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难忘的年代 第二章 第二节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2
这个别开生面的家庭讨论会开了很久，直到下午五点左右才结朿。
在那个年代里，因为埋头炼钢几个月，平时没有时间看报纸，只知道58年5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主席也作了指示，全国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舅舅当时在大渡口重庆钢铁公司上班，是公司里冒尖的技朮专家，稍有空闲时间，他就会定下心来看看报纸，他掌握的新闻知识比我们这些半吊子货多得多呢！在坐谈会开始前，他就到里屋去拿出一叠报纸，然后在靠椅上座下，聚精会神地聊起来。
他慢条斯理地告诉大家：1958年6月《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报道，河南遂平卫星农业社再脱粒后确定亩产3530斤！不是原先的亩产2105斤。《人民日报》还特别编制了《卫星社放出第二颗卫星》标题，拉开了全国各地农业战线争相放卫星的序幕。
此后，全国各地不断传出粮食亩产放卫星的消息，6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光化县幸福社11亩小麦亩产3215斤的新闻。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7320斤的新记录，亩产量越来越高，引起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关注。
那个时代还是新中国粮食定量供应的年代，无论上班的工人还是念书的学生，几乎都在食堂用小瓦罐蒸饭吃，大家迫切希望农民多放卫星夺高产，早点结朿粮食定量供应的年代。
什么时候突破亩产万斤呢？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溪河乡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56斤；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海星社亩产花生10353斤；并发表了《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的社论，提出了“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的口号，给农业放卫星运动推波助澜。
当舅舅讲完这段往事后，长长地吁了口气，顺手端起桌子上的一杯浓茶喝了一口，然后坐下休息。
满屋的大人和孩子们都听得很起劲，在大炼钢铁时期，学校广播里不时播放农业战线夺高产的轶事，有一次几个老师拿着一张报纸到炼钢场宣传，看见一位小姑娘坐在卫星田中心谷穗上的照片，同学们心里真是乐开了花，大家聚在一起争相传阅，心中充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豪情，也充满了对党和毛主席无比热愛的深厚情谊。
子瑾大哥是主持人，他十分认真地说：刚才爹爹给大家讲了不少人民日报上面公布的农业放卫星的史实，归根结底一句话，那些都是中国最权威的报纸公布的消息，有力地说明了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农业已经插上了腾飞的翅膀，逐渐挤身世界先进行列。
如此继续干下去，我看最多再搞个两、三年，我们就可以敞开肚皮吃饭啦！话音刚落，坐在客厅里的大人、小孩都高兴地鼓起掌来。
大家在无拘无束的欢乐气氛中吹牛谈天，非常快乐。外婆第一个发言，她微笑着诙谐地说：子瑾不愧是个当大干部的料，我们还没有开始讨论，他就帮我们把结论都下好了，真是高水平哟！我们几个表兄妹认真想想，外婆讲的话确实有理，忍不住又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我也高兴地举起手来说：刚才舅舅给我们讲了不少农业放卫星的历史，人民日报举的一个例子是湖北省麻城县出现的“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56斤。这个成绩真的是太伟大了，大得我实在不敢相信。
外公带着棕色老花眼镜一面看报纸一面听大家聊天，他听见我的言谈中多少还有点顾忌，就笑着说：牛儿想说点什么就说出来大家听听，在家里面聊天吹牛可不要扭扭捏捏，又没有哪个给你扣帽子哟！大家想不到平时不苟言笑的外公也会讲点风趣的话，听完后又嘻嘻哈哈地笑出声来。
我清清嗓子，老实地讲出了自已的看法：报纸上说的，湖北麻城县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达36956斤，好像太玄忽！我爸爸就是湖北麻城乡下人出身，据爸爸说解放初期乡下人种田，一般亩产最多只可达500-600斤，现在的卫星田达到了亩产36956斤，实在不可思议！
我的发言像一颗炸弹，引起了在座的长辈和孩子们的深思，坐在辉世旁边的子铨弟弟也冷不丁冐出一句话：人民日报尽在瞎吹牛，藕塘村附近也有不少稻田，也在搞夺高产放卫星活动，要达到亩产1000斤都很困难。
坐在外公旁边的舅舅看似闭目休息，实际上仍很专注地听小辈们的犮言，这时候他睁大眼睛笑着说：牛儿讲的是老黄历，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卫星呢！说着，舅舅从书报夾中找出一张58年的旧报纸，用南京口音大声地朗读起来：《人民日报》1958年9月18日报道：
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成功地运用了高度并禾密植方法，获得中稻平均亩产130434斤10两4钱的高产新纪录(当时1斤为16两)。这块高产田面积一亩零七厘五，黑壤土，二等田，共收干谷140217斤4两。
舅舅刚刚念完那则报道，过份离谱的内容引得坐在大厅的大人、小孩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辉世弟拉拉我的手悄悄问我：大哥，130434干谷，要用多大的地方才装得下啊？我静下心来想了想，掏出一支钢笔在一张废纸上算了算，然后悄悄告诉他，每立方粮食重约1500斤，必须采用有效容积约87m3米的库房才能装得下去。
这时坐在舅舅旁边的贾汝诚舅妈笑着对我说：现在正在讨沦问题，你们两兄弟可不许讲悄悄话啊。子谨快叫辉牛发言，把他们之间的秘密讲出来哟！
看着大家期待的目光，我用手比划着说：刚才测算了一下，按每m3干谷重1500斤计算，粮仓容量约为87m3。
如果把这块卫星田收获的干谷130434斤装入直径4m的园形谷倉内，而且不留任何空隙，那么粮仓高度约为6。9m左右。若按每个学生每月定量30斤计算，足夠326个学生吃一年。
讲完这话之后，几个小伙伴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十分惊呀的叫了一声“啊呀”，都说这个卫星田产量真是高得离谱了，肯定是在嗐吹牛。
这时候外公、舅舅也相继发言了，他们要求孩子们不带任何偏见，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问题，有利于提高大家的分析水平，长大了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谈到这里，讨论会的主持人子瑾大哥站起来发言了，他也十分爽快地说：我很认真地听取了牛儿的发言，他怀疑高产卫星是在瞎吹牛，还认为高产卫星缺乏科学根据，你们说对不对呀！几个小兄弟快乐地回答说：对呀，对呀！大家也跟着起哄，大厅里真是很热闹。
这时候子瑾哥胸有成竹地对大家说：有位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文章标题为“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对农业高产提出了他的看法，据科学计算，只要合理密植，好好施肥，在太阳光能作用下，粮食亩产可以达到数万斤，牛儿要不相信就自已去查查报纸吧！子瑾大哥讲完这段话，就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大厅里顿时安静下来，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言以对。
这时候舅妈微笑着对大家说：子瑾讲的话确实是真有其事，广祥到房间拿报纸去了，他特地收藏了一份58年6月份的中国青年报，回来后给大家唸唸，也可増长点见识。
没过一会儿，舅舅手拿一份报纸从房间里走出来，看见大家充满期待的目光，就打开报纸大声地念了下面一段话。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属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须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舅舅把这篇文章读完了，大厅里又变得十分安静，大家都在冥思苦想，这位科学家讲的究竟对不对？一时间也搞不明白。
我想了好一阵子，终于又找出一个歪理由，我笑着对舅舅说：这位科学家是从美国回来的，美国科学在世界上名列前矛，请他写封信给美国的朋友问一问，他们那儿也放粮食卫星吗？产量到底有多大！话刚讲完，大厅里的大人、小孩又嘻嘻地笑个不停。舅妈也诙谐地说：牛儿还真聪明，甚么话都会编得出来，话音落地，大家又笑个不停，家庭会场又变得轻松起来。
我高兴地说：一亩地等于666平方米，如果亩产拾叁万斤，
算一算，每平方米上的麦穗重量远远超过195斤，想一想空心稻杆能承受那么大的重量吗？恐怕早就压弯了腰哟！讲得大厅里大人、小孩都鼓起掌来。
这时候外公沉不住气了，挥挥手要大家安静下来，他慢慢讲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以为那位科学家讲的话有道理。但是，仅仅依靠科学依据来创高产还是不行的，还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通过不断的探索研究，才能逐步实现高产的目标。
我看呀，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粮食亩产一翻再翻，最终居然达到亩产130000斤，实在是不可思议。
但是，我仍然相信共产党和毛主席确实是一心为民的领导者，希望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他们冷静下来后也会发觉考虑欠妥当，一定会尽快采取措施糾正。
这时候子谨大哥也站了起来，他泠静地说：刚才爷爷讲的观点有许多我也赞成，有时候我也在不断思考，粮食卫星田亩产量真的能达到几万斤吗？但是，放卫星的报导都是党报报道出来的呀！难道党报也吹牛？我还看见过报纸上刊登的照片，一个小姑娘微笑着坐在高产田的中心麥穗上拍的照片，难道当地的领导人和记者也在瞎吹牛？
子瑾大哥最后的一段话与我颇有同感，那个小姑娘微笑着坐在高产田中心麥穗上拍的照片是真的吗？这张照片究竟是怎么拍出来的呢？这个疑问一直藏在心中，直到我参加工作后的1982年才真正解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