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下乡解决了我人生独立的初步生存问题——吃饭。
人民广场载着我难忘的记忆：小学读书时的花园、批斗场、初高中时的足球场，现在我要从这里启程下乡插队了。
十来辆解放敞篷车车厢外贴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的红条幅。车厢周围站满了来送行的老师同学家长，我们坐在车上，胸前戴着“下乡光荣”的红花，周边锣鼓鼎沸。而我面无表情，有些茫然。我们这一届高中两个班八十多人，除按政策独生子女不下放，加上初中毕业没读书年龄小在家，这次一起要下放的有近百人，一起分赴县农村各个区的知青点。后来，我才知今年是按父母工作的“战线”部门安排的，有“党政军”、“文教卫”、“农林水”、“商贸工”，我们的父母没有“战线”，就算“城关镇”的了。
母亲没来送我，除带自家的孩子，母亲和住在我家的小娘儿还帮别人家带着孩子，但给我准备了被子和用网兜装着的脸盆杂物之类的，却没带任何一本书来。小姐高中毕业也已下放一年了，大哥大姐忙着，母亲也许认为，太普通的事吧，别人家的孩子都那样。随着车轮的启动，一九七四年的八月，刚满十七岁的我开始了人生独立的社会生活。到了一个叫“溢水区”的地方，下车时又是锣鼓喧天，喇叭儿声声把我们接到了区政府，尤书记欢迎了我们，午餐后等我们的“知青点”——鸡公梁茶场来人接，我们几个逛着溢水街，在供销社门前的磅秤上，我一称体重八十四斤。
猛然又是一阵喇叭声，茶场的黑廋矮个李书记和高个方脸的金队长带着几个人敲着锣鼓傢子叮铃桄榔地来接我们。从朱东口往小河的下游走，两边青山错落有致，河水清清蜿蜒流淌，过了十八道弯，走了十八道三颗丛树搭起或石头墩摆的小桥。李书记说：走过的这条河叫苦桃河，上的这个梁叫鸡公梁，坡下边那个小河叫哲峪河，河边那片房叫柯家湾，茶场坡上梁子那边还有个金家湾。我们鸡公梁茶场就是从他们那些队里划过来茶园和山坡土地的。茶场是在鸡公梁顶上，有一栋土夯的、中间有过道，两边是小房间的土房子，场员不过十几二十人。
我们这一拨知青九人，仨男六女。那两男生一个是我们班的，在东门街住，叫王华安：另一个在辕门街住，是别的班上的，不很熟，在学校也是认得的，是那班的团支部书记，下乡了是我们知青组组长，叫冯文斌。他俩论体质心智都比我成熟。女生嘛没一个是我们班上的，但高中在校都见过，毕业在家待一两年的两个初中生，陌生点，上学在街上也碰到过，知道她们住在东门街。
我没有心窍儿，三个男生分在一间土屋，他俩先进屋，刹那间他们一人一铺，黑咕隆咚的屋子，片刻我才看清。窗子两边各一张床，也就是两条板凳支了几块木板，窗子外边是一个后shua(地方音，义：就主房的一面墙搭盖的低一些的偏厦）子，没有光线进来。我要么和他们谁挤一床，要么……。没办法，我很不情愿地只好在他们俩床头搭几块木板，也许他们还不喜欢，也没人管你这细事。就这样敏感而委屈地将就住了半年，我离开了茶场。
其实，场里对知青还是照顾的，除了驻场干部和会计，其他人都是通铺，在阁楼上有的地方还铺着地铺睡着场员，身边就存放着收获的包谷等。我们住的寝室窗外的偏厦，里面是柴油机、碾米机、粉碎机，白天劳动，晚上休息，倒也相安无事。过了几月，公社给了我们一台发电机，这可遭了殃，睡觉时，它要发电，扑扑通通的柴油机声让人无法入睡，好在比点柴油灯亮些，还免得早起一扣鼻孔一坨黑灰强。说起这发电机，其实就是个电动机，好像加了个电容，学过物理嘛，通电可驱动电机，带动其他机械；反之，转动电机，它也可产生电，磁力线切割嘛。
下放休息了一天，我们要劳动了。在小学中学“学工学农”时，到城郊农村拔过棉花杆儿，割过麦，其它的农活儿没做过。场里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挖锄。女的小些，那小巧阿，像黛玉葬花的锄头，在农村叫“点籽锄”。可男生则发的是一把大挖锄，要挖地准备秋播吧，但我确实拿不动它去挖地，李书记只好安排我去脱土坯。
在水田一角方丈之中我牵着牛，在水田里反复转着圈踏着泥拌和着麦壳，另一个老场员，驼着背用泥脱着坯，好建猪圈。我跟着牛儿的脚印，赶着牛，有时会照着牛踩下去的蹄印窝再踩下去，就会听见噗嗤一声喷出泥水来。那驼子老汉看见，摇摇头。知青到来，他们也有些新奇，不知这些娃子来农村干啥？我们只知道是毛主席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
走进了社会，知青点在县知青办的领导下，争创先进。我们也许来自“城关镇”，是底层社会老百姓的子弟，也许都有上进的欲望，不怕苦不怕脏地干活。还积极开展学习“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纲举目张”，我不是还没入团嘛。
金秋十月，上边给茶场拨了一批茶树苗，场员和我们知青沿着下乡的来路到区里去挑。我学着农民，问别人要了一双龙须草打的草鞋，上山下坡过河方便，得亏是旧鞋。就这挑着两小捆茶苗，在供销社那门口称我体重的磅秤上称下有四十八斤，在回场的路上，青山、绿水、小桥，再不是浪漫。因为沾了水，草鞋里带了沙子，脚都磨破了，在加上挑着东西上山，我廋弱的身子上山的时候几近崩溃。第二天栽下的这些树苗，全没有我第二年在省学习时，栽培茶苗要求的“交叉种植、每窝三五株、松土掩、压实、浇水”那样的要领。而是，挖一大窝、放一大把茶苗，再挖一坨土，用锄头老子使劲揍几下。后来播茶籽也是一样，挖一窝土，捧一捧茶籽哗的一下，最后长出的茶苗稠得像一窝窝豆芽似的。那时集体干农活好像丢掉了传统精细的农耕方法，也没有现代科学认真的农艺。如我不到省去专业“学农”，下放农村断然学不到农业的真本事。
夏季在包谷地里薅草，那时一个“蒸”啊、闷啊、汗啊，包谷叶豁着光着的膀子胳膊，划出一道道血痕，但我是男子汉。这时才真正地体会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秋天来了。我们知青挎着挎蓝，在包谷地里从棵棵包谷杆上掰着包谷坨。说这包谷坨，让我想起二十年后当行长与县长一起，到本县交界的四川巫溪考察一个竹茅子加工高密度板的乡镇企业项目，他们谈起不发展乡镇企业，农业就只有“三坨”的出路，即：“包谷坨红薯坨洋芋坨”，而我下乡的地方也好不了多少。
再过些时日，播种小麦时，没有化肥。我们跟着场里的人烧火粪，把山坡上的腐植土在两三米见方地上拢上几根土埂条，砍些火粪柴架上，再铺上一层土，反复堆至人高，然后从底层点燃火，烧烬呕几天就成肥料了。我们不懂，就捡附近的的“胖婆娘腿”（一种植物）砍，老农说，你砍了白坎，它不好烧，烧不着光冒烟。为此，我们只好跑远些地方去砍好烧的“火粪柴”。在播种小麦时，再浇上大粪拌匀，作底肥。我们男生用条锄或条播或点播挖着沟或窝，女生左手就在款在左边的挎蓝里抓一把底肥，右手在系在右边腰上的“点籽篓”里抓一把小麦种，向沟里或窝里撒去。有时抓着没拌匀的大粪，女生便“嗷”的一声，甩甩手，呲呲牙，用土搓着沾上庞臭大便的手。我们知青组长便说：“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
冯文斌，其父是抗美援朝老兵，在县城服务大队拉板车。他很有朝气，革命劲头大，身体和思想都远比我成熟。“扎根农村闹革命”的思想，如同他说的、做的，我信。农业学大寨就要有战天斗地的精神，“小靳庄”那激昂的诗歌鼓舞着我们。手磨破了，用手绢包下，后来放电影《决裂》工农兵大学生举手比手茧时，我的小手掌和指拇也有了几处“老茧”。
一日，他在山坡上，拔起野草，欲吃下面结的“疙瘩”，说是“荹揪”（地方语，实为bi qi荸荠）。我吃过，小城的人也都吃过“荹揪”，知是不是。我觉得他在农民面前有点“做作”，老场员急忙说，“吃不得吃不得，那是半夏，有毒”。就像真的大城市知青把麦苗当韭菜一样，冯文斌无意地在铺垫点“表现”的反差。是否我也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其实，场里都是各队抽来的，没啥“阶级斗争”，甚至连“阶级”都没有，就是“驼子”成分不好，也是孤寡老人。但年轻人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找啊，在守秋的日子里，冯文斌他们夜里抓住一个梁子那面金家湾的人，是过来偷场里地里还生长着的红薯的，被知青们抓住了，结果把他拴在场子屋外的手扶拖拉机上，瑟瑟的秋风，凉浸的薄霜。早上，我有些不忍，李书记教育那人几句，就让我们放了。冯文斌说，没斗争到底。
鸡公梁茶场是溢水区茶园公社办的，茶园公社的于主任常住场里，主任是个慈祥又有魄力的老头，好像有六十岁上下，对我们知青像对孩子似的。我们听说他大姑娘在二汽上班，很有点眼气（地方语。义：羡慕）。小儿才一两岁，为再生这一儿，场员背后说他，吃了好几升生南瓜籽。但让人痛心地是，我们下放一年多的时候，女儿却在一事故中不幸丧生。主任在家后山高高的陡峭的岩石上凿一石洞，将年轻漂亮未婚的女儿骨灰盒掩藏进去，用混凝土牢牢封住，这在当地是不合风俗的。但我以为只有挚爱女儿的父亲才会不顾世俗，按自己心愿再给女儿一个“安全幸福”的地方。场员有老有少，从各大队抽的。后来七五年，撤区建大公社，茶园公社降成了管理片，划到了太平公社，场员也增加到五六十人。老主任也可能就此退休了，后来我再没有见过，总是有些挂念。
场部在鸡公梁顶部的一个小坪上，周围山坡沟壑都是茶园，有自然长着兜兜茶树的老茶园，也有长得整齐的一行行小茶苗的新茶园。场里一老年场员在鸡公梁山埂边的一凹槽地，指着一块茶园说，就那地方出的茶叫“圣茶”，过去就是进贡皇上的，它的芽叶像葵花一样随着太阳转，加上云雾缭绕，芽叶采摘及做工的考究，茶叶品质香气独特，汤色嫩绿。这只是种传说。
这干梁子缺水，吃水靠一个大木桶水车到三百米开外的一口小水井拉，说水井也就是小阴山沟沁出的水坑。知青洗衣洗澡也要到那地方，当然洗澡是夏天是男生。至于洗被子，就要大家一起，男生背，女生洗到那几里路外的山下河沟里去。
为解决知青和明年还要来的知青住宿，场里准备专门建一栋知青房，也可能上面拨的有钱。我和场员几十里外扛树回来做屋檩，去的快的人选轻的短的树筒扛走了，我没在意早去，晚了却剰下粗的。说实在的，那次，下了岭又过小河沟，再上鸡公梁，我真是力竭头晕冒虚汗，我感觉像小学那次晕倒前的飘飘症状，知道又快晕死过去了。我静静地歇着，缓着劲，坚持扛着那节丛树（即：松树）上了鸡公梁。回到了茶场，把树一扔，溜回寝室，冲了一杯糖开水，现在谁知道？我搅了一调羹在家带来炼过的猪油，喝了才觉恢复正常。
场里地盘上有不少的柿树，秋季把它摘下，插上一节芝麻杆儿，埋在沙砾里等过上一段时间，吃起来脆甜，不然这时吃就是涩的。但主要用途还是把它剁成小块，发酵烤酒。这天半夜，我们陪着驼子老汉烤酒，他说，才出来的酒叫酒头子，有劲，后来的是酒尾子，pia（地方音，义：很）淡。酒头子出来后，我们接了一缸子，三男生就你一口我一口的喝着，没吃的，我平生第一次喝的晕乎乎飘飘然的。下雪的冬日里，那柿树上没摘完的橘黄色的柿子挂在落光叶子盘虬卧龙的枝条上，金色的阳光洒向那山坡上白雪忖托的高大刚劲的柿树，那是一幅多么有意蕴的农村冬日的景致啊。
我还是缺少“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的革命乐观主义，但揣着憧憬，不知不觉地过了几个月 ，要过年了。春节前夕，两三个同学的父亲带着大红纸写的感谢信风尘仆仆地来到鸡公梁茶场，感谢茶场领导对孩子们的关怀，对知青们的关怀。比我文学深的王华安那拉板车的父亲手捧着一张大红纸的感谢信：“……此时此刻，我们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感谢！”。我知道，没什么可感谢的，可我内心敏感地闪出一丝想法：他们的父亲是在用心和微弱的力量给子女的前途作点铺垫。
是县知青办还是县哪个知青点率先发出倡议：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就是不回城里，在知青点过年劳动。要过年了，农村的场员也都回家了，就剩两三个孤寡老人和我们九个知青，其中一个孤寡老人就是那个教我脱泥坯的驼子，五十多了，也没个妻小。刚来时，一年轻场员柯帮国喊他柯老二，我觉得不礼貌，但他说“摇窝儿的爷爷胡子孙，论辈分，他还要喊我叔”。后来我们知道这里两大姓有辈分的，你不能单看他年龄，但我们是外来人，在茶场就是场员啊。我们三个男生跟着他在山坡上学犁地。那牛在前面走或是在鞭子的抽打下走，我们扶着犁把，不时摇晃着。不然，犁越犁越扎越深，直至牛拉不动；如犁飘了越犁越浅，不能耕种。所以，如何扶梨把，掌握犁的倾斜度，才是犁好地的根本。在共和国那特殊的年代，十七岁的我，在人生中开始添加了这样一段“三农”的缤纷色彩。
驼子老汉可能上过私塾，什么三皇五帝、才子佳人、薛刚反唐、梁山好汉……， 他都知道一些的。但不敢明目张胆到处讲，讲多了，就是宣传“封资修”，弄不好要挨批斗的。腊月末，湾里的农户家忙着杀年猪办年货在家闲着烤着火，我们一群“过革命化春节的”知青，在空落落的茶场显得有点冷清。太阳没啥热劲儿的照在鸡公梁上，黄色的阳光、黄色的山坡、黄色的耕牛，我们仨弄着玩儿似的跟驼子老汉学犁地，不得要领，搞的也是汗岑岑的。闲说时，驼子老汉指着西边十几里外的一座山，“看见没？那就是女娲补天的地方”，给我们叨起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我们听着新鲜却嗤之以鼻。
却不料在九十年代末，那山顶果然被当地政府建起了“女娲庙”，庙前塑了飞天状双手托绿松石补天的美丽修身飘逸的女娲。到处都在引经据典翻看神话历史，为当地文旅找些名人神人的噱头，因为历史的久远，传说已无法考证，也许是真的呢？就说周边吧，北面的那个县，说牛郎织女在他们那儿，于是就搞了“牛郎织女”的相关建设，办起了“七夕文化节”；而东面那个县，说尹吉甫是他们县的人，采风编纂了《诗经》，其“关关雎鸠”很多诗都是这流域发生歌咏流传下来的，于是就有了“诗经文化节”。似乎《地名志》载女娲“抟（tuān）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地方为古上庸，即竹山县城西七十余里。就是驼子老汉所指的那山，也办起了“女娲节”。
那时我们仅知是神话传说，并不理解古人赞美女性救人于水火，造人于世间的伟大寓意。有时，我突然偏颇地想：当现代人沉浸在现代科技，自以为很聪明了不得时，其实人类几千年前的思想文字语言文学到如今并没有进化多少，比之精华的古诗古文的简练优美甚至是退化。
也许这里盛产女娲补天的五彩石——绿松石吧，在八十年代这周边几个村，造就了多少个“万元户”，因物质基础的抬高需思想文化与之相适应，一跃这里成了全国农村创建“十星文明户”的发源地。以至于后来绿松石采掘加工销售鉴定成了该县的一大支柱产业。绿松石更是象黄金那样以“克”论价，其工艺品远超黄金。
“革命化春节”的除夕夜，我们几个知青在场部土房门厅关着的门里，烧着干包谷芯，在火上烤着干包谷，看着听着闻着烤的黄黄的干包谷炸开花儿的响声和它的香气。这一夜的篝火，忽地一下燃起了我的初恋。
刚过清明，我莫名其妙地被公社选派，参加县里组织的去省畜牧特产研究所学习茶叶的培训。说实在的为什么要我去学习不解？论劳动态度政治表现冯文斌比我强，论文化水平心智灵活王华安比我强，难不是离我十几里路山里在信用分社当会计、我大姨的女婿帮我说了话？人微言轻不可能。也许就是随机吧？那时，叫“亦工亦农”，每月37。5元，交户口所在生产队20元，生产队每月给你计三十个工，年终按分值分配，自用17.5元。
十八岁，我高兴啊。平生第一次坐火车从十堰到武汉，那火车应是“绿皮车”的“祖宗”。车厢里面长木条靠背座椅，车廂之间不像后来是封闭的，而是用一窄廊桥链接。我不知车厢里有无厕所，解手都不知在哪里?只好在两节车厢链接处的简易廊桥上，前顾后盼地撒着尿，在隆隆的车轮声中，被迎面的风，吹打着尿向身上飘来。到了武汉，我们一群土里土气的青年背着被子提着行李，走到街上，被武钢招工的人发现，问及是否找零工，他们可招临时工。我们略显骄傲地回答：“我们是到省研究所学习的”。
拿着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兴冲冲地到研究所附近，就是后来打捞“中山舰”边的那个镇，找裁缝一下做了两套衣服，就是下面俩大兜，左前胸一小兜的铁灰色的学生装。
一行十三人，九人学茶叶，四人学果树，我学茶叶。有退伍回来的、有村书记的、有回乡知青的。大的也大不了几岁。这时的我，非同初高中学生时代的我，渴望着学习。从茶树的栽培到茶叶的制作，什么叶绿素、光合作用、施肥、根瘤菌、修剪、扦插，遗传与变异；什么碧螺春、龙井、松针茶的制作和茶多酚、生物碱的作用，我天天一一笔记。那时没有复印机，又没地方买，我借研究所图书馆的书手抄了一本爱不释手的《茶树生物学》，也听了专家教授到非洲支农种水稻回国后到研究所的演讲，满心的敬佩。
这是我手抄本的第二次。第一次是在我初二？高一？我用大姐夫油印的方格纸手抄过一本话剧，好像是关于地质队在祁连山找矿的故事，书名人物皆忘，现在仅仅记得，“说话声音大一些就会引起轰隆隆的雪崩”，反映地质队员们找矿的艰辛和勇敢。那为国家找矿的献身精神，感染了我这个中学生，也很向往那工作生活。
在制茶车间，有一冷美人，姓曾，是我的师傅，说是三十多了，还没嫁人。说她“冷”，是少见她开心爽朗地笑和多余的侃侃之声；说是“美人”，她个子高挑，偏瘦，颧骨下常有些潮红，一把黑油长的头发扎着又飘落在后背，透出一种气质。人的心思都用在制茶上，好像茶叶是她的作品。
做“碧螺春”时，从碳火烘笼顶垫布上，抓起已杀过青揉过一遍的待定型烘干的茶叶，双手掌略成凹型包着茶叶圆周地揉着搓着翻飞着，洒下的茶叶再均匀地落入烘布上。反复揉搓定型烘干的过程，使片片鲜嫩的芽叶经过揉捻后在她手中变成了一颗颗小小螺丝咎，黑绿油亮的露出白绒绒毫毛。做“龙井”时，坐在凳子上，面前一口深底电锅，电锅沿边有一排温控开关，鲜叶撒到发烫的锅底，因为茶叶面背受热后都会朝一面卷曲，你这时用手掌按压，就会成龙井茶外形的扁状，因是采的鲜叶是一芽一叶，所以成形后叫“旗剑”。师傅一只手掌不停地在锅底按压着焖烫的鲜叶，再压着贴着锅壁拉向上，快到锅沿时，猛的一提一勾，茶叶稳稳落入手掌心。然后，再扬起，掌心向下，把茶叶再扔向锅底。如此反复。而我刚学时，手掌没她们灵巧，不能象她们纤纤五指和手背向上弯曲，免不了手指头在锅底被“嗤”的烫一下。
师傅教着，做着示范动作，那只白净的右手娴熟地抓着茶叶上下翻飞，左手时不时地扯一下她那长白裙子。一绺黑发被汗水粘在额脸边，左手又会用小指捋到耳后。虽显瘦，但有些汗水的忖衣在胸前还是鼓绷着，坐在她身边学习，有时我会显得局促心跳。听说，她父亲是大学教授，后成了“右派”还没出来，母亲早早地改嫁了。本该上大学，有很好地前途，却在这里当制茶工。她曾在中秋节时，喊我，还有另外一个学茶叶也矮小的男孩儿到她寝室，给我们糖啊点心之类的。集体一排红砖红瓦的平房，她只一间，门口挂着象似自己用画报纸卷的，回形针勾连着的一节节一条条花门帘，室内简洁整齐。这时看她，脸带温茵的笑容，问着我们一些在老家咸淡的事情。我那笔记本记载有她做名茶的手势温度时间环节，可以说，她教会了我做那几种名茶。我若同龄，定会怜香惜玉。
种茶制茶还要会品茶。师傅教我们，品绿茶先看外形颜色，再冲泡蓖水，闻过香型，再看泡过的茶叶杀青咋样有红梗吗？揉捻力度适中，有无碎叶？烘干有过度焦黄吗？尔后看茶水汤色嫩绿吗？最后咂咂温热的茶水醇或涩。这时就会想起儿时，母亲平时会称二两“大脚片子”茶叶，好像没经过揉捻，只是是否压过烘干的大茶叶片子。来客了或夏日用一个圆柱形茶壶泡上一壶，我在外玩累了玩渴了，跑回家咕咚咕咚喝一气，哪知味道哪知功能？更哪知母亲治家过日子的艰辛？说起茶做起茶品起茶难免不回味起唐·郑愚的《茶诗》：
嫩芽香且灵，吾谓草中英。
夜臼和烟捣，寒炉对雪烹。
惟忧碧粉散，常见绿花生。
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
知青下放高潮后，全国各地也出现一些问题，中央逐渐重视。下放的第二个年头的九月，听说我们知青小组被评上省先进知青组，冯文斌代表我们知青组到省里参加表彰大会，他配啊。听说他春暖咋寒时，为了照看场里母猪下崽，毅然卷起铺盖搬到离场两里路远的脏兮兮难闻的猪圈里，和母猪睡在一起，养护着猪崽。我高兴地跑到武昌见面，真心地祝贺他。也见到了同班，但不是一个战线，下放在其他公社的又一知青点的先进代表刘建兵。
一九七五年一个农业生产种植周期后的初冬，我们“毕业”啦。
县农业局安排我们到国营圣水茶场实习三月。农业，冬日有啥实习的？不过是给茶园施了一些农家肥，干了一些杂事。一九七六年元旦，放了几天假后，我从城里坐班车回圣水茶场，因没直达车，只有在三岔路口离茶场还有十几里路的罐子口下车。上到山梁子顶，忽然听见附近村里广播喇叭飘来低沉悲恸的哀乐：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创建新中国的核心老一辈就这样开始走了。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总会自然地联系起来，便感到痛惜和一些茫然。
到了圣水茶场，听说在征兵，我啥也没想，报名参军。可是政策说：下放不足两年不能报名。多少年后，我当了农行行长，再到那茶场调研，物是人非，回首当年，百感交集。
这一年的春节没有再“革命化”。在城里，我们小组知青各家父母轮换着接吃，让我们深感各自父母其爱怜之心，同学下乡情谊也渐浓厚。在去年革命化春节除夕篝火起暗恋的张喜玲家，我也读懂了她的眼神。
过了春节，捧着县农业局发的一纸介绍信：“**公社茶叶技术员”，我被“派”回鸡公梁茶场了，但摇身一变（我飘飘然地强迫自己的感觉），和驻场银行干部老梁一样了，也是拿工资的了。我们知青户口所在的生产队都会在年底按茶场记的工分给我们“分配”，但谁分到了钱没听说过。我们队人口少树多，分值在大队中算好的，一天10分工，合九分钱，其他队还有七分钱的。也就是说，假如我参加工分分配，一月300分也就二块七毛钱，但我亦工亦农的工资每月要缴给队里二十元，队里倒也不吃亏。
我回到鸡公梁茶场，场里去年又来了几个75届高中毕业下乡的知青。茶场知青楼也新盖起，我也改善了住房条件，两人住一间屋。但还是柴油灯，因为发电晚上就那一两小时。如若晚上想多看下书，早上起来，鼻孔里一抠，还是黑黢黢的。
带着茶叶技术员的头衔，装着刚学的技术，我很有点踌躇满志，想在茶叶上做一番事业。上个清明我走了，这个清明我回了，不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悲思愁绪，清明于我是清新的开始，春的开始，茶的开始，事业的开始。
有的阴坡茶树兜下还有积雪，我巡查茶园，要看看哪株茶树长得不一般，有好的变异特性，也叫选优。芽子长得粗，发芽早，抗病抗冻，我便给它套个牌子，命名标个号，选育抗冻强壮的品种。当然，茶树发芽前，我先做场书记工作，对长势好的幼龄茶园来了个修剪。不然，不让剪，说好不容易长这么高，你又一剪子把它剪矮了。我只能慢慢工作慢慢示范，他们不知剪了芽头多，茶树行茶冠平整易于采摘。在茶树还没有发芽，但土地要回暖的时候，公社给我们茶场分配了一些“猪毛”，也就是屠宰场死猪身上刮下的下来的毛啊皮啊，作茶树底肥。在茶树行对应叶冠下的根系挖沟埋猪毛。看见场员为了完事，不均匀地施肥，一捧捧地扔下猪毛；看见场员在点播或条播时又不管发芽率，而是又将一捧捧的茶籽扔下去，最后导致茶苗出得像稠密的豆芽似的，我非常心疼。
谷雨后，公社又给茶场调来一台揉茶机，也没人把我当技术员。场上两三“能人”架起柴油机带着揉茶机就开始，把做饭大铁锅杀青了的茶叶倒进去，只见茶叶纷纷飞出。见他们不知所云，我只有凑上去淡淡地说：转反了。
这年，公社像其他先进地方一样成立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叫“共大”，当然公社书记是校长。给我下了个像奖状样式的一张“**公社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茶叶系老师”的聘书。
说起我们公社的书记也是个传奇人物，正牌大学毕业，当过记者，会速写，说话那都是文绉绉的，不知何故何时何因来到了这山里，但搞农村工作也是个厉害的角色。在农业学大寨高潮，茶场在公社组织下大战荒坡修梯田，一个星光灿烂蛐蛐（地方语，蟋蟀）叽叽、蝌蚂（地方语，指青蛙）呱呱的夜空下，他在茶场稻场上给村干部、场干部、场员作动员说：“如果我们学大寨工作不扎实，坡改梯标准不高，茶场咋样做公社学大寨的样板？不要盛名之下，其实难负啊”。“盛名之下，其实难负”这句话，我就记得一辈子，每当工作有了一点成绩，就会警醒自己。在公社听说，早年，他夜里走在乡间路上遇着过豹子搏斗过，我就不免悄悄地看他的额头上有无抓痕。
到老了，有人在意古董字画邮票钱币的收藏，我没“本”的实力，更没兴趣，但有时会想起几十年前丢失了的初高中毕业证、茶叶技术员的介绍信、“共大”的教师聘书，入伍通知书和立功奖状，手写的党支部书记任命书……，它们不值钱，但在我心里却是人生经历过的璀璨云朵。
农村说青黄不接，大概是指麦子快黄了，去年的粮食吃完了，今年的粮食还没收割。改梯地没吃的可不行啊，场李书记就让机械员，把楼上堆的去年没种完的麦种淘一下晾干打面吃了。大家吃了馒头个个呕吐，那用农药六六六粉拌过的麦种可能是淘洗不净毒性的。我因到管理区中学给学生上茶树栽培课，躲过了这顿“毒馒头”。
人生第一次上讲台给茶园初中学生讲茶叶课，也就在黑板上画着写着，倾心讲着茶树的栽培和管理，希望台下的学生能在家乡科学种茶。
公社要把这儿当学大寨的样板，就把柴油发电机抬到一座欲改造的小山包上，要把它修成高标准样板梯地。山包子顶巴掌大的平地插着杆猎猎红旗，一根独木杆上挂着只大喇叭，反复播放着学大寨《敢教日月换新天》、《一花引来万花开》振奋精神的革命歌曲 。在往坡下等高不等宽地线上，用铁锤錾子琢石条，砌梯地石岸。然后，坡改平的梯地上划线抽槽换土，在土槽里铺上包谷杆，作以后茶树行的腐烂底肥，大战梯地就是要撵在秋季好播种茶籽。我们知青女的就铁锤錾石，男的就打眼放炮抬石头。那四个人用两根木杠铁丝挎抬着大石块，叫着号子，很有讲究的huai（地方语，义：晃）着步伐。一人走不好，四人乱huai，会闪了腰的。我也参和着农民抬过，在号子声下抬几趟后，走的才有些章法。
这天，快吃晚饭了，大家在坡上歇着，等饭送上工地，吃了好晚上继续大干。谁知，做饭的抬着装着南瓜苞谷碜的大木桶在半山腰路上歇会儿，往地上一放，却不知桶底有一块石头一摁，把木桶底摁通了，南瓜苞谷碜呼啦一下漏光了。我们没晚饭吃，这天也只有放工了。祸不单行，第二天午饭，大家吃了又上吐下泻。这时公社派来的年轻新场长有了警觉，是否有人“投毒”，专门破坏农业学大寨?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啊。一追，做饭的说，炒菜没油了，他把篾油篓子用开水冲冲浪浪，用这油水儿将就炒的菜。忘了这油篓子原来装过桐油，可能把桐油渣底子烫化了。这几天，我到农业局有事，又没碰到这倒霉事。场长训了做饭的一顿，没有上升到批斗的层次。
靠带领群众，辛勤地改造大寨“七沟八梁”的农民陈永贵，拿着工分，当上了国家副总理，这在历朝历代是不可能的事。那时的领导干部，其劳动本色、其清廉从政、其人格魅力是后来几十年很多官员比之羞愧的。
突然传来唐山大地震的消息，我们几个同学在城里就商议，到唐山去，支援唐山建设。下乡两年，大家这时都开始不安心扎根农村了，最后也和“文革”初想串联一样，想到唐山“救灾”也不了了之。
不久，又突然传来毛主席逝世的噩耗，像晴天霹雳一般，好像大厦将倾，不知中国向何处去？更不知自己向何处去？随后公社的广播里，样板戏也不让播了。接踵而来的是打倒“四人帮”，暴风骤雨搬的政治经济思想变革蓄势待发。
一个秋日，知青带队干部老杨，从鸡公梁山下的山路禹禹上来，大家都下地干活了，我在茶园转着，接了他回场，在我寝室打水给他洗着脸。这时茶场已渐渐地不把我当场员安排农活，有时我也把自己当“技术员”，自行安排“农活儿”了。乘他不在意时，我翻看了他的笔记本，知道了在我们知青点有三个招生名额，我随即报了名，也就只有三个人报了名，上学是没问题的。后来，王华安上了华师，我初恋过的张喜玲上了地区商校。而我报了名，又“愚蠢”地退了名。如果上学，那将会是所什么学校，我将走另条什么道路？无法掐算。
我小姐，在她招工上班的国营矿，找了熟人给我要了张招工表填上，好像地区哪个局要成立车队招司机。从小姐那矿回到鸡公梁，我马上找到老杨扯白说：“我不上学了，家里没钱”，其实那时上学不花啥钱，只是不挣钱。暗之憨憨地等“招工”到车队，招工那时在知青眼里是百分之九十的希望，何况还是开车。我因为眼光“短浅”，把当工人看的比上学还重。
那两个上学的走了，我的“初恋”走了，但这时我已不因由的另恋上了赵一梅。当张喜玲离开鸡公梁，向山外走去，我没有送行，只是增添了迷茫和一些失落。好在还有那根拉着我的招工“风筝”线绳，等待招工通知，在这煎熬中想着出现希望之光。一个多月后，却霹雳般地传来，由于计委没批，该局车队成立泡汤的消息。我漠然我还拿着亦工亦农的“工资”，下乡半年就拿工资，他们呢？在知青中，早就弥漫着招工回城，上学……，没有谁真愿扎根农村一辈子种地的。有关系的知青同学间次走了，上学我后悔放弃了，招工表都填了却黄了。知青中充斥着万般动荡不安的情绪也一样浸染着我。
下乡已满两年，一九七六年冬季征兵，我再去公社报名参军。在公社卫生院门前，激动紧张的心砰砰地跳，血压多高不知道，看着花里胡哨的画，才知是检查色盲啥的，闻着小瓶液体，瞎猜着水油醋。进的一间屋里，北风从破了玻璃的窗子灌进来，我长大后第一次在众目睽睽下脱光，裸露着让军医审视。别人往磅秤上一站，秤砣往前扒着，总是一百多斤，而我称坨往称后扒到底，秤杆也不起来啊，换了个五十斤的坨，才又往前扒，九十九斤，下乡快两年半，也算长了十五斤，个儿似乎还是不够一米六。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我是真愁啊！冬日里，我不知道我天天在劳动的啥？在茶园山坡转悠的啥？满心希望能验上兵。我不知道上学、招工、当兵的前途是什么样？但我、我们都想离开它。上学丢了，招工丢了，我祈祷着当兵的通知早日飞来，似乎人生就这最后一隙之光，每天每小时的等待消息。突然，鸡公梁上下的村庄不时地响起鞭炮，别人告诉我，是参军送喜报挂军属光荣牌的。几天沉寂过后，我呓语般地念着“完了”，我不想吃不想喝地躺在床上，泪往肚里咽。初涉人生就像重重地跌入了谷底。
一个年轻的回乡知青开导劝我，东方不亮西方亮，还有这多知青没走啊，你还拿有工资啊。在我几近精神崩溃的时候，公社放电影的两姑娘来场放电影，那个矮个的贺荣荣见我就说：“你咋还没走啊？我在公社看到参军有你”。
我不信有我，为什么公社大队茶场没人通知？我很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瘦小的姑娘。那时六分钱一个鸡蛋，我一月十七块五工资，常到湾里人家去买，她俩来放电影，若是她说还没吃饭，我会毫不吝啬地给她拿几个鸡蛋下面条。有钱嘛，我几十块钱还买了个三波段红灯牌收音机，听《长征组歌》入迷，本上记抄下它的歌词，哼着：“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直到今天仍在我喜爱的老歌之中。但就没想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野菜啃树皮打天下，我却不能在农村吗？
在我煎熬的恍恍惚惚之时，小姐突然涉水爬山来到场里，见我就说：“你咋还在儿啊？参军通知书送到家好多天了，过几天就要走了，妈在家急坏了哦”。我掐下自己，恢复了神志，知道是真的了。于是到落户的生产队开证明转户口，队长说：“穷，年底也没啥红分，给你一袋儿糯谷吧”。那时，生产队净山坡地，巴掌大点儿的田有几块，我有些不好意思拿，但想着城里还是缺少的，拿上就算来农村一场的一种念想吧。茶场又派仅有的一部手扶拖拉机送我去公社，在公社我小姐拦了一辆过路的卡车，似乎没有留念的走了，走了。
急切地翻看那张“入伍通知书”，它象把钥匙，不知指引我要走向哪里？但它明确告诉我，逃离了哪里。第二天，在县武装部换了没领章帽徽的军装，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过了五六天，一九七七年元旦刚过，在人民广场我再次坐车，再次戴上大红花，在锣鼓声中再次离开了小城。
我终没有扎根农村，泯灭了初次的茶叶事业火苗，糊哩糊嘟思想四散乱射地走过了近两年半的“知青”历程，就是我念念不忘收集的一套知青读物书，后来没学也不知丢哪了。
下乡二十年后，我当了行长，却忘不了那山那水那茶场茶梯，带着二十万元扶贫贴息贷款指标，驱车从当年学大寨高潮中公社组织民工修的土路，去看看那茶场，想支持发展，结果失落而回。当年炮炸手硺石块磊就的茶梯垮了不少，没人修剪的茶树长得参差不齐，没人管理的茶园杂草丛生……。可能是承包给了个人，只是采茶季摘些叶子炒炒卖了，没有费力费钱的管理。这在农村体制转型的衔接期，在所难免。又过十几年后，我在一公司负责招聘，便想法电话联系乡镇村，能否在闭塞贫穷的那山村招一批愿意走出来打工的困难户，毕竟包吃住，一月还有几千元的收入，也算脱贫解决温饱，到龄还可办退休啊。可是镇村接电话的却爱搭不理的不太热心，我想，也许那地方象农村其他别处一样，都富了吧？
我花甲退休后，又聘于一公司，在附近一镇办完事还有半天时间，魂牵梦绕地再去茶场，导航没有引我走当年学大寨时修的公路，而导向从这一镇的村村通水泥路，那当年我们走过的路在哪里了呢？导航上目的地显示还有七八公里，心里有些兴奋又有些茫然，这窄而破损弯多路陡的水泥路，车越开越难开，天色越来越暗，景境越来越荒凉，看着导航几度犹豫后还是半途而返了。
当年公社的典型样板，仿佛成了时代的弃儿。八九十年代，绿松石造就了该镇众多万元户百万元户，世纪后，这产业的兴旺自不必论。水电产业、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交通布局的调整等等等等，已经转移了这乡镇发展、经济、富裕的重心。我高德搜、百度搜，那茶场方圆越发偏僻。下乡，我们没能改变它，但它改变了我们，它也是祖国大好河山的一点，今生可能不再去了，其念想权作对玉皇垭鸡公梁圣茶金家湾柯家湾那一片土地的祝福，愿他们搭上二十一世纪二三年代精准扶贫奔小康之车吧。
（待续：六、参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