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我在安新一中上高中，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大背景作祟，学校取消了各种考试，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开卷考试，评分标准也由优、良、及格或者不及格取代了延续多年的全世界都公认的百分制。
从初中到高中，由于受到中国几千年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一直秉承着“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等古训，死心塌地的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因此，无论外界发生什么变化，我基本上能够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时候在学校里，虽然不敢说是什么“学霸”，但是学习成绩自始至终能够保持在名列前茅的水平。
自从学校取消了考试之后，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一落千丈，失去了监督和考察的学习犹如脱缰的野马，同学们几乎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思绪飞扬，心存旁骛，不管平时学习如何，到了期末考试，你抄我的，我看你的，答案统一，别无二致，老师到也落得个清闲，大笔一挥，统统优秀，皆大欢喜。
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大环境，我区区一个中学生犹如大海中一滴水，沙漠里一粒沙，理解要随波逐流，不理解也要随波逐流，除了接受现实，一切不解、愤怒、彷徨、郁闷都是徒劳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尽力利用有限的时间努力学习，尽可能多的去掌握应该掌握的各科学习知识，争取各科达到优秀。记得那是高中毕业前夕的最后一次考试，也就是如今人们常说的毕业考试，想到这是我在高中阶段最后一次考试，今后能否还能坐在课堂里，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也许我们将奔赴“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许我们会投笔从戎投身火热的军营卫国戎边，也许我们有幸成为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可是上大学在我们心中则成为名副其实的天方夜谭，所以，我早就把这次考试作为人生中最珍贵的演出，不求精彩纷呈，力争结果圆满。那些日子里，我排除一切干扰，摒弃所有应酬，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复习功课上，我的几个好哥们非常不解的问我，现在都是开卷考试，就是闭着眼也能得个优秀，你把时间都放在复习功课上岂不是多此一举，劳而无功？还有的人在背地里说我是故作姿态，人前作秀。对此，我也没有做过多的解释，用一句不谦虚的话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毕业考试结果如期公布，让我大跌眼镜的是，我所有的学科都是优秀，唯有我最在乎最看重的政治仅仅得了一个及格。而且，在全班四十几名同学中，我是唯一获得政治及格“殊荣”的人。站在刊登考试成绩的大红喜报前面，我仿佛觉得全校师生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众目睽睽之下如同“过街老鼠”狼狈不堪，心在滴血，好像一块烧红的烙铁在无情的炙烤。在那个年代里，人们都把政治生命放在第一位，作为学生，体现政治面貌的，除去入团这块金字招牌之外，政治考试成绩显然是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作为班级的一班之长，作为把政治视为生命的我，政治考试居然只有合格，而且还是全班唯一的合格，怎么能不让我痛心疾首、捶胸顿足？
痛彻之余，我冥思苦想，无论如何也找不出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因为，对于政治考试，我似乎倾注了更多的精力，拿出了更多的时间，做了更多的准备，我自认为，如果按照百分制评定的话，我至少应该得到九十五分以上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何况我还是学校评选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都不可能仅仅得到一个及格。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我带着满腹的疑惑和不满，“冒着天下之大不韪”找到了教政治的孙老师。
孙老师大约有四十岁左右的年纪，正是年富力强的黄金年龄，微胖而白净的脸庞，加之一双笑眯眯的眼睛，神似弥勒佛，满脸的“仙气”，平时我在背地里也会偶然听到有的同学称呼他为笑面虎杀人贼，心里也没有当回事，一笑而过，现在回想起来，似乎还是很有道理。他似乎早就预料到我会来找他，不等我开口，他已经先声夺人，笑容可掬的询问我，是不是因为考试成绩来找他？他的先发制人完全打乱了我的节奏，我略显被动，情急之下，没有时间做更多的思考，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针见血的问道，是的，我就是因为考试成绩来找您，我觉得我的政治考试做的没有什么问题，至少不会比其他同学差，所有人都能得到优秀或者良好，为什么么唯独我仅仅是及格？
呵呵，孙老师淡淡的笑了笑，我知道你的文学造诣较深，写作水平不差，对于撰写政治考试题简直就是举手之劳，无需耗时费力，如果单纯的按照考试字面考虑，你的卷子不给优秀都说不过去，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你如果是第二，没有人敢说是第一。
我完全没有料到孙老师会把这样毫不掩饰的评价我，不知道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木那的看着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孙老师显然是早就成竹在胸，并不在乎我面目表情的变化，突然间发出了几声冷笑，脸上标志性的笑容已经荡然无存，语气近乎严厉的话锋一转，你不要高兴的太早，我刚才并不是在夸奖你，我要想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教育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考试同样也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别的学科如何评分我不管，仅仅就我所教授的政治课来说，试卷答得好坏，只能在字面上反映出一个人对于政治课有关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并不能客观的完整的代表一个人的真实的政治面貌，所以，考卷只能代表最多百分之六十，剩余的百分之四十还要看你在学校的具体表现。
孙老师，听你的意思，难道说我在学校的表现有什么问题？对于孙老师的这番话，让我疑窦重重，大惑不解，考试就是考试，从古至今，国内国外，概莫能外，试卷是唯一的评判标准，他今天的这番表述和高论我真的是闻所未闻，不敢恭维。
我知道你对此很不服气，这也是我预料之中的，如果你平静的接受了这个结果，那反而会让我对你刮目相看了。孙老师丝毫不顾及我的感受，继续滔滔不绝的施展着他能言善辩的口才，我现在可以十分明确的告诉你，之所以给你的政治考试给了及格，那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的，第一，你是干部子弟，全家都是吃商品粮的，生活富庶，衣食无忧，不可否认，从这个层面上，你们这些干部子弟要比那些农村来的同学具有明显的自豪感，尤其是你们几个干部子弟，依仗家庭条件好，衣着鲜亮，招摇过市，抽烟喝酒，目空一切，影响非常不好。第二，学校三令五申，在校期间，男女同学绝对不能谈恋爱，这是铁律，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跨越雷池一步，可是你又是怎么做的呢？
孙老师如此一番慷慨陈词让我目瞪口呆，我就是想了一千个理由，一万条原因，也绝对没有想到他会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堂而皇之的拿上台面。其实，我今天来的目的，原本是想着与孙老师做个交流，只是想着做一个单纯的心理上的安慰而已，至于到底是及格还是优秀真的没有那么重要，甚至没有丝毫的意义。谁知道，事情会如此的直转而下，他会如此的评价我，我本应该义正辞严的对这两件事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反击，可是，冷静下来转念一想，这是何苦呢。不错，我承认，我是干部子弟出身，家庭条件相比那些从村来的同学的确略好一些，但是，我从来没有把它当做我骄傲的资本，更没有一丝一毫的为此趾高气昂，目空一切，可以说我的好朋友、好同学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农村的。第二，关于所谓的谈恋爱，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是文革停课闹革命之后第一批复课的学生，因为几年的荒废学业，绝大多数同学都已是“高龄”阶层，到了高中毕业之时，更是十七八，十八九的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了，按照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人到了成年自然而然的就要萌发男女爱恋之情，这既是人类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人类无法回避的自然属性，难道仅仅凭借学校的所谓男女同学不能谈恋爱的一纸空文就能把男女之爱扼杀于摇篮之中？难道几声老师的呵斥和管教就可以让历史的车轮倒转？也许慑于学校学规的威严和严肃，同学们表面上中规中矩，不敢逾越雷池一步，但是私下里有多少对男女同学在谈恋爱，恐怕学校和老师们也是心知肚明，只不过只要不出事，大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安无事罢了。如果老师们单纯的把同学们谈恋爱作为违反学校规定，给与严厉的批评和管教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如果别有用心的把这件事作为上纲上线，甚至作为政治考试的评判标准，绝对是难以服众，难以接受的。何况，孙老师对于我的所谓谈恋爱也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根本没有真凭实据，如此手操作，令人瞠目。
到了现在，我真的无话可说，我也不想说。我知道，孙老师对我的印象已经是根深蒂固，甚至从骨子里“鄙视，厌恶”我们这些“纨绔子弟”，这也许就是作为政治老师的典型心态，我甚至很有一些庆幸，庆幸孙老师在我毕业之前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更加客观的认识了自己的另一面，对我未来的人生之路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启迪和警示。也许过了若干年后，我还要发自内心的感谢这位“爱憎分明”“敬岗爱业”“嫉恶如仇”的孙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