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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州，一对父子钟情文化而成为惠州文化的一道绚丽风景，这种现象在全国也属少见。一口气拜读完作家白雪的长篇报告文学《两代人的文化情缘》，让我这个对世事懒得一顾的土家野夫也热血沸腾，思绪万千起来。在如此丰富的人文景观的长廊中游走，让我彻心透肺地感受到一种关爱的滋润和关爱的力量，由而萌发出更要勃勃向上、奋发人生的动力。有如身临肃穆的精神大山深处，顿然让人生出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
那天，白雪打来电话，我以为又是哪一位文友邀约聚嘬，结果不是。她说最近写了一篇近5万字的报告文学，要单行出版，问我有没有时间，嘱我写篇评论。实话说，要说时间，我倒还真是不大宽裕，大小一个摊子，每天要开销，一到发薪水的日子，心里发慌，急煞我也。但是，一听说给写钟宣父子的书写评论，我当然是非常乐意。在此我要感谢美女安排的这桩美差，让我有机缘还我一个愿望，为钟宣老爷子写一点文字。
我是1994年3月因武生智的关系，从湖北荆门日报调到惠州市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的，不久就在武生智的口中得知钟宣的大名。因生智要为他写一篇文章，我和生智去南坛拜访过他一次。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爽直豪放，说话与他名字一样：声如洪“钟”，“宣”若悬河。生智给我介绍，钟宣是惠州市文化界的老前辈、市作协副主席。钟宣老先生有一个特点，是非分明，嫉恶如仇，锋芒毕露。但是，待人却是宽宏大量，从善如流。很多文化人游走到惠州捉襟见肘时，大多得到过他的接济和帮助。他似乎是专门为文化而生而长而赚钱似的，只要是有才之人，拜其门下，他定会慷慨解囊。这些人有的定居惠州，成为老爷子的忘年之交，更多的人游走各地，钟宣的美名，也就像蒲公英的花絮一样，随着这些浪荡的文人，传遍神州大地。我是比较幸运的文化人，调到惠州后不久，又被惠州市工商局引进，给职务，分住房，生活没那么窘迫，再则因工作繁重，疏离文学，与钟宣老爷子的接触相对较少。纵然如此，有关钟宣老先生的为人和善行，还是不时从友人的嘴里源源获悉。渐渐，一位可敬可爱的老者形象，自然像一座丰碑，在我心里高高耸起。2009年“十一”大假，友人告诉我说钟宣先生过世了，10月7日是礼送老爷子的日子，我因故没能去参加告别仪式，但是心里却是非常惦记。为此，我写了一副长长的挽联用短信发给他的儿子钟期先生，以表达我对老爷子的崇敬之情：钟情祖国铁血勇士社稷得忠魂一九五一年乘鹏东归立万代功勋启后辈；宣扬真理丹心儒将文坛失诤友七十又八载驾鹤西去遗千古诗章昭来人。这个联，除了嵌有“钟宣”的大名外，主要是以我个人的视觉，就他一生的人生走向和精神境界作了一个概括性的提炼与表达。也许这上下60言的联远远不能够浓缩概括钟宣老爷子的一生功德，但这是一位写字人对文学长辈表达崇敬和缅怀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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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两代人的文化情缘》，让我对钟宣老爷子零碎的、片状的印象有了线性的连贯认识。作者以点式手法，如锦线串珠般的方式，将钟宣的人生历程和思想锐进以及钟情文化的屡屡善举，进行了跨越时空的全景展示，向我们再现了一位爱国爱乡的钟宣、激情四射的钟宣、睿智机趣的钟宣、才情横溢的钟宣、耿直不阿的钟宣、慈心向善的钟宣、大度旷达的钟宣、孜孜以求的钟宣、奋斗不息的钟宣。对钟宣这些特质的介绍与描写，使得钟宣的形象饱满而鲜活起来，让人倍感真实、亲切、可爱，从而在心底生出崇敬之情。竟让我这样一个平淡寡欲之人，在读过此文之后也有了振奋的萌动之心。
在钟宣去世2周年之际，由钟逸人、吴振尧牵头的一批热衷于钟宣研究的文化人编辑出版了一部《文化的精灵——纪念钟宣》。这部书将数十位作者历年所写钟宣的文章串编而成，体现在这部书的核心主旨就是钟宣这位文化精灵的“文化自觉”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两代人的文化情缘》关于钟宣的思想高度和人生境界的表述，几乎是基于这些作者的视点和评价而得出的结论。白雪却能在一边叙述主人翁的人生经历的大背景下，恰到好处地推出人们对主人翁不同侧面的评价，就使得流水见到了源头、大树见到了根基，从而让读者对主人翁的思想形成和奋进人生有了“根”与“源”的纵深了解。
我们知道“文化自觉”中的“文化”是指“本民族的文化”。所谓“自觉”，就是对本民族的文化主动自觉地去了解和理解；对本民族文化有自觉的反思，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自觉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继承和发扬。
从白雪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得出钟宣的文化自觉，来源于对祖国的热爱，来源于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来源于对乡土文化古今纵横的比较，来源于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渴望。于是，他的信仰才那么坚定，他的追求才那么执着，他的爱憎才那么分明，他的才情才那么喷涌，他的善念才那么不竭。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这便是白雪作品对钟宣之所以为钟宣的内在动因与因果关系的挖掘与图解。本作品因对主人翁内在动因的搜寻与溯源，其作品不同于写钟宣其他文章的差异性便凸显出来，使得本作品具有了不同的情趣意象和审美价值。作品的“容貌”和“身段”也就显得卓尔不群。
钟宣因文化的自觉而演绎出他精彩的人生。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而言之，就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我们阅读白雪的文章均可在钟宣文化自觉演进过程中找到支撑这一理论的言行与事例。作者通过四大横向板块，“叶对根的依恋”、“化不开的文化情缘”、“精力充沛的文化精灵”、“传播文化的光明使者”以及由此衍生的14条纵深线路，演绎了钟宣文化自觉的思想基础和形成轨迹。钟宣不仅热爱文学（诗、散文、评论兼具），他还研讨文化（客家文化探讨）；他不仅自己出书（以“三‘拾’”为代表的个人专著），他还帮助他人出书（帮助数十人出版书籍）；他不仅关心自己的企业发展（创办华侨公司），他还关注社会整体的进步（办刊办报宣传惠州，宣传社会正能量）。他从一个具有良知的侨民（1951年以前系马来西亚庄园主的公子），变为一个具有责任担当的国民（参与朝鲜战争、国家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从一个文学爱好者（长期坚持创作），变为文化探讨者（对东坡文化研究的推助）；从一个具有文化担当作家（他曾是市作协副主席，后又是市作协终身顾问），变为一个具有社会担当的言说者（他的言论作品所涉足的社会问题）。费孝通先生对“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亦同样适用于概括钟宣老爷子文化自觉的历程。这些无不说明，钟宣从文化自觉到责任自觉的境界提升与行为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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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人的文化情缘》分上下两部分，将父子的篇章对称行文，既有上下平衡的作用，亦有结构上的比较作用。上部因受到主人翁采访限制的原因，采取点式叙述方式，大多嫁接他人的感受和评语，尽管如此，作品如揉得功夫十足的面团，擀出来的面条，根根精道，条条爽口。而下篇亦用了四个横向板块：“一脉相承的文化情缘”、“文化在企业中彰显魅力”、“文化在公益事业中的延伸”、“为文明城市添彩”和22条纵深线路表述。下篇所述故事多为近年发生，与上篇相比，谋篇相近，结构类似，而手法却异，其有更多的参与感和现场感。
在文化圈流行一句话：“有困难找钟期”。这仅是一个概念性的口号。白雪的作品让我们对钟期有了一个从概念到细节的认识；从结果到过程的认识，就像一个百分数的试卷，我们以前只知道结果而不知道演算过程，现在终于知道了50+50或40+30+30或30+40+20+10等等之类的演绎环节。钟期之所以为钟期，白雪的作品给我们了很好的解释与答案。
与惠州文化圈的人相比，我与钟期的接触并不算频繁，但是与我和钟宣老爷子的交往相比，我与钟期的接触就算多多了。我虽然一直做文字工作，需要与人、特别是与老板这样有钱人的交往，但是我深知赚钱的不易，所以我很少去占用他们的时间。包括与钟期交往在内，有什么诉求，有什么主题活动，上门商量，人家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谈完事情后立马走人，绝不多占用人家的时间，更不会把人家缠得难受。过去，有一句话叫“防鼠防盗防记者”，可见人们对从事文字工作的某些人的警惕与可怕心理到了何种程度。这一现象说明：一是某些做文字的人一天到晚挖空心思、想方设法要挖人家的“肉”，揩人家的 “油”；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无所不用其极。死皮赖脸、胡搅蛮缠者有之，更有甚者，无事生非、谣言惑众者有之。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从有困难找钟宣到有困难找钟期——兼谈个人感慨》，通过老朋友魏伟芳先生传递给钟期。在短文里我有如此文字：“在惠州文化界，流传着：‘过去，有困难找钟宣；现在，有困难找钟期’。这句话，凝结了惠州文化人对钟期父子的依仰，同时，更渗透出钟期父子的豪放大度和人格魅力。……钟期是钟老爷子的长子，很得父辈衣钵，生意精进，为人宽厚，依旧支持文化，无论单位还是个人，找到钟期，有求必应，人们亲切称他为‘期哥’。钟期似乎更谙世事，透悟圆润，推崇‘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成天一脸笑对人。在许多场合，大多能见到‘期哥’的身影，捐书活动、大型论坛、公益演出等等，出名的是别人，出钱的是钟期；吃喝的是别人，埋单的是钟期。钟期说：‘我父亲的朋友现在都成了我的朋友，支持文化，理所当然’。听听，这俨然是父子相通，一脉相承。有人说，钟期这人大气，赚100元，可以拿50元给社会。如果这些钱用在生意场上，这叫‘舍得’原理，舍得舍得，先舍后得。在生意场上，钟期透悟出这个词组的背后，蕴含着古人多么深刻而又多么浅白的哲学思想。然而，钟期的‘舍得’并不止于生意场上，比如说公益、文化，甚至于打着各种名目套钱的社会寄生阶层。从这一个方面来说，我希望钟期的企业和钟期本人，能够在一个很纯净的社会空间中成长，为社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说一句心里话，如果有人把钟期这样一个好人，当成想方设法‘敲麻糖’的对象，这是相当令人鄙视和厌弃的。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站在企业的立场，以真诚服务为出发点，真正为‘期哥’培育的‘百业’之树，施肥浇水，而不是像蛀虫一样，寄生与蚕食……。”
今天，当读到白雪系统介绍钟期的文字后，我想起了自己曾经随手写过的这篇短文，而文中所表达的意图，愈加强烈。因为我深知，钟期从“我遗憾他的文字无法消化他的思想，我遗憾他的形体无法消化他的意识。（武生智语）”父辈的局限性中跳出，将文化自觉和责任自觉放大到社会各个层面，这就需要社会秩序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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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钟宣的文化自觉到责任自觉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文学喜好的话，那么，钟期的文化自觉到责任自觉则是对父辈的认同与传承。而钟期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将责任自觉从关注于文学和文化这个狭长的、单一的领域，放大到整个社群和社会。这便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具体表现。
何为责任自觉？一方面希望形成这样的认知结构，我们每个人能将自己的个体生活与社会主体、个人的命运与历史进程相结合，并将个人的自由和发展融入到民族、国家的兴盛之中。这是文化建设中的核心要素，也是我们城市灵魂必不可少的部分。我们不但拥有城市灵魂，还要建设国家心灵。责任自觉就是国家心灵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从白雪的作品里，看到了钟期责任自觉的种种表现和作为。文章用多于上篇近万字的篇幅，详尽报道了钟期责任自觉的各种事例。从企业内部的文化建立，到影响社会文化的意识形成；从企业由单一打拼组合为集团发展，到全面助推文学文艺、文化教育、老区建设、捐助扶贫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无不诠释了他从文化自觉到责任自觉的情感高度、思想境界的升华。钟期将个人的情趣与社群的喜好联系在一起；将企业的发展与所在城市的繁荣联系在一起；将团队的理想与国家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在“文化在公益事业中的延伸”的章节里，作者从“慈心为人，善举济世”、“慈善义拍成风气”、“情系教育，关爱孩子”、“百善孝为先”、“百业志愿服务队”等方面，在“为文明城市添彩”的章节里，又从“惠州中华文化促进会重生”、“助文化人圆梦”、“为文明城市注入活跃元素”、“六块国字号文化招牌落户惠州”、“与小小说结下不解之缘”、“钟宣优秀小小说作品奖”、“双刊大奖在南粤大地颁行”等方面，进行全景式、影视镜头式的推进演绎，无不说明钟期把塑造城市心灵、国家心灵、民族心灵作为己任，这些恰恰是中国梦最实在、最迫切、最需要的重要成分。这也说明钟期文化自觉和责任自觉最高行为的基本形成。
现在，惠州城市硬性建设突飞猛进，可谓日新月异，可是城市的精神才是城市的灵魂。城市的灵魂是什么？那当然是在以文化为基础前提下的精神体现。近期，国家元首习近平在访问欧洲时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不错，从疆域、人口和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来看，中国确实到了一个最好的发展历史时期。GDP领先世界，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宝座。笔者以为我们并不能因此沾沾自喜，且不说人均占有率我们会是多少，就一个大国和强国基本概念而言，我们所占的优势并不多，“经济总量”并不能一俊遮百丑。我常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大人拽着小孩闯红灯、开小车的人将吃喝完的食品包装或空瓶烟盒随手往外扔、一些豪华车夜间在大街上行驶时将远光灯开得直逼人眼……。可见“道德”和“文明”成为我们发展的瓶颈。最近看到一则微信，反映日本一幼儿园进餐的情景。那些孩子不仅自己动手帮厨，而且将牛奶封瓶的塑胶和其他垃圾分开装袋，他们小小年纪不仅不随便扔垃圾，而且还懂得了分装垃圾的道理。据说俄罗斯是一个爱酒的民族，有人在酒吧就是喝得酩酊大醉，亦会将酒瓶丢弃在垃圾箱里，然后才摇摇晃晃地离去。可见，异国的文明行为在他们看来是多么的自然而然、理所当然。他们强大背后是文明和文化的支撑。近年，我市亦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据媒体报道，效果不佳，推动困难。我们与他国相比，岂不令人汗颜？ 2008年奥运过后，我出差北京，顺便去王府井走了一趟。我有意观察了王府井这条标志着大国首都大街的卫生状况。乍一看，街道整洁，店面繁华，可是当你留心观察，就会发现这种干净整洁并不是许多人的自觉文明行为使然，而是清洁工付出了艰巨的保洁代价所换得。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十来米远就有一位清洁工，手拿扫把和撮箕，在不停地收拾游人丢弃的垃圾。有吃完肉串的篾签，有擦嘴的纸巾，有食品的包装，有烟蒂、糖纸、果核等等。其实，就在大街的两旁，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漂亮的垃圾箱，可就有那么一些人，看似穿着华丽，仪表堂堂，却连公民起码的道德素
养都没有，想吐就吐，想扔就扔，我行我素。在如此豪华的大街，在如此众多人的面前干如此不文明、不雅致、不协调的举止，没有丝毫的羞耻感、罪恶感、忏悔感，怎不让人对自誉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好生思量。
由此可见，我们离文明之国还很远，离文明强国就更远。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要有强烈的振兴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自觉性，而自觉性的最好表现就是做一位文明的公民，让健康的文化无处不显示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高贵品质与精神。钟期父子将文化融入家庭、融入企业、融入社会，其精髓就在于塑造城市的心灵和提升城市的品质。他们一代接一代，不遗余力。他们的标杆作用，在社会上的引领意义就非同一般。
钟宣、钟期两代人善行天下、从善如流就是从一而终地在做一件塑造国家精神、民族精神的事情，所以他们的一生忙碌而充实而快乐。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要满怀激情的做一件事情，生活才有意义，这才是幸福最重要的真谛。”这句话是对幸福的诠释，我们借来诠释钟氏父子的幸福也是极其恰当的。
在此，我要感谢钟氏父子对社会所做出的默默奉献，为塑造城市心灵而穷其一生的担当；亦要感谢白雪将钟氏父子的故事酿造成美好的精神美酒，让人饮后焕发出奋发向上的激情。这也许就是《两代人的文化情缘》写作与出版的大旨所在吧。
补 记
这篇文字出炉后，我放到博客里储存，为了听听反响，便与微信链接，很快得到了一些读者的反馈意见。我以为，肯定、点赞的不必说，对于不同意见却要正视，尤其是对文化自觉和责任自觉的观念问题，有必要说说自己的看法，以免人们误读了白雪的作品，误解了钟氏父子俩的善举，以免人们对文化自觉和责任自觉陷入理解的误区，从而影响大多数人的对社会责任担当的自觉积极性和参与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热情。
这些意见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文化自觉和责任自觉是要有实力的；二是个别人对做文化的善举与我们大众离得太远。
第一个意见，是说文化自觉和责任自觉要有能力，说白了就是强调要有经济基础。我想这里面的误区就在于误解了“自觉”与“实力”的关系。自觉即内在自我发现、外在创新的自我解放意识。我是这样回答这类的问题的：其实，文化自觉和责任自觉就如同行善，不需要多大的能力，而是要具有一种修为，并为之付诸实践。在中国有钱的人很多，但是做善事的并不多。我之所以在第4章花那么大的篇幅讲文明行为的问题，其意就在于，所谓的自觉可以是我们的一言一行的表现，也就是说可以从我们的一言一行做起。有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修养，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回报这个社会和群体。即你有一份力出一份力，有一份钱出一份钱，即使没有，做好本分就好了。我们这个社群，如果人人做好了自己该做的那份事情，这个社会不就无扰无患、不就太平和谐了吗？如果没有这种修炼，就是有再大的财力，他照样过他随心所欲的生活，开着奔驰朝车窗外吐痰；看谁不顺眼就恶言相向；对员工尖酸刻薄，在夜店却一掷千金。所以说，自觉是人类在自然进化中通过内外矛盾关系发展而来的基本属性，是人的基本人格。就像我们学佛事，真正的佛不在寺庙里，而在我们心间。人们祛邪见、立正见、除歪念、树正念，就自然会世界大同。
第二个意见，就是觉得钟氏父子所做的文化善事与大众很远，接不了地气。也就是说他们支持小小说、创建文学奖项、帮助文人出书，与百姓无关。我以为这是对文化自觉和责任自觉认识的另一个误区。
我们知道，人的自觉是有层次的，有天生的参差不齐，亦有后天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的差异。同时，社会的规则亦在根据社会的发展而在不断发生变化，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宣传和教化就显得格外重要。一般来讲，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政府出台的硬性规定，是约束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但是要使这些法规转换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就需要宣传教育。而教育的形式是多样的，有直接的，有间接的。譬喻说，要教育市民不要闯红灯，我们到路口当志愿者，说服那些闯红灯的人，并给他们发放有关交通规则，这是一种很直接的善举，而我们针对社会不良行为，编演一些节目，举行一场晚会，通过文艺形式教育市民要养成出行的良好习惯，是不是也是一种很好的善行呢？更深一层讲，我们通过营造一系列的文化氛围，培养和提高市民的艺术细胞、美学素养、欣赏水平、生活品质，是不是更是另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呢？所以说，那种把普及文化、培养艺术、支持文学说成是离我们大众很远的说法是近视的眼光，是短视的思维。一对一的教育，即一种方法对一种行为，是直接的、明显的，但是效果确是有限的；一对X的教育，才是根本的，长期的。这个“一”，就是培养人的精神与品质，人有了根本品质，就可化解“X”，即一切陋习。而钟宣、钟期父子所做的正是那种用环境熏育人、教化人的大善。我们就是要把人们培养成为自觉者，使自己有所认识并主动去做一切有益的事情，体现自我意识，感知人生的深刻内涵。
我想，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白雪的作品，也能更准确地认识钟氏父子两辈人的文化情缘的人生境界了。
2014年4月27日于闻之居
2014年5月5日晚补写于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