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 农忙时节的无私奉献
在上世纪80年代前，在知识界，提得最多的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因为这是毛主席多次强调的一个问题。教师，小小的知识分子，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我从1959年参加工作，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与工农的结合，而这种结合的最佳时机，就是农忙假。 每年三次农忙，农村学校有两次农忙假——春插假和秋收假，双抢恰好在暑假期间，不用放假。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三次下队劳动是躲也躲不脱的，
带领学生到农村参加劳动，是结合的方式之一。
1959年，我在县城的完小教二年级，学生太小，不能下农村劳动，每到农忙假就带领高年级学生下农村参加劳动。1960年4月底5月初，我就带领20多个高年级学生随学校的大队伍到县委书记蹲点的九家塅大队参加了春插。十一二岁的小学生，自己背着行李，步行20多里路，来到了劳动地点。当时社员已经集中住宿，空房子多的是。生产队给了我们几间空房子，几块门板，几綑稻草。我们把门板放在地上，铺上稻草，铺上褥子，就算开好了铺。按照当时的定量标准，小学生每人每天没有1斤米，家长们给了他们每天1斤粮票，但他们还是吃不饱。当时正是暂时困难时期，生产队的公共食堂里菜不多，菜里很难见到油星，大家都很饿。春插时正是蚕豆成熟的季节，生产队给我们每个学生的饭里加上几粒蚕豆，就算是给学生的粮食补助吧，但这些蚕豆也是社员们从他们的口里省出来的啊！这就是当时提得最多的阶级友爱精神吧！这期间，我回了一趟学校，很多家长知道了，赶到学校托我给孩子带些吃的去。这家几个蒿子粑粑，那家几块饼干……装了满满的两箩筐。我挑着担子去九家塅的路上，竟然榨断了一条扁担，在供销社借了一条扁担，才达到九家塅。我把这些东西交给孩子们，有的狼吞虎咽，有的慢慢品味，脸上洋溢着满足，洋溢着幸福！这是现在的孩子们想都想不到的一种幸福！
1960年7月，我们奉命带领高年级学生去青山大队支援双抢。那年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干旱，我学会了用水车车水。我记得那次有个学生受不了那种苦，偷偷地回家了。有学生逃跑，带队老师是要受批评的。那个带队老师发现后马上就追，追了十多里，终于追上了。学生不肯回去，他就用力拖。很多当地出工的社员都劝那位老师让学生回去算了，那老师还是不放手。最后，学生没拖回去，老师却受了个记过处分。
农忙季节下队劳动，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另一种方式。
1961年9月，我调到了农村小学，农忙季节再不用带领学生下队劳动了，但自己必须下队劳动。有时是支援区委书记的点，有时是支援公社书记的点，书记在哪办点就支援哪。
一次最艰苦的下队劳动是在解放坝的双抢劳动。解放坝距我的学校20多里路，无法回校吃饭住宿，我住在一个叫吴振华的社员家。大家叫他“牛婆”，叫他妻子“牛婆嫂”，是队上的富裕户，生活较好，安排在他家吃住，是对我的照顾。双抢劳动，再苦再累，也难不倒我，就是这里的生活习惯把我害苦了。他们这里每天只吃两餐，早餐在10点左右，晚餐在下午4点左右，就是双抢季节也不例外。再加上他们是个穷队，口粮不够，两餐都吃不饱。国家来了些救济粮，是变了质的红薯片，苦得不能下咽。一到中午休息和晚上，肚子就“咕咕”地叫，令人难以入睡。粮食局有个粮仓就建在他们队，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只好隔天把就去粮仓吃餐中饭，还提心吊胆地，怕领导知道了说我不能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一次最轻松的下队劳动是在拱桥的双枪。那是1965年7月份，我同区武装部莫部长一起来到拱桥大队，在社员曾介福家吃饭，住在供销社旁的一个缝纫师傅家里，缝纫师傅回家搞双枪去了。我的任务是收进度，收集好人好事，办《双枪战报》。每天早晨，我们睡在床上，听哪个生产队的方向最先响扮桶，我们就可以在小报上表扬那个队最先出工了。天亮了，洗漱后，到哪里随便走走，就去曾家吃早饭。然后就整理昨天收集的材料，写成顺口溜、快板、表扬稿、经验总结等，编辑好《双枪战报》，刻好蜡纸，再油印出来，已到中午。吃过午饭，午休之后，到各队转一圈，收集进度和好人好事，顺便把《双枪战报》发给他们。然后等公社收进度的老师来了，交给他今天的进度和《双枪战报》，一天的任务基本上就算完成了。如果有时间，到哪个队插几蔸禾，或割几手禾，就有了评先进的资本了。曾介福家的生活安排得好不说，供销社为了讨好莫部长，隔三差五地接他吃饭，我也偷了他的光。这次双枪，我没干什么体力活，以我妻子的话说是在“享清福”，但是，我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得了公社党委的奖状。
一次最让人敬畏的“双枪”是当检查员。 有一年（大概是1974年）双枪，被区委抽调去搞检查。我和另一位老师负责两个公社。我们一个队一个队地检查下去，基本上在公社吃饭和睡觉，有时也在下面吃住，由当地大队安排。发现了问题，能解决的就地解决，不能解决的上报公社或区委；发现好的典型，写出材料上报。这样的“钦差大臣”的差使还算好当。
一个最有趣的“双抢”是1976年双抢。那年，我在株木潭公社教书。双抢时，我和莫老师被抽到公社收进度。吃住都在公社。每天收集材料之后，将各大队反映的好人好事编成可以说唱的文艺形式，晚上，莫老师拉胡琴，我说唱，向全公社广播。这个公社是一个长长的山村，从上到下大约有十二三里。我和我妻子在最下面的学校教书，莫老师的妻子在最上面的学校教书，公社在中间。我们早餐后从公社出发，如果向上走，走到最上面后，返回来，到我家吃午饭。午休后回公社，编写说唱稿。第二天就反过来，先向下走，然后到他家吃午饭，午休后再回公社。每天晚上，辛勤劳动了一天的社员们，在各自的地坪里睡在凉床上乘凉时，听着我在高音喇叭里表扬好人好事，时而莲花落，时而天津快板，时而常德丝弦，时而湖南花鼓曲，唱它一个多两个小时。那时，农村没有电视，收音机也难见到，能在高音喇叭里听到这样的演唱，唱的又是他们熟悉的人和事，也是一种乐趣。。白天，我们走在田间小路上，时常有社员向我们鼓掌，叫喊着：“今晚唱唱我们吧！”效果之好，不言而喻。今年（2015年）1月8日，路过我曾经工作过的学校。38年后，旧地重游，遇到一个60多岁的老人，交谈中，他竟然认出了我这个“在广播中表扬好人好事的老师”！
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一到农忙时节，教师就必须自带粮票和饭钱，为区、社、大队、生产队义务劳动，那是没有一点报酬的，完完全全的义务劳动。
无私奉献，那才是地地道道的无私奉献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