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73年，在大臣范蠡、文种的辅佐下，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大败吴王夫差，开启了越国称霸的时代。作为复国功臣的范蠡在功成之后选择了隐退，并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同为复国功臣的大夫文种不这么认同，可历史证明范蠡是对的，不久，文种被吴王赐死。
古往今来因为功高震主而被诛杀的功臣遍布历朝历代，数不胜数。与其说范蠡的这句话像魔咒一样笼罩在功臣的头顶，倒不如说是人性对权力的追逐触动了统治者的底线，最终身首异处。
大明开国功臣李善长就是一个典型。
李善长是安徽定远人。史载“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可见李善长是一个读书人。所以他应该读过范蠡那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并深谙其中道理，但是自己却因此而不得善终，唯一的解释就是，在追逐权力的路上，人性是如此的贪婪，最终被贪婪吞噬。
1354年七月，朱元璋南下攻打滁州（今安徽滁州）。在行军途中，李善长来到军门求见，朱元璋早就听说李善长，很礼貌的接见了他，双方在交流的过程中顿觉相见恨晚。朱元璋问：如今乱世，先生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我平定天下吗？
李善长回答：如今天下大乱，群雄峰起，有如秦末乱世，你应该向刘邦学习三点：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刘邦凭借着三点，用了五年时间就成就了帝王之业。只要您能够效仿刘邦，将来也一定能够成就帝王之业。
可以说，李善长的这番话对于朱元璋而言，犹如三国诸葛亮的隆中对。亦由此可见，李善长从一开始就处在权力核心的位置。
后来，朱元璋任吴王期间，李善长担任右丞相（仿元朝例，右为大），成为仅次于朱元璋的二号人物。在这个位置上，李善长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朱元璋的统治区域出现一派兵强马壮、经济繁荣的景象。后来改革官制，不再像元朝那样以右为大，改以左为大，李善长也理所当然的被调整为左丞相。
对于朱元璋而言，李善长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臣子，在长期反元的斗争中与李善长建立起的友谊并不比其他将领少，同时，对于这个长自己二十一岁的老臣，朱元璋心中充满的是敬重与感激。
洪武初年，朱元璋册封皇后、太子等一系列帝国大事中，李善长担当了大礼使的重要角色。朱元璋甚至还让李善长担任太子朱标的太师。
一系列的事件表明，朱元璋对李善长的信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对于李善长而言，这种无以复加的信任，是仕途坦荡的保证，却也是掘墓危险的开始。
大明初定，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朱元璋还赐给李善长“免死铁劵”“尔免二死，子免一死”。在朱元璋封公的六个人（其余五个是）中，李善长名列第一。李善长更是被朱元璋比作汉代的萧何，其风光成都在洪武功臣中绝对是首屈一指。在长期的官场生涯中，李善长也形成了自己盘根错节的淮西官僚集团。
就在这个时候，朱元璋已经在悄然转换自己的角色，由一名军事统帅向帝国的领袖转型。草根出身的朱元璋深知权力的来之不易，他如同一个老农民守护自家院子一样，勤勤恳恳的守护着庞大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生怕一丝权力被窃走。
洪武三年，李善长达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峰。老对手刘基的离退使得李善长在朝堂之上一家独大，成为仅次于朱元璋的二把手。加上又是皇帝的同乡，李善长在朝堂上的权势已经到了炙手可热的地步，其亲友势力遍布朝堂内外。
月盈则亏。居安思危。当达到的顶峰的那一刻，李善长最应该考虑的就是如何平稳的走下来，如何能够成为笑到最后的人。
面对李善长一样的老臣，朱元璋心中应该也是复杂的。一方面，这些老臣确实好用，并为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他们功高震主，是最有可能威胁皇家统治的人。这种心态，我们从朱元璋对李善长说过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出：人心之一，极艰检点，心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检点。凡事必求至当。今每遇斋戒，必思齐整心志，对越神明。就是说，作为一个臣子，要做到时时检点自己，不能随着性子乱来，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度，如果一件事情做得不好，就可能前功尽弃。
李善长不可能听不出来这句话的弦外之音。
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以患病为由向朱元璋递交了辞职报告。在李善长看来，自己退休应该是帝国的一件大事，皇上不可能轻易的批准。辞职的举动更像是一场作秀，表明自己并不眷恋地位和权力。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朱元璋顺势批准了他的请求。李善长致仕的消息震惊朝野，在满朝文武看来，就在两个月前，李善长才刚刚被奉为国公，现在却要回家养老，着实令人眼花缭乱。
李善长就这样退休回到老家安徽定远。朝廷赏赐土地若干，赏给一百五十户人家为他守田，佃户一千五百家，依仗卫士二十户。对于一个退休的老人而言，这样的物质应该算得上是不错了，如果李善长能够在此刻开始安安分分的养老，或许能够得以善终，但他没有。
就在李善长回乡的第二年，清冷的岁月让曾经执迷权力的他寂寞难耐，这种精神上的寂寞不是物质能够弥补的。昨日还是帝国首屈一指的权臣，如今却如同一个普通的老农民一样在田间地头度过晚年，空有满腔如少年般的热血，却无用武之地。
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李善长，连着向朱元璋发了几道奏疏。其内容大致一样：自己病已经好了，身体恢复的也不错，还能够为帝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如果朱元璋要用李善长，当年就不会同意李善长致仕，如果不用李善长，那就不是几道奏疏能够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李善长的势力已经遍布朝野，再加上要重回权力中枢的这封信，这让异常神经敏感的朱元璋不得不联想到谋逆二字。
作为答复，朱元璋安排李善长主持安徽凤阳主修宫殿。朱元璋这样做，很大程度上就是想让李善长远离权力中心。
洪武九年，朱元璋将女儿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李淇，并封李淇为驸马都尉。李善长奉命进京主持婚礼。昨日左丞相，今日皇家亲。此等荣耀，李善长应当满足。他此时应该明白，自己已经没有机会再去染指帝国中枢权力。
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同乡找到李善长，这个人就是胡惟庸。谈笑之间，李善长深深喜欢上了这个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不久，胡惟庸将女儿嫁给李善长弟弟的二儿子李佑。李、胡关系更近一步。凭着满腹才华和精明能干，以及李善长的运作下，胡惟庸短短几年时间就成为朝廷上炙手可热的人物。
直至1380年，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告发胡惟庸谋杀刘基，接着再告胡惟庸谋反。很快，在朱元璋的示意下，审查结果出来了，胡惟庸“谋反属实”，同时，御史中丞涂节和御史大夫陈宁作为胡党嫡系难辞其咎，一并问斩。朱元璋借题发挥，不断扩大胡惟庸案，直至1390年，牵扯到胡惟庸案的功臣有一公二十侯，其中连坐、死罪、黥面、流放的人有数万人之多，朝中文官几乎洗劫一空。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胡惟庸案。
即便是此时，如果李善长能够看清时务，安安分分的吧自己摆在一名老农民的位置上，应该还能够留下一条命。可惜，他没有。
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定远老家房子的一段墙体倒塌，李善长给曾经战友汤和写了一封信，借用三百名士兵修葺倒塌墙体。就在300名士兵出发的同时，汤和为了自保，一封发往京城的告密信也同时发出。在洪武年间这样的高压政治态势下，尤其是对于“谋反”尤其敏感的情况下，不论以什么名义借用三百名士兵，都属于容易令人产生联想的行为，更何况，借用士兵的人是曾经的朝廷重臣，很容易让人将这种行为与谋逆联想在一起。
不久后，李善长的一个远房亲戚丁斌犯罪被流放。丁夫人找到李善长痛哭一番，请求解决儿子。李善长应该是出于长者的心态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恳请陛下看在老臣当年微弱之功的份上，给丁斌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封信，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朱元璋立即派左都御史詹徽彻查丁斌案。从朱元璋只言片语的交代中，詹徽揣摩到了圣意。
很快，丁斌供出李善长谋反，其中有两个细节足以致死李善长。其一，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与胡惟庸共同谋反。其二，胡惟庸曾经找过李善长“共谋大事”，李善长说，我已经老了，“汝等自为之”。等于是默许了胡惟庸谋反。
1390年春天，李善长因参与胡惟庸谋反，赐死。夷灭三族。
毫无疑问，李善长的死是一起冤案。正应了那句话，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至于为什么死、有什么作案动机、案件取证是否真实等等，都不重要。
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五品郎中上书朱元璋，说了这样一番话：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籍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完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者。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
就是说，李善长和陛下是一条心的。生是国公，死后会封王。儿子娶了公主，亲戚做了大官，位极人臣。他没有必要为了成败尚未可知的造反去冒险。有人说他想辅佐胡惟庸，更是没有道理的，试想，一个人爱自己的孩子甚于爱自己的侄子。李善长与胡惟庸是侄儿亲戚，与陛下则是亲子亲女结亲。即便是辅佐胡惟庸造反成功，他无非也是封国公，儿子娶公主而已，不会比今天更加的富贵显赫，况且，李善长难道不知道天下是不能侥幸取得的吗？
朱元璋看完后，默然不语，没有怪罪王国用。王国用说的“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正是对李善长功绩的褒奖，这也是李善长被诛的原因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