐晚报》的陪伴，我的业余生活不感到孤寂而无聊。可能是由于南山矿区很少有人给《乌鲁木齐晚报》写稿的原因，我采写的反映南山矿区人生活工作的稿子便零零落落地在《乌鲁木齐晚报》上出现，虽然不多，但是比起刚开始给《乌鲁木齐晚报》投稿时，见报率还是明显高多了。
每有在《乌鲁木齐晚报》上见报的“样报”寄来，我都如获至宝，将报纸的每一个版面都一字不漏地看完。可以说，在当时的南山矿区丰收电厂，我是唯一的和《乌鲁木齐晚报》保持着亲密联系的读者兼通讯员。当时，在车间我的工具箱里，在单身宿舍我床铺下面，都有我准备着的纸和笔，一有发现新闻线索，马上动笔采写。每采写到一篇稿子，我都要设发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山坡上的一个小邮电所将稿子投寄出去。因为平时上班时间紧张，没有时间寄稿子，下班时寄稿，小邮电所的工作人员也下班了。怎么办？为给《乌鲁木齐晚报》投稿及时迅速，不耽搁时间，我通过车间班长和小邮电所的工作人员“拉”上了关系。这样，即使下班到了晚上，我也会“走后门”到小邮电所后面工作人员的家里，将稿子交给他，第二天邮车一到，我的稿子就连同其它邮件一道发了出去。
山沟里人少，所见到的人和事相应来说也比较少，新闻写作的素材也就不多。新闻不同于文学，可以虚构，可以尽情地发挥，而是实实在在，来不得 半点的虚假和想象，它完全依据于生活中的人和事，生活中的景和物。所处的环境迫使我不得不去找，不得不去挖掘。因此，无论是在上班，还是在下班，我都时常地留心，时常地观察。但是，所发表的几篇新闻作品实在是太平淡了，不止一次希冀着有“伟大的发现”，来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这天，“机会”终于让我给遇到了。那天吃过饭上班，在离车间不远的路边的一条渠沟里，我发现，有许多纤细
的小草！原因是年终的隆冬时节，温度在摄氏零下10几度，野草竟破土而出，岂不是奇迹？在那一刹那，使我联想到，当时不久在疆内的一家媒体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大致意思是新疆克拉玛依市的一个公园的池塘里，发现了活蹦乱跳的青蛙。冬天池糖里有青蛙是新闻，这冬天野草在渠沟里生长岂不也是新闻？我当时这样想，曾听说过厄尔尼诺现象，也就是说随着人们无情地对大自然的破坏，生态逐渐失去了平衡，世界的气侯年平均逐渐变暖了。这冬天野草的土，是否也预示着新疆的气侯在变暖呢？
于是，当天晚上，我就写了一篇新闻，名字就叫作“南矿野草已在破土”。因为事隔多年，具体内容记不太清楚了，大致内容是这样的，在某年某月的一天，地处天山身处的南山矿区的一条渠沟里，发现了密密匝匝的野草破土而出。我在这则消息的结尾是这么写的：人们都说世界气候在逐渐边变暖，而南矿野草的破土是否也预示着新疆的气候在逐渐边暖呢？
第二天，我便通过邮局寄给了当时我认为新疆最有影响的报纸—《乌鲁木齐晚报》社。阿拉沟离乌鲁木齐240公里，最快的邮件也得3天以后才能到达。
稿子寄出去之后，我心里是既激动又不安，激动的是，在这条贫瘠的山沟里，我终于发现了一篇“好”新闻，不安的是，我写得这篇新闻能否见报。
一个星期过去了，《乌鲁木齐晚报》上没有出现我写的这篇新闻，又一个星期或去了，《乌鲁木齐晚报》仍没有出现我写的这篇新闻。再过一个星期，我却在《乌鲁木齐晚报》上发现了这么一篇和写的新闻有一点关系的“新华社消息”。 “新华社消息”的标题是这样写的“世界气候逐渐边暖并不像某鞋科学家所预见得那么快”。
我很是纳闷，心里想：怎么会是这样？
一天上班，我看到隔壁分厂上班的徐师傅。我疾步赶上去和他一起同行，当走到我所写的新闻的“发源地”时，我忍不住问徐师傅“那渠沟为何长草？”他显然不知道我写过一篇关于这里的新闻，否则，还不知道怎么笑我。他很平静，连看都没有看一眼我所说地方，眼睛一直望着前面的路，并一边走一边说“你不知道，那下面是一条暖气管道！”“唔！唔！”我半天惊得说不出话来。
经过这篇“南矿野草已在破土”的新闻“真实体验”之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任何事情都要踏踏实实地去做，揉不得半点虚假。新闻的生命就在于它真实。否则，它就像荒山沟里那干枯的已经死亡的树杆一样，任你如何雕琢，它也永远是没有生命的。生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它完全不因你的雕琢而鲜活，它也完全不因你的雕琢而死而复生。生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本身有着质的区别。
此后，每到晚上，一些不甘寂寞的年轻人或出去打牌，或出去跳舞，或出去找人聊天，我便经常性地将自己关在宿舍里练习新闻写作。记得宿舍没有桌子，没有凳子，我便将几本书摞起来，坐在上面，爬在床沿上写东西。我的枕头和褥子下面经常放着纸和笔。
我在丰收电厂当时是汽机检修工，所以有时我也将我的笔和一些稿纸放在我车间的工具箱里，一有空便拿出来写。
我的行为感动一位在厂招待所上班的阿姨。因为我们宿舍是个三层楼，一、二层是我们单身宿舍，第三层是厂里的招待所。招待所和我们单身宿舍同走一个楼门，因此和招待所上班的阿姨可以经常碰面。
一天，招待所上班的阿姨给我说：“招待所平时住人也不多，不行这样，给你开一间房子，你上完班没事了就可以在里面写东西，里面有桌子、椅子。给你一把钥匙，如果来人要住，你就不要再进，等人走了，你再过来。”
她的一席话，着实让我很感动。后来，当我有自己一个呆的单身宿舍时，她还给了我一个小木柜和一个洗脸盆，等我1993年11月份调南山矿区武装部时，我才将这些东西还给她。说也巧，后来我不断和她聊天才知道，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在“岔子沟”当兵时还和她的一个远房亲戚还是战友呐！只记得那位战友的名字叫张克广。并且，阿姨丈夫的一个侄子还是我们兄弟单位和静油料仓库的主任，名字叫牛留奇。我记得刚当兵到综合仓库报到路过油料仓库时，他还派人接待过我们。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因为彼此之间的距离真是太远，怎么也不会将他们联系到一块儿。自从我从丰收电厂调到南山矿区武装部工作后，便很少有机会见到她，也很少有机会同她聊天。当我1995年被借调到乌鲁木齐军分区政治部工作时，得来消息说这位阿姨因患脑溢血去世了，当时她不过才40多岁。因工作忙，我没有前到阿拉沟为她送行，感到十分的遗憾而难受。
山沟的生活仍然是十分的孤寂而无聊的，但是，好在我有新闻写作这个业余爱好，生活便不甚觉得枯燥无味。
我的新闻大都在业余时间进行。刚到丰收电厂工作时，我是汽机检修工，汽机检修工实在是辛苦了，赶上小修还没什么，赶上大修，白天晚上连轴转。为了新闻写作，我实在是太珍惜那每星期遇到的星期天了。因为，我只有在星期天，才可以无拘无束，才可以借辆自行车骑上，在阿拉沟四处跑，渴望能找到好的新闻线索。
记得，我曾骑自行车来到阿拉沟一号铁路桥上，认识了从伊犁来的守桥工马伟，写了一篇《天山深处守桥工》，登在了《工人时报》第一版的“当代工人”征文栏目。我还曾骑自行车来到阿拉沟里原铁道兵第五师遗址，采访了利用遗址残垣断壁修建养禽场的原南山矿区人大代表徐建秋，写了一篇《徐建秋和她的养禽公司》，登在当时乌鲁木齐《劳动服务报》的“光彩事业”栏目。我还曾骑自行车来到原南山矿区新华书店，采访了老八路，离职不离休，甘愿留在阿拉沟开荒种树，建森林公园的原南山矿区新华书店经理林作园，写了一篇《为了那片葱绿的树林》，登在了《乌鲁木齐晚报》上。我还曾骑自行车来到了新疆军区7008水泥厂矿山，采访了在这里开采矿石的一群四川籍民工，写了一篇《天山深处采矿工》，登在了新疆兵团工一师创办的《天山建设报》第二版的“一线明星”栏目。
我是一个新闻初学者，大报不好上，我就以一些小报为主攻对象，写好了，就抽空到丰收电厂党委办公室请求审核盖章，然后装上信封，投寄出去。有时候人家看我写得不是反映丰收电厂的稿子，不给我盖章子，我就找到一个在丰收电厂劳动服务公司财务室上班的同事，让她给盖上刻有“新疆丰收电厂劳动服务公司财务”字样的章子。奇怪的可能是编辑们也很能理解我盖章子的苦衷，也不太在乎我所盖的章子，能见报的都给我见了报。说老实话，类似像我采写矿山里开采矿石的一群四川籍民工，有谁会给我盖章子？有正规单位的采访对象，人家还不知道我能写出一篇什么样的稿子，能一见到人家就让人家给你盖上个章子吗？我当时真真地体会到作为一名业余通讯员采写稿子，发表稿子的艰难。
平时上班，没有时间投寄稿子，说起来还真是个麻烦事儿。山坡上有一个小邮电所，名字叫“丰电邮所”，可能是由于山沟人少，小邮电所业务少的原因，所里仅有一名工作人员。每当我下班时，小邮电所的工作人员就也下班了，往往是买不上邮票，稿子投寄不出去，为此很是头疼。
邮电所有个侧门，从侧门可以进到邮电所后面的院子，这后面的院子便是小邮电所的工作人员的家。为了能够及时迅速地给报社投寄稿子，我便通过我的车间班长陈生辉，认识了小邮电所的工作人员。这样，不管是上班时间还是在下班时间，不管是白天还是在晚上，即使小邮电所的工作人员不是上班时间，我也会“走后门”从邮电所的侧门进到小邮电所的工作人员的家里，将所要投寄稿子让人家投寄出去。
当时，我投寄去向最多的就是《乌鲁木齐晚报》，《劳动服务报》、后来改为《乌鲁木齐劳动报》。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在《乌鲁木齐劳动报》刊发的一篇消息，竟在乌鲁木齐市市属几家新闻单位的年度新闻评比中获当年的乌鲁木齐市级好新闻“消息类”三等奖。
从此，我采写的新闻稿件便零零落落见诸于报端，虽然不多，但比起初学时来说还是进步了。每有见报的“样报”寄来，我都如获至宝，将报纸的每一个版面都一字不漏地看完。可以说，在当时的南山矿区，我是第一个和报纸保持着亲密联系的读者和通讯员。
虽然在阿拉沟生活、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它给我有生以来的印象却尤为深刻。尽管说老实话，我并不喜欢那个地方，刚开始还烦它、排斥它，但通过和那里的人耳濡目染地接触，我却被那里的一些老军工们当初的民族气节所感动。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三线工程建设”。在那个年代， “三线工程建设”意味着我们有强大的国防后方，有了强大的国防后方，才能保证我们家园的平安。
现在，只要我一闭上眼睛，阿拉沟的山水草木，人土风情便会立马浮现在我的心幕中，久久难以散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