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自远方来，接是正常且必要的。
记得小时候，我家没有人到外地去，自然就不会从外地回来。外地亲戚也总是不打招呼就迈进家门了，所以，没啥接人的机会。邻居家大伯每次从出门回来，我和前院后院好多孩子总爱跟在她们一家五个姐妹后面，到火车站凑热闹。大伯在政府的外事部门工作，每年总有公干去南部邻邦几个国家。接到人，我们的嘴里总能含着味道怪怪的糖。一直跟到她们家，看着大叔把一堆我没见过，更叫不出来名字的水果，“贡”在他们家里棕褐色板箱上面的毛主席瓷像周围，大家伙儿看着这些不知道咋吃的水果，自然也不嚷着要吃。后来从小学课本里才知道是荔枝、杨桃和芒果。这是我最早所亲历的接人。
到我和妹妹大了一些，父亲单位农历年底总要分些白菜和红薯，用比我个子还高的大草袋子装着。腊八刚过，我们就按照父亲下班的时间和路线，早早地迎出门。父亲自行车不驮东西的时候，我跨在车子后面，妹妹坐在前面横梁上，舔着父亲带回来的糖葫芦或是麻糖，三个人一路上哈着白气。直到临近大年三十儿，看到父亲推着自行车，车子前后驮着两个大草袋子，我们高兴地跑上去扶在自行车后面，把父亲“接”回家，我妈说：“要不是有人捣乱，估计你爸早就把菜推回来了。”
上了高中，我骑父亲的自行车上学，班里大部分同学家在外地，偶尔星期天休息回趟家。周六走的时候，我总喜欢和同学们约好去长途汽车站接他们，然后周日大家一路杂耍似地一块儿骑车回学校，不到一个学期，“二八红旗”就这样被“折腾”坏了，我只好步走着上学。
接人的习惯作为一项礼仪，它可以调节人们平淡的生活，增进感情的作用，接人的确是件让人开心的事，接与被接的人一定会少了浮云一别、流水十年的遗憾。
真正意义上的接人，我认为是大伙儿家里有了通讯工具以后。亲戚、同事、同学们在到访前，不管是公差还是私事，与接人者有没有关系，总能接到大家将要莅临的电话，电话的初衷倒不是希望能帮上什么忙，只是证明他们在这个地方有个认识人。接上老家的亲戚，身体的健康状况总能把三亲六故活着和死了的全部问候到；接到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见面总要把全班同学联想上，谈论一遍；接着外地的同事，也要把单位的大事小情互相通报半天。总之，接到人以后，有着讲不完的故事，聊到高潮会激发出相逢初见、回首一生的感慨。
我母亲家的亲戚多，我们居住的这座小城处于亲戚们分布的两个城市的中间，我们家一直作为他们的中转站。不打招呼就进门的年代，随着我们的成长成为了过去时。有了通讯工具后，得到通知后我母亲总要到车站接一接，尽管是中转，接上了总要到家吃顿饭聊一会儿再走。后来交通方便了，就变成经停站，如果有亲戚路过，我母亲总要早早地等候在站台上，哪怕是列车停几分钟，隔着车窗招招手。我们劝母亲在电话里说说话不就行了，母亲总说还是见着面才算亲。
随着交通工具的飞速升级，接人成为小事，但接人的仪式一直就这样保留下来了。亲情的接人，是老娘站在村口翘首等待的传承；友情的接人，是踏上异地熟悉声音的延续；工作的接人，是尽到地主之谊的热心导航。但租着豪华轿车房车接人，一种是商业的需要，另一种恐怕是面子的浮肿。
等候在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出站的人流中接人，人们的神情总是一致的翘首，如果有谁不想看到要接的人，那他就不必来这等着了。戴表的瞅表、拿手机的看手机，大家时不时地会把目光聚焦至随时能提示时间的地方。在接人者的心里有一个时间节点，尽管实际接到人的时间总是比心理节点推后。接到人以后的神情就变得非常不一致，亲切握手的，泪流满面的，默默牵手的，亲切拥抱的，年轻情侣会久久深吻至工作人员提醒下一趟旅客要出站了，也有用眼神和手势交流的，估计是残障人士或是谍战迷。接到人的声音也是高低不同，音调高的可以高到比身后站场广播的嗓门还要大。调门低的，仿佛话语已经被浓浓的四目相对融化。
如果接不到人，在确认自己没有接错车后，出现两种选择，一是继续等，一是默默离去。大发雷霆者并不多见，大概是不知道该对谁发泄。有了手机的年代，接不到人的现象基本就没有了，除非是记错车次、航班或者是上演廊桥遗梦。
我觉得接人，它不分男女老少，老去的是容颜，不老的是那份情。它不分乡村都市，踏上故土，永远是难以割舍的一本厚厚小说。它不分高低贵贱，接人的人把一桩小事写在沙上，被接的人总把这份情刻在心里。
不能再聊了，半小时后，从老家回来的媳妇和儿子就要下车了，我得去车站接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