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生，生于一九三三年，五六岁时正赶上自然灾害频仍的年份，于一九三九年随爷爷和父母逃荒去山西，途中，年老的爷爷于廷仁病死在汾河边，简易安葬了爷爷，一家人终于来到了曲沃县石滩子村，继承了早年来这里的叔叔于凤印的几亩遗产，外加族人赠送的几亩地，总算安顿了下来。同年八月，弟弟于文奎出生。
豪爽侠义的父亲于凤祥很快结识了不少朋友，加上这一带有不少山东人，不久父亲便被推举为联村负责人，时称“闾长”。这时正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时期，父亲还担任了抗日自卫团团长一职，跟地下党有密切交往，一九四二年不幸遭敌特杀害，年仅三十九岁，十岁的于文生和四岁的弟弟于文奎便成了孤儿。
一九四四年大舅郭廷印把母子三人接回到山东，寄住在冠县白塔集姥娘家。
一九四七年于文生十四岁时“初小”毕业，二舅郭廷河对他说，如果你还考“高小”，二舅就供你继续上学，如果……，于文生早有主意地回答：不能上学了，俺得回于家村盖房子，得让母亲和兄弟有个家呀。作为长子的责任心得到了两个舅舅的鼓励和支持，当年就先行回到莘县于家村，暂住在堂叔家里，边向长辈学习全套农活，边筹划盖房、养家大事。
一九四八年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的《土地法大纲》进行土改，于文生分得三亩地和几棵树，还有舅舅的支援，在老宅子上盖起了两间土房，把母亲和兄弟正式接回到老家一起生活。
一九四九年十六岁的于文生远赴山西去搬迁三位老人的骨殖。先从曲沃县石滩子村揹上父亲和叔叔的骨殖，再到临汾地区的汾河边寻找爷爷的埋葬地。当把爷爷的骨殖装进小木箱后天色已晚，就赶紧出山沟奔大路，饥饿和劳累却迫使他不断地坐下歇一歇，结果睡着了，被一个毛哄哄的东西在脸上蹭来划去地弄醒了，睁眼一看，是一只大灰狼，当即吓出一身冷汗，那只大灰狼却扭头远走了。他当时得出的结论是：这只狼一定知道我揹着的是三位老人的骨殖，是个孝子，不能吃，还担心我这样睡下去很危险，所以它就把我叫醒了，让我抓紧时间赶路，……。千辛万苦地回到老家后，先把早年去世的奶奶的骨殖迁出准备与爷爷合葬，又让叔叔和贾家结了“阴亲”。入葬那天，两间堂屋前一溜摆了五口棺材，实为世人所罕见。三乡五里的人知道此事者，无不夸赞少年于文生至孝大贤。
于文生能够成家立业，得益于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所以，他的一生是拥护共产党的，凡是党的号召无不积极响应。
一九五二年于文生被选为植树模范，到省会新乡市参加了平原省全省的劳模大会（“平原省”是这一年的十一月撤销的）。
一九五四年“统购统销”时他积极带头卖“余粮”，一家人却吃糠咽菜几个月。
一九五五年冬天，于文生全力支持兄弟于文奎报名去当义务兵，晚年又特别关心和支持兄弟写书和出书的事情。兄弟俩不仅手足情深，更是贴心又知心的朋友，两个人坐在一起时有说不完的话，在对人、对社会的看法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分歧，是思想文化上的知音。兄弟每次回家，哥哥总是早早地等候在村头迎接；离别时哥哥又总是把兄弟送上车后才恋恋不舍地回村。
于文生从二十二岁起，先后在村里当过互助组组长、初级社社长，生产队队长、大队队长等职务，虽然也难免执行过极“左”路线，“大跃进”，深翻地，办食堂等等，但关键时候还是能够以人为本，不顾个人利害得失，勇敢维护“社员”利益和他们的生存权利的。
一九五九年的时候，于文生带队到王奉一带挖河，由于是重体力劳动，开始几天大家还能吃到净面干粮，附近的“王奉农业中学”却已经断炊了，学生们漫野地里寻找食物，工地食堂还偶而能接济一下于家村在此读书的几个孩子。不久，于家村大队连红薯面都无法提供给工地了，面对着大家要被累死、饿死的威胁，于文生毅然决然地解散了挖河队伍，还动员大家把于家村的几个学生也尽量带走一起去求生。而于文生自己却躺在工棚里等着上级的处分，准备承担全部责任，同时也等待着被饿死。当时的驻大队工作组和大队党支部已经决定让于文生“火线入党”了，并由驻大队干部亲自到挖河工地通知这件事，到现场一看，于文生竟然“独断专行”地解散了挖河队伍，便大发雷霆，当即宣布取消他的入党资格，“戴罪”回大队准备接受处理。从此，于文生在村里就一直是带翅膀的“飞（非）”党员干部。不入党也得为生产队工作，眼看饲养院里的牲口无草可吃了，便外出四处为牲口联系麦稭草料。
随着全村人口的增多，在“文革”时期那样的政治环境下，于文生积极操办了划拨宅基地的事情，缓解了“社员”们住房拥挤的问题。
于家村历来有宗族矛盾，“文革”中又激化了这些矛盾，派性十分突出，因此于文生曾“下台”几年，便把精力放在了培养儿子身上。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后，儿子于福恩于一九七八年考上了医科大学，是那个年头儿全乡唯一的一个大学生。
一九七六年，传言山、陕两省交界处将要发生大地震，于文生远赴山西绛县，把两岁多的二侄子于秦接回老家来抚养，用他熟悉的戏词儿说，这是为了保住兄弟的“后代根苗”。
一九九三年，于文生的大侄子于鲁殇于车祸，于文生亲自到河北廊坊去接骨灰盒，当时他十分伤心地感叹道：我年轻时揹老人的骨殖回老家，现在又接晚辈人的骨灰回村，老天爷怎么让我摊上了这样的命运呀？……
在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于文生五十八岁时再次出山，担任村里“调解主任”一职，协助党支书处理村里各项事务，直到六十二岁。那五六年，他和村支书努力化解于家村历史上的宗族矛盾，在用人、管事方面尽量公开，公平，公正，搞好各方面的“平衡”，当然也难免有不被人理解的地方，甚至伤到一些人的感情，如让官、民都很头疼的计划生育工作就得罪了一些人。他是为“党的事业”背负着一些人的责难的，这是历史和政治环境使然，他有苦难言。
一九九六年，于文生着手修补在“文革”中丢失的于氏家谱，四处走访，调查、核实于氏各支脉的繁衍线索，为于氏后代子孙大体理清了血亲归属，了结了他多年的一个夙愿。
于文生虽然只上过四年“初小”，但酷爱读书，对传统文化如戏曲、曲艺有着浓厚的兴趣，也欣然接受现代戏、话剧和新歌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那几年过春节时，他和村里几个喜爱表演的中、青年总要在村中的土台子上演几天戏，于文生还扮演过“杨香草”等角儿。那几年，他几乎年年“冬闲”时候给街坊邻居挑灯读“唱本儿”。他还很喜欢旅游，但“闲钱”不多，只是借兄弟和儿子的方便，先后逛过北京、爬过长城，游过青岛、登临过从小就神往的蓬莱仙阁，浏览过泉城济南，拜谒过曲阜的孔府等地。
二0一二年于文生八十岁时，他觉得自己的一生没有什么遗憾了，活到八十岁也算“高龄”了，精神上这一“泄劲”，得了血栓后又没有积极配合治疗，更少活动，因此一病不起。好在有四个闺女轮流伺候，又有儿子的密切关注，还有老伴儿的日夜陪伴，兄弟除了探视还不断电话询问，病榻上的他很平静。
于文生的一生和于家村的村民乃至整个民族的苦难、兴旺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一生非常具有典型性。
二0一三年六月
附言和附件：
写下这篇文字原准备读给病中的哥哥于文生听的，没想到十来天后的六月二十八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他就撒手人寰了，这篇文字也便成了书面悼词（老家农村办丧事至今还不时兴致悼词）。哥哥的去世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孤独感，好像这世界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下面附的《赞大哥》一文是作者的老伴儿赵淑平写的，比作者上面所写的文字早一周写成。
赞大哥 赵淑平
我的大伯哥于文生生于一九三三年。他的一生经历了战乱、逃荒，饱尝了背井离乡的苦难，离乱中痛失数位长辈。幼年失怙的他，嫩小的肩膀过早地担当起长子、长兄的重负，是那个年代出生的人的典型代表，
他少言寡语，始终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重负，不停地在一场又一场的磨难中跋涉。
十六岁那年，他孤身一人从数千里外的山西揹回了三位长辈的骨殖，让长辈安眠在了故乡的土地上。
他把寡母幼弟寄养在舅父家，独自一人回到出生地，向长辈们学会了全套农活，还盖起了两间土房，母子三人才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他送弟弟上学，当兵，就业。他就是一把大伞，替弟弟遮风挡雨，使得身为孤儿的弟弟沐浴在“长兄如父”的百般呵护中，让弟弟有一个自由的童年和健康成长的少年时代。弟弟能有今日的一切，都仰仗着兄长的帮衬。弟弟人生路上取得的所有成就，与兄长的寄望是分不开的。他为弟弟的每一点进步而高兴，弟弟为不辜负哥哥而努力。兄弟俩就这样在漫长的岁月中不停地努力着，经历着，感受着，感动着。
大哥没有机会多读书，这并不影响他博学多识。他喜欢各种戏曲、曲艺、小调，喜欢器乐，喜欢下棋。一切有生命力的活动他都喜欢。他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大哥喜欢动脑子思考问题，凡事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样的人在农村就是能拿主意的栋梁材，深受村民的尊重。他当过多年村干部。在他参与村政管理期间，为村民谋长远利益而奋斗，比如种树、修路等。他在政策与村民个人利益之间，尽量掌握好公与私、个人与集体的尺度。尽管有不尽民意的地方，但是他心地善良，不循私情，不谋一已之利。他是一个永远站立着的人。
黄河故道，土地贫瘠，大哥孩子又多，家庭的生活负担一直很重，但他乐观向上，有远见卓识，先送弟弟去当兵，改变了弟弟的人生道路；后把儿子培养成大学生，现在已是行医多年的专家级大夫。
大哥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平凡的一生蕴藏着不凡的胆识和卓见。在中国广袤的士地上，正是无数个这样平凡的伟人们创造着伟业，培育着伟人，支撑着中国不停地前进着。在世界强国之林中，中国这棵大树还在飞快地茁壮成长着，愿中国永远不要忘记大哥们的默默奉献。
二0一三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