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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家乡的“糊涂”

难忘故乡的“糊涂

我这里所谓的“糊涂”,说的不是人的心理或头脑不清楚,而是一种食品的名字,这种食品,就是稀粥。一般的“糊涂”是用玉米面或小米面做成,不需添加任何佐料。做得稠一些,是“稠糊涂”;做得稀一些,就是“稀糊涂”了。如果放了大豆,就叫着“豆子糊涂”;如果放了盐和菜,就叫做“咸糊涂”或“菜糊涂”。而如果是用白面做成,再加了盐和菜,那就不叫“糊涂”,而叫“咸汤”了。

  说起来,“糊涂”算不得好饭,但却是我们这里的人——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每餐必不可少的东西。如果吃了干粮而没有喝糊涂,谁都会觉得和没有正式吃饭似的。

  为什么稀粥到了我们这里成了“糊涂”,我曾问过不少人,但谁都不知其所以然。不过,尽管不少外地人常拿这个来取笑,但当地的人们从不以此为耻,至少到目前,还没有看出打算改变这个称呼的迹象。

  能隔三岔五地喝上玉米或小米糊涂,是到了六五年以后的事。此前的许多年里,糊涂也是每天每顿都要喝的,但喝的都是红薯面做的糊涂。就是这样的糊涂,有时也喝不上。那时粮食很紧张,红薯面也很少,不仅黑,还很稀。趴在碗上,能照出人的脸来。所以,那样的稀糊涂又被叫做“四个眼的糊涂”。

  记得是1963年吧,人们一下子进入了大饥荒。

  据说,1958年的秋季,庄稼长势是很好的。可是因为搞起了人民公社,实行了“一大二公”,取消了私有财产,特别是各家各户的铁锅都被砸碎拿去炼铁了,吃起了集体食堂。劳动、收获和人们的分配、利益不再有联系,所以,地里的庄稼大多没有收起来。那收玉米的,背了一个畚箕,从地这头到地那头,无论地有多长,只拣那最好掰的玉米棒子掰下一些,就算完成了一垄玉米的收获任务;那收地瓜的,也不再拿镢头去一穴穴地刨,而是用犁子顺着垄穿过去,翻出多少算多少;已经翻出来的,也是由后面一个人背着一个畚箕去拣,拣回多少算多少。已经拣回的地瓜,也没人再愿意麻烦着去切片、晒干,除了当时吃掉一些外,其余的都倒在了路沟里。大家都相信,食堂里会有吃不完的饭菜,上级也肯定永远有的是办法。只要铁了心跟着共产党走,就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问题是无须操心的。

  然而,残酷的现实给了人们无情的回答。

  原来,概念和口号只能刺激人的神经,并不能抵挡一粒粮食

  还没过春节,已经发生了粮食危机。

  国库里的数字都是虚的,库房里都是空的,都是吹起来的牛皮、美丽的肥皂泡,需要调拨粮食了,竟然调拨不出来。

  集体的粮仓早已经并入国家的仓库,原来的集体粮仓里已经没有一粒粮食

  更要紧的,是每个农民,家里都没有储存一粒粮食。在城市里,干部和工人更是如此。

  上级号召大家生产自救。而严冬和初春,种什么也不会结果。

  大家这才想起了去年秋季扔到了路沟里的红薯。大家争着去挖啊、抢啊,可是,挖出来的红薯有的早已烂掉,有的还没有烂,但已被冻干,只剩下外皮和纤维。

  冻坏了的也罢,烂掉了的也罢,毕竟它曾经是可吃之物。没有人计较它是否新鲜,更没有人品尝它口味是否可口,几个月里,它充当了公社社员的主食,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

   到了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吃用萋萋芽(学名叫“蓟”)做的窝窝头。窝窝头不小,每个足有盘子大,三口人可以分到一个。因为没有面粉或其它东西作为粘合剂,领到家里,都成了一盘菜渣。而且,因为萋萋芽太老了,叶片上的刺扎得人无法下嘴,还不如“糊涂”好喝一些。  那时我对那次的“白糊涂”印象特深。

  打那,每到吃饭,看到又是“黑糊涂”,我都要扯着嗓子哭喊:“我不喝!我不喝!我不喝‘黑糊涂’,我要喝‘白糊涂’!”

  谁都知道我的要求绝不过分。但是,谁也无法满足我这最合理、最起码的要求。通常的结局是,闹得不可开交了,吃亏最大的还是我自己,小脑袋儿上总要挨几巴掌。

  那时候,公社社员们念叨最多的话是:啥时候咱能喝上一碗用真粮食(玉米或小米)做的、能粘上碗的好“糊涂”?

  可是,没人回答他们。

  郑板桥有一个很有名的横幅:“难得糊涂”。如果把他说的“糊涂”当成我们封丘人嘴里的“糊涂”,用来形容上个世纪60年前后当时老百姓的心态和欲望,竟是再恰当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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