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冬凌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已记得不太清楚了，只剩一些小小的片段还残存在记忆中，随着岁月的流逝反而更加清晰了。冬凌那时候是一家企业报的编辑，好像是有人告诉我她和我是一个省的，我就去找她了。
冬凌很年轻，也就二十多岁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她属牛，大我一岁。她留一头长发，不过不是当时很流行的披肩发，而是拿橡皮筋扎成一束垂到腰间去，衣着也很扑素。冬凌是通过报纸广告应聘到那家企业的，我看过她发表在市报上的几篇散文，很细腻的那种，笔名用的是思柳，柳是她们县城的第一个字。
她是腊月生的，那天下了一场大雪，墙角处一簇梅花开的蓬蓬勃勃，父亲就给她取了冬凌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两个字好，有绝尘脱俗的之气。不过，冬凌不太像梅花，倒像北方原野里随处开遍的山丹丹。
认识冬凌后，我就常到她宿舍去坐坐，谈些文学，人生之类的，反正是年轻人之间那些虚无飘渺的话题。苏南我们家乡的人很少，冬凌又是刚刚来，所以每当我去时，冬凌总是很高兴的样子，眼睛里似乎也湿润起来，忙站起来给我沏茶。我们也说故乡的事——尽管我们的县城还隔着一两百公里。肚子饿了，就去冬凌厂门口的一家刀削面馆吃面，她总是说我是客，抢着要付钱。
有一次过圣诞节时我收到了一张贺卡，下面设有署名，只写着：老乡寄，我猜了半天也不知道是谁寄的。后来冬凌看见我时就很随意地问我卡片有没有收到，我才恍然大悟，连忙向她道歉。冬凌看上去有点伤感说：你还有别的老乡，我就只一个人在这边了。我心里很是不安，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
也难怪，一个女孩子独自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饮食生活习惯又不同，难免心里有些不好过。几天后是我的生日，几个朋友吵吵闹闹要给我“祝寿”，我就顺便叫了冬凌。我们几个都是一个宿舍混了几年的，在饭店里唱歌说笑，气氛很热闹。冬凌却有些拘束和不安，席间，我注意到跑销售的张意对冬凌很殷勤，帮她递餐巾纸换筷子，还有意把话题引到文学上，巧妙地把冬凌引入谈话圈内，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
两个人之间都有好感，男的很帅又有潜力，女的温柔贤淑又多才多艺。冬凌还送了一本散文集给张意，是她父亲写的书。也不知什么原因，两个人的关系不咸不谈最后也没有升温，我责怪张意不够主动，极积，张意说冬凌很好的，只是没有那种感觉，说也说不清楚。
两年后，冬凌说她想去考研，不久就离开了。她来过一封信，由于我换了一家工厂，收到时已是一个多月后的事了，按上面的地址回过去，十多天后退了回来，批着：原地查无此人。冬凌又不知去了哪里。
现在，好多年过去了，差不多要十年了。冬凌现在也该结婚生子了吧，她应该以她自己的方式在某个地方生存着。我还是记着她那根长长的马尾巴式的辫子，记着她那微微启齿略带羞涩的笑。
又下雨了，记得第我一次去找她的时候也好像在下雨。冬凌，下雨了，你在他乡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