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刺，自古及今都代不乏人，或因家仇，或因国恨，或因私怨，或因众怒。可能是以身试法，也可能是弱者对于强权的反抗。
秦与先秦时期，有三位刺客让我无法忘记，他们分别是聂政、荆轲和张良。
聂政刺韩相
“士为知己者死”，我很怀疑这是某个有能力知遇别人的当权者，特意为“士”心甘情愿地替自己卖命而炮制出来的一种理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人命危浅，重名胜于重命的思想应运而生。重名，其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也难免有一些将人性扭曲了的名，成为戕害人的精神枷锁。比如，宋儒理学就为女人量身定做了一句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害苦了天下女人。而对男人，则没有比“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对“士”这样一个阶层的人更具有魔咒般的杀伤力的了。聂政之前，豫让刺杀赵襄子时就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聂政刺韩相，持的也是这个理由。
聂政刺杀侠累可谓忠孝义勇。豫让在刺前“漆身吞炭”，是为了实现报答知己的目的；聂政在刺后“皮面决眼”，则是为了雇主和家人的人身安全。他是在母亲死后替人身蹈死地的，留下性命是为了奉养母亲。他的英勇也让豫让望尘莫及，他千里迢迢从齐国的轵深井里来到韩国，拿着宝剑就直趋相府，如入无人之境，警卫森严的相府，竟挡不住他的剑锋。
尽管聂政的行为似乎更崇高更英勇，但在我看来还是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他是一个只有勇力而没有脑子的糊涂虫。
首先，他没弄明白严仲子是不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知己。
母死之后，杀人之前，聂政对人说：“我是小民，屠狗为业，严是卿相，不远千里屈尊交结。我无寸尺之功，却送百金孝敬我母，虽然没要，但这实在是知遇我的。这样一个贤者，为了报仇，特地亲近我一个穷僻之人，我不能就算了。”
“实在是知遇我的”，具体的表现是严仲子一能屈尊而下交，二能百金以奉母。于是，为了报答这份情谊，“我不能就算了”。他要让另一个人的肉体在这个地球上永远消失，原因竟是如此简单。
严仲子又果真是“知遇”他吗？严仲子不远千里而来只是为了要寻找一个刺客，并不是特意冲着他的。刺客是什么？是别人花钱雇佣的杀人工具，用巴勒斯坦的自杀性爆炸事件的当事人来比，就是人肉炸弹。不过，严仲子“屈尊交结”，是因为他发现聂政这个人有空子可钻，这个空子就是他的孝心。于是便在聂政的母亲身上大做文章，奉送黄金之前，先屡次备了酒食亲自送到聂政母亲面前进行笼络，以深结其心。果然，落魄异乡的聂政心里十分感念，而且将别有用心的严仲子的巴结行为视为知遇。
其次，他没弄明白严仲子在自己身上的投资与自己要付出的代价相差太大。
聂政深知，他要杀的人位高权重，杀之，自己必死，所以才要等到母死姐嫁以后。但是他不知道，几餐饭食与奉送百金的表示，就用自己的生命去报答，这是他对生命的自我贬损。而这种生命贬值，则源自他深到骨子里的自卑心理。“我是小民……”，像他这样自卑的人，往往“受人滴水恩，必当涌泉报”，而这种出于真心实意的感恩，则是统治阶级在思想意识上不断灌输而使之成为很多人的定向思维和内在品质的结果，也是严仲子等人能够达到目的的重要原因。
再次，他没弄明白自己所行刺的对象是否非要除之而后快。
他刺杀的人是与自己八杆子打不着的韩相，而侠累也并非就十恶不赦。侠累成为严仲子的眼中钉，无非是在权力斗争中占据上风。就是这样一个不算太大的过节，严仲子就要杀之以泄心头之恨，可见严的心胸何等狭小，心地何等歹毒。作为一个如果还有正义感的刺客，在答应刺杀之前，是应该弄清一些原委或做一番调查的。这个人该不该杀？聂政不问是非曲直，一杀了事，也就是个普通刺客或职业杀手而已。
聂政既没有杀侠累的任何动机，也与被杀者无冤无仇。他杀韩相杀得毫无道理，他唯一的理由就是“士为知己者死”。
聂政自戕的手法就像他屠狗一样，无论是剐掉面皮，挖掉眼睛，还是扯出肠子，都很熟练。可见聂政是个很坚强却也很激烈和容易走极端的人。这样的人活在现在，因为没有头脑，很容易被人利用。
一个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对别人的生命也不可能爱惜。他的眼里没有是非对错观念，而只有亲疏好坏。谁对他好，他就可能加倍地以“好”报答谁，心甘情愿为之驱驰、效命，并因此可能成为手段恶劣的恐怖分子。
荆轲刺秦王
荆轲刺秦的故事经过影视的传播不说家喻户晓，至少也让很多人耳熟能详。写荆轲刺秦这一事件的作品很多，可是我还是想凑个热闹，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
做任何事都得做好准备，何况是做在护卫非常森严的秦宫杀秦王这样的泼天大事。在刺秦之前，荆轲充分考虑到要做好四种准备：一是一幅秦王垂涎已久的督亢地图，二是一颗秦王最恨的叛将樊於期的人头，三是一把淬了毒的能够见血封喉的徐夫人匕首，四是一个比较得力的助手。前两种是接近秦王的必备，后两种是达到最终目的的必需。结果他顺利地做好了前三种准备，最难做到的是得到樊於期的脑袋，却经过荆轲三言两语就轻易得到了，而最容易做到的是等一个人，却没能等到。荆轲坚持要等一个武艺高强的人做他的助手才肯动身，也不用等多久，可燕太子丹却等不及了。一方面是因为秦国灭掉赵国后已经兵临燕国城下，另一方面是太子丹怕久而生变。于是他替荆轲找了一个叫秦舞阳的人来凑合，荆轲当然很不满意，但是雇主催逼着自己，认为时不我待，也就只好将就着出发了。
出发时的告别地选在易水，易水这条不怎么宽的河因此千古留名。不仅因为易水告别是一次真正的生离死别，更是因为荆轲悲歌了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所有的步骤都按部就班，荆轲也顺利抵达到秦王的身边。这本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刺死秦王的大好机会，可荆轲却功败垂成。也许正如荆轲自己说的是想挟持秦王，但是我总是有些疑惑，以荆轲之能，是完全能够不辱使命的，可事情偏偏就这样出人意料。是不是他没有尽力呢？我们从司马迁的描写中找不到这样的只言片语，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也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怀疑，可是读着读着，我还是觉得这种可能不应排除，很多事情往往在人的想象之外。
荆轲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这一点毫无疑问，正因为他心思缜密，所以才能够接近几乎不能接近的秦王。他把秦舞阳不当回事，不仅说明他的武功之高胆略之大，而且说明他有识人之明。这种种迹象都表明，刺死秦王是十拿九稳的。之所以没有刺杀成功，是因为荆轲动了不杀之念。现在我理一理头绪，也许可以把到一些脉络。
我们先得明白，他对太子丹一直是没有什么好感的。他开始原本就不答应刺秦，可太子丹这个人很赖皮，不断地磕头，再三地请求，他才看在好友田光推荐并为此事死了的份上而勉强答应下来。而田光的死不能不给荆轲的心头留下浓重的阴影。最让他厌烦与恼怒的，是后来太子丹的不断催促和怀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这种不信任对他简直是一种侮辱。“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燕丹的怀疑一定深深地伤害了他。可以肯定地说，刺秦前的荆轲，心里有一段较长时间是很不痛快的，他的易水悲歌就有这样的情绪。
到了秦宫，秦王的非凡仪表和气度，一定让荆轲一下子比较出太子丹的平庸与凡俗，而且，这个使得秦舞阳在秦庭吓得尿裤子的一代雄主的霸气，也不由自主地会让作为侠士的他由衷敬慕，自然，他对秦王的英雄气概会情不自禁地惺惺相惜。为一个自己厌烦的人而去杀一个自己一见如故的人，这一定让荆轲心里感到滑稽。还有，秦王无所顾忌地让自己接近的信任与太子丹对自己的怀疑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更会给荆轲“微妙”了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影响甚至冲击。荆轲的行刺大失水准，一定与他已经有了巨变的心态很有关系。为了一种使命，他还是义不容辞地去刺杀秦王，可他在图穷匕见的那一刻即使还没有改变初衷，但力道与身法也会大打折扣，最后使得因为疏于防范而惊慌失措、自然也不甘束手就擒的秦王在眼皮底下逃之夭夭。荆轲把匕首投了过去，完成了自己作为“士”这个角色应有的程序，而作为有血有肉的人的荆轲，心里很可能为自己的演技精湛而暗自喝彩。
“士为知己者死”，荆轲甘愿为之而死的知己不是太子丹，而是推荐自己刺秦的隐士田光。这可能也是荆轲不甘心让燕丹达到目的的潜在因素。
不过，正如后来的项羽不肯过江比过江要好一样，荆轲刺秦不成功比成功要好。正是他的不成功，给人留下千古遗憾，也给人留下千古之谜，让人铭记在心。
张良刺秦皇
嬴政在他的一生中至少遇到过三次行刺：第一次是凶险异常的荆轲匕刺，第二次是有惊无险的高渐离筑击，第三次便是张良与大力士的锥砸。荆轲刺秦动静很大，在刺秦之前就有为了保密田光自杀、为了接近秦始皇樊於期献头的壮烈事件，又有易水送别的慷慨悲歌，再加上图穷匕见的秦庭搏杀，都很有看点，所以当然地被大肆宣传。相对来说，高渐离与张良的刺杀行动，就简单得多，也冷清得多，让人觉得“小巫见大巫”。
我之所以将张良刺秦煞有介事，是因为在前有多人行刺的情况下，张良还能给秦始皇实施极其危险的致命一击。
这一击费尽了张良的心机，更倾尽了张良此前全部的财力。当从韩国被灭亡的血泊中死里逃生之后，他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复仇。他散尽家财，终于踏破铁鞋地物色到了“大铁锤”这个大力士。而用什么手段刺秦，也绝不是心血来潮就能够妙手偶得的。由此可见，张良不仅智力非同小可，而且还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这正是圯上老人愿意授以兵书的重要原因。
他的吃苦耐劳也是令人钦敬的。大力士后来能够将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锤舞动得虎虎生风，而且一击便命中副车，不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专门强化训练是办不到的。张良毫无疑问会全力陪练，而且很可能就是现场指导。
他的指导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大铁锥要能够运用得得心应手。大力士虽有膂力这个基础，却也难有收放自如的功夫，二是命中率要相当高。因为要达到目的只能一击而中，而这一击靠的当然是平时千锤百炼后的百发百中。他指导的方法也可能着重在两个方面：一是多角度全方位训练。因为场地的不确定性，所以会选择多个方位，也会选择多个角度。二是全天候高强度高难度训练。夜以继日，晴天雨天。不断提高难度系数，就像纪昌学射箭一样，练“视”力，最后把虱子看得像车轮那么大，射起来自然能成竹在胸。功夫不负有心人，张良终于以他的坚韧与顽强，将大力士训练成一个神投手。
荆轲刺秦王虽然动静很大，但是张良刺秦皇影响也很深远，在此，我将他们作以下几个方面的比较：
一，荆轲刺秦是被动的，他是受雇于人、出于无奈的，便也缺乏内在动力。而张良是身怀国仇家恨而发自内心去刺秦的，很积极主动，可也显得太过急切。在刺秦这一行动中，他们都有各自的弱点。
二，荆轲刺秦前的计划是周密的，但不管他能不能完成使命，都要“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地舍生取义。张良则既可以在刺秦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又可以在部署中考虑自己与大力士的全身而退之计，既要达到目的又要保全自己。荆轲是悲壮的，却是亡命之徒一样地孤注一掷，张良则还能“留得青山在”地可以进一步有所作为。
三，荆轲近距离刺秦，张良不能故伎重施，得另辟蹊径，需要创新。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用大铁锤的方法锤击秦始皇，是一般人想不到的。而这种用大铁锤远距离抛掷的刺杀方式看起来显得荒唐，却也让对方始料未及而疏于防范，能更建奇功。事实上，要不是误中副车，还真让他们成功了。这正是张良不同凡响的地方。
四，荆轲刺秦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他本人只是实施组织计划的一个工具或棋子，连等那个武功高强的帮手助他行刺的自主性都没有，而且他意气用事的成分也比较大。张良就两个人，可更有自信心，不慌不忙，进退有据。
荆轲刺秦没有成功，张良也失败了。他们的行为都是壮举，但是一死一生。“在秦张良锥”，文天祥在他的《正气歌》里把张良列为“时穷节乃见”的十二个人物之一，从节操方面歌颂张良不畏强暴的精神。
尽管张良把刺杀前后的事情都考虑得天衣无缝，但是百密一疏，他没有考虑到的是，万一秦始皇命不该绝，以秦始皇的残暴与豺狼之性，没找到凶手之后必然会迁怒于他人，一定不会亚于某些人“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的残酷，全国大搜捕所殃及的无辜一定不在少数，至少绝不会放过他们实施刺杀之地博浪沙的周边百姓，从而就累及了很多无辜，这是张良之误。即使刺杀成功，秦皇身边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悍臣们，也不会放过这些“黔首”。
心细的张良没能想到这一层，是因为此时的他被强烈的复仇情绪冲昏了头脑。从他为了复仇连亲弟弟的丧葬都不理会就可以看出，他的复仇之心是何等急迫！他此时的忍耐性是很差的，冲动欲是很强的，思想也是很不成熟的，这也是圯上老人黄石公考验他的原因。苏东坡在他的《留侯论》里就此进行过深入分析。但是刺秦行动所带来的危害，使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性格中的急躁、冒失等弱点，并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检讨，所以在下邳见到圯上老人的时候，才能屡次忍受屈辱。正因为他能接受这一沉痛教训，所以他真正成长了起来。
这次刺杀行为，是张良从一个不成熟的愤青到一个冷静理智、胸有韬略的军师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也是他以后成为“运筹帷幄之中而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人杰的一次重要生命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