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的任侠精神及其悲剧
清人龚自珍在他的《定庵文集补编》中说道：“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亦自白始也。”可见，李白身上，儒道侠并举。
中国自古就有尚武尚侠的传统，墨子为天下百姓奔走呼号，荆轲为燕国孤身刺秦……但是，侠士们无视国家法律行侠仗义，于大一统的国家显然有诸多不合，所以韩非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到了汉代，国家一统，走向治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儒轻侠，文人、政治家、思想家们就少了侠士们那份重勇尚武豪放不羁的个性，自墨侠以后，中国文化也就少了几分精神。
魏晋，人的意识觉醒。到了唐朝，国家大一统，国力强盛，万国来朝，文化政策兼容并包，尚武任侠重新粉墨登场，走入历史舞台，这种豪侠之气在文人中表现最为充分的无疑当属李白。
在武侠小说中，高强的武功是侠客们行侠仗义必要的基础，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有这样的自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可见李白的武功主要是剑术，而且造诣颇深，这才敢于”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崔宗之在《赠李十二白》诗中以”袖有匕首剑“、“双眸光照人”这样的句子来描述李白的风度，很久以后，李白在和朋友聊天叙旧时，还兴致勃勃的回忆起当年杀出武陵恶少重围的往事。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更是描绘出这样一个具有侠士风度的李白：“以为士生则桑孤蓬矢，身乎四方，故知士大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难穷苍梧，东涉溟海……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这个人们所熟知的仕途不顺写诗表达郁闷的李白，在另一面却成了一大豪侠，他仗剑游历，他人蒙受不公正待遇，在他而言，感同身受，因而“悉皆济之”，如果把他搬到金庸的武侠世界中，他应该是一个通晓百家之术、文武双全、闵天下苍生、仗剑走江湖的武林高手，可与笑书神侠们一较高下。
既是侠者，则必有侠骨，如果说李白诗作中所记录的行侠仗义杀人等事情仍值得研究的话（毕竟唐代律法已颇为完备，手刃数人而不受追究，原因何在？），那么，李白一身的侠骨则是不必质疑的，在《答十二王寒夜独酌有怀》、《远别离》等诗中，他对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擅权和诛杀异己公开表示抗议，对险恶的政局发出悲怆的呐喊，吟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声音。任华说李白”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这种在权贵面前毫不屈服，为维护自我尊严而勇于反抗的意识，是围巾以后重视个人价值和重骨气的重要内容，而李白可谓是唐代这一内容的最强音。
郭靖说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唐朝混一宇内，四夷臣服，看似四海升平，实际上边患不断，北方边境当时面临众多少数民族的侵扰，李白任侠反映的就是这种渴望靖边卫国的雄心壮志，他的诗篇很多就表现这种消除边患使海内清平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精神，如《白马篇》：“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兆，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又如《从军行》：”鼓声鸣海上，兵气拥云间，愿斩单于头，长驱静铁关。“再如《塞下曲六首》之一：”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从这些诗歌里可以看出李白为民请战的大侠之气。李白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安史之乱起，永王李璘奉玄宗普安郡制置诏，出兵东南，经九江，李白认为报国时机已到，慷慨从军。上元二年，他闻之李光弼出征，又想从军报国，无奈半道病还，次年，病逝于当涂，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侠客一生。
李白结束了他除了诗歌之外碌碌无为的一生。回顾他的一生，他青少年时期在蜀中度过，蜀地自古就有浓厚的崇道之风，“五岁诵六甲，“所谓六甲就是道教术数一类的书籍，可见李白少年时期就接触过道教著作，后来，李白游访过不少道教名山，结交了不少道友，再后来李白离家远行到江陵，与著名道士司马承帧相遇，后者夸赞他”有仙道骨。“更有学者考证李白曾经接受道箓，加入道士行列、炼丹服药等，总之呢，学术界对李白的道教思想研究成果极其丰盛，道教对李白的一生产生深刻影响，道教思想使李白充分地发展他独特的个性与理想人格，而不受世俗礼法所约束左右，这一点，直接体现在他气势磅礴的浪漫诗歌上。
然而，李白毕竟是一个“十岁观百家“的人，儒家思想在整个国家意识形态里一直占据着主导位置，李白不可能潜心修行清静无为，千古文化人总之都有那么一个梦——他心中难免萦绕着一个未能免俗的情节——功名。安邦定国的理想，是大侠客们第一性的，李白李大侠也是如此，这种入世思想在李白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任侠精神是和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息息相关的。
中国古代很多知识分子隐逸求仙都是有政治目的的，李白就是这样的人，他的隐逸是一中待价而沽、见机行事的行为，归根结底是一种出世，换言之，他的出世是服务于入世的，李白一生的悲剧，就在于他入世而不肯詘于世，出世而不肯遗于世的双重矛盾，这个一腔热血的侠客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理想的平台来实现自己的侠客梦。
这样，就可以肯定地说，李白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一生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的，又是积极入世的，他把排解纷难的济世思想和放荡不羁的个性自由统一起来，想着先建功立业，而后功成身退，不贪恋富贵，过自由生活，这倒是与金庸笔下的诸多大侠们类似，杨过和小龙女帮助郭靖守住襄阳后退隐，张无忌吧明教领上道之后归隐等等。
既论任侠，则不妨把李白和金庸笔下的大侠们做一番比较，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诸如李白这样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常常是郁郁不得志，人生抱负难以实现，而诸如杨国忠一类的人却能步步高升，这样的悲剧是值得深思的。在金庸笔下，陈家洛和韦小宝就很好的代表了李白们和杨国忠们，在《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就是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来塑造的，他是红花会首领，武功高强，想干一番反清复明的大事业，然而，他优柔寡断，就爱情来说，他首先爱的是霍青桐，后来又爱上香香公主，最后却又把香香送给乾隆，谁也说不清楚他究竟爱谁；就事业来说，他居然把希望寄托在策反清廷皇帝乾隆身上，最后，爱情事业两手空空，只能“悲从中来，直欲放声大哭。”李白也是综百家之术，才华横溢，想干一番大事业，最后呢，连参军为民请战也不能，只能“两岸猿声啼不住”，悲从中来。反观《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出生青楼，没什么才华，只是靠一些下三滥小手段生活，不仅能抱得美人归，而且一帆风顺飞黄腾达，靠的是什么？从他追求阿珂的过程就可见一斑，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他身上有一般知识分子所没有的一股韧劲，为达目的百折不挠，这一点，陈近南没有，陈家洛没有，李白也没有，所以，韦小宝从混进宫之后就步步高升，李白好不容易才进宫却很快被赐金放还。韦小宝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也不是有很大志向，但是他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从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到封笔之作《鹿鼎记》，从陈家洛到韦小宝，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批判和思考：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喜欢舞文弄墨来表达怀才不遇仕途不顺壮志难酬，而缺乏韦小宝那样的坚忍不拔、求实进取、孜孜不倦的实干精神。李白正是这样，虽然他才华横溢，虽然他豪气冲天，虽然他有心行侠为民请战，但是，他不想一步一个脚印的参加科举，而是寄希望于直接引荐高位，加上他心性清高，见不惯官场腐败，最后，终其一生，侠客的梦想不能实现。
试想，如果李白踏踏实实的走每一步，也许这位大侠就能提高一个境界，至少不至于这样的悲剧收场。
参考书目：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千古文人侠客梦》陈平原 北大出版社
《笑书神侠》孔庆东 中华书局
《侠的人格与世界》汪勇豪、陈广宏 复旦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