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以后，我作为煤矿矿灯修理工，去给地处内蒙边界的一个煤矿做充电指导，中间正好路过北塔子乡，就顺便看了杏儿。那天我看到她时都不敢认了，好像她是我姐，甚至都跟我妈的年龄差不多。杏儿的命真是苦啊！公社革委会解散后，她男人被赶回了家，干上了耍钱的勾当。把家里值钱的东西，该买得都卖了，里里外外让他折腾个精光。最后人还变成了精神病，疯疯癫癫的。我去那天，看他蹲在墙角，呆呆傻傻的，在他身旁放着几本稀烂稀烂小人书，跟婴儿的尿布差不多脏，他嘴里还不停地叨咕着：“千万别忘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我们刚到后梅林皋，一看山坡上那些破房子就知道社员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很苦。那些人字形的房子也就鸟窝那么大，还破破烂烂。这样的穷跟干旱没水有直接关系，特别干旱的年头，就连人都没水吃，别说牲口了。为这水的事，公社想了不少主意，最后想到了雨。杏儿的男人在革委会就管那个事。他说：
“水从哪来呢？水从天上来。没听古人说吗？黄河之水天上来。所以，水就是雨，雨就是水。”
为了把雨水留住，他就让人们堵塘坝，凡是沟沟岔岔都堵死，杏儿的男人还说：
“堵吧，大冬天的都闲着干啥？”
“堵吧，雨水，雨水，千万要把雨当成水留下。”
可有的塘坝刚堵上，一场大雨，塘坝让洪水冲垮了，人们就再堵。就那样堵了冲，冲了堵，来回折腾。
有一口直径十多米宽的大井，在村子中间的干河套边上，听社员们说，井刚打完的时侯，水很旺，还想用它发电了呢，可后来天不下雨，井水越来越少，到后来干脆一滴水都没了，别说发电，连昏都发不了啦！再后来它就变成这样了：要下雨，有水，它就是井；不下雨，就干，他就是瓢。我们到那的时候前几天刚下了一场大雨，正赶上它是井，不是瓢。水混浇浇的跟黄泥汤子差不多。别看水颜色不好看，用处可大，全村的人吃马喂、种地浇园子、洗衣服做饭，都靠它；赶上大热天，它还是澡堂子。我们刚到那头几天，人生地不熟，出去溜达，老远看见一群光着身子的半大小子们，站在那井沿往下跳，吓得我们扭头就跑。听村里人说，有的孩子跳下去，没马上上来，而是第二天才上来，横着躺在水面上，死了。然后大井会消停好几天。当时村子里有的老年人就说了：
“要是没水了，干了，变成瓢就好了，就没这种事发生了。”
青年点是我们全体知青们的家。听说我们要去，为了我们住哪，公社、大队还真花了不少心思。可最感到为难的当数后梅林皋的生产队长，他对前来送信的大队干部说：
“能把知青送给我们小队，是看得起我们，可我们实在是没地方放啊！”
在家憋了三天，也没想出主意来，就硬着头皮去找上边的领导。他先去公社，到了公社革委会，哆哆嗦嗦地说：
“能不能让知青先去别的小队？我们暂时没地方。”
革委会不高兴了，脸一沉，反问他：
“你说去哪？谁有地方？”
队长一听心想：
“我哪知道哪有地方，我这不是在问你吗？”
就又仗着胆说：
“要不跟上头说说，先别让知青来了，等有地方了再来吧。”
这下革委会急了，冲他一瞪眼，用手指着他：
“好大胆，知青是毛主席让来的，你长几个脑袋敢这么说，你想反对毛主席吗？”
吓得队长一缩脖子，赶紧说：“不敢，我不敢。”
说着，转身一溜烟跑了。
他又去大队，大队支书拉着长声问他：
“怎么样啦，都安排好了吧？打算让知青们住哪啊？”
队长愁眉苦脸地说：“安排啥呀，没地，我来找你就是看看能不能去别的生产队。”
支书可不像革委会那么有耐性，听队长那么一说，张口骂道：
“你他娘的说话呢，还是放屁呢，你们那没地方，谁那有地方？”
队长害怕再挨骂，就小声说：
“那咋整呢，要不就把知青们分了吧，一家分几个。”
支书这回没骂，反倒笑上了，队长心里更没底了，比骂他还害怕。笑完了，支书用手点着他说：
“真有你的，亏你想得出来，你小子脑袋是不是让驴踢了，还把人给分了。告诉你，就是我们住露天地，也得有知青住的地。”
听完书记这句话，队长的眼睛突然一亮，随后就看他一怕大腿：
“哎呀，我想起来了，知道把他们放那了。”
书记一点心理准备没有，他这“嗷”一嗓子，把他吓得一激灵，还真以为他脑袋让驴踢了呢，就瞪着眼珠子说：
“干啥玩意你，一惊一乍得，不会是精神出毛病了吧。”
队长顾不得说话，冲他笑着转身摔门就走。他一口气跑四五里地，直接去了四间房。
四间房是生产队圈牲口的地方，离着营子里有二里多地，像生产队饲养的什么羊啊、驴啊、牛啊都圈在这里，有一个饲养员看着。
刚才听书记提到“驴”，还提到“住露天地”，让他一下子就想到了这，四间房，正好够知青们住。所以他才拍大腿大呼小叫的。饲养员跟他打招呼，他鼻子哼一声，然后说：
“赶紧收拾收拾，明天搬家。”
饲养员问：“谁搬家？家往那搬？”
队长大声说：
“你和牲口都搬，先搬到生产队场院去。”
饲养员还是不明白，就又说：
“场院也没房子啊，也不能让牲口住露天地呀。”
队长朝他一瞪眼：
“牲口不住露天地，你想让知青住露天地吗？”
他说的是啥，饲养员听不懂，只是傻啦吧唧地看着他，队长更来气了：
“我说你脑袋让驴踢了咋地，没房子不会盖吗？给牲口盖总比给人盖省事。”
饲养员急忙说：
“那是，那是，可我就是觉得急了点。”
队长仍然大声说：
“急，你有我急吗？你有毛主席急吗？”
他一看饲养员不吱声了，就背着手往外走，可走几步就又回头说：
“知青是毛主席派来的，难道你敢反对毛主席吗？”
饲养员可吓坏了，脸都绿了，结巴结巴地说：
“不敢，不敢，我这就收拾，这就收拾。”
就这样，我们知青的家——青年点，就算有着落啦，被安在了后梅林皋生产小队的四间房。四间房后来改名，叫小四队了。
＜本书作者＞
她的讲述，是在向我简单介绍下乡前后的那段经历，并不是知青生活的开始，因为，她们还没来到农村，还没变成农民模样，这应该算是她的开场白。
我知道，她是想在她们正式转变角色、成为农民之前，先告诉我她们是在啥地方转变的，那地方长的啥样以及她们住的地方。
至于她对杏儿苦难遭遇的叙述，表达了她对农民姐妹的怜悯和在生活中对女人的不公道。她在为自己作为同时代的人没有那样境遇而庆幸，更为自己与同龄人杏儿比起来不卑微的身份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而对生产队长的描述，则意义深刻，发人深省。用极为朴实生动的语言，把队长刻画成活龙活现的农民代表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们不禁联想到中国农民的博大胸怀，用本就不能自食的土地接纳和养活了知青的事实。
我对她们那些从城市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最后安家落户在中国大地上某个角落的小鸟们，摇身一变，变成农民的模样的时刻，充满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