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正月，陪母亲回后山看我姥姥。母亲每年总要回去几次，多数是和我舅舅姨姨回去的，记得自从参加工作我好像就没有回去过。一路上，午后的冬日晴朗清爽，年前的积雪依稀可见。
下了高速，出了省道，乡间的小路开始变得陌生，白茫茫一片，压根儿看不出路在何方。我本就没来过几次，连大概方向都忘了。尤其是在坐冬雪的迷惑里，辽阔的耕地和灌木丛隐藏在雪下面，抬眼望望，哪哪都像家乡。母亲却能说出每一个地段的名字，在母亲的指挥下，乡路走得十分顺利，听着母亲讲述她小时候下雪天，我姥爷带着她与同伴在山上林子里用筛子扣鸟的故事。车外除了怒吼的寒风，虽没有乡间的牧童和老牛，无限的宁静很有诗意，满眼的雪树银花在蓝天映衬下，也十分好看。
意外的美景容易让人得意忘形。泥土路上的积雪融化后再结冰，稍有个小土坡，车子就会打滑，如果哪个地段没有按照母亲指挥的路线走，即使看见前边平平直直的路，车子总会被拦腰垫起来，要不就是陷在深深的雪坑里。下车在车轮下垫上毛巾布，然后上车轰油，借助母亲的推力冲过冰坡子。几次下来，我刚才那种美丽的心情不翼而飞，只剩下快速西沉的斜阳和肆虐的寒风。我愤怒地拍打着除了显示几个村名的黑体字外、满屏都是黄绿色的导航屏幕。眼前再平直的雪路面，没有母亲的指挥，我也不敢往前蹭一点点了。
越往深处走，眼前的雪树银花逐渐变成漫天飞雪。真怪了，不管车子怎样走，我们总是迎着风，雪片不停地糊满玻璃。远远的看见后面有车子调头回去，只有我们开着各种车灯“盲行”，几次与母亲商量返回去改天再来，母亲执意不肯，还兴趣盎然地讲起：“我们小时候，坐着你姥爷的马车到县里送公粮，白毛糊糊可比这厉害好几倍。”这时候母亲讲的故事，开始排着队从我左耳进右耳出了，我只记住母亲说了好多遍：快到了。直到母亲说对面就是姥姥家的村子，我努力地让自己做到像母亲那样保持了一路的兴奋。从雪片的缝隙间，我费力地瞅见了不远处的几点灯光。
可是村前的路被高高凸起的冰封盖住了。试着从两边绕道过去，倒是不错，积雪化过又冻住多少次，地面上凸出来的那一点点冻沙土，成为我们夜幕里推车的好帮手，母亲推车，我在车里轰油，好不容易从冰路一侧的雪窝子里退回原点。我坐在车里纳闷：我的这把小工程锹是假的，还是冻了的沙土太硬。这时候右边几公里外的一个村子亮起一点灯光，母亲立即说：“我以为这个村子的人都搬走了呢。”不敢开车只好徒步过去，汪汪几声狗叫过后，我们筋疲力尽地坐在了一户老俩口家的炕沿上。追根溯源，说不上沾亲，前后村也都熟悉得很。按照两位老人的指点，我们顺着问路的村子，一口气绕过3个村子，找到了另一条临时的搓板路，其实是一溜儿自留耕地，因为这一片南北走向带状耕地的地势高，不容易积住雪，五里八村人们都从这里出进。在自留地里走了半个多小时，总算是绕到了姥姥家的村子后面，顺着村边的地垄，我们颠着到了姥姥家门口。
我狼吞虎咽地干掉了一碗烩菜和两个油炸糕，双手捧起一大碗冒着热气的稀饭，沿着碗沿不停地吸溜。炕头儿上两位母亲拉着手，朴实的家常唠嗑融化了窗外呼啸的冰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