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听从母校的召唤
1980年底，我在海南师范专科学校学习了三年后，毕业了。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毕业分配，我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即将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有了铁饭碗。我担心的是，我已经有了家庭，如果被分到边远的山区，一辈子呆在穷山辟野，我的爱人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
有人说，除了生和死，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外，人生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狮子选择了无边的旷野，肆意奔腾。鲸鱼选择了辽阔的海洋，遨游无际。雄鹰选择了蔚蓝的天空，展翅翱翔------不一样的选择会带来不一样的成就和不一样的快乐和幸福。
“党叫干啥就干啥。”“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直是大中专毕业生毕业分配时最响亮的口号。到了八十年代，我们再也喊不出这样飘亮的口号了，我们已经从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现实主义者了。
班里的同学都为自己的分配问题而操心，人人都使出浑身数解，争取最理想的分配结果，我也不例外。当时的情况是，我班里有6个同学都是从文昌县考上来的，按照海南行政区教育局的分配指标，不可能全部都分回文昌，会有两三个人分到自治州各县，而且是边远的山区学校。于是，我们文昌的同学进行了一场竟争。
毕业考试后，我们三年的学习生活算是结束了，我离开了学校，“专驻”区教育局，住在一位老同学的家里，用整整半个月的时间来“打通关系”。我四处奔走，托人情，走后门，千方百计的寻找自己最理想的工作单位。
首先，我想在海口市找一个学校当教师。我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当时，很多同学都希望自己能留在城市里工作，不愿意被分配到下面的乡镇去。城市发展空间大，环境好，生活舒服，对子女的教育非常方便，工资待遇也较高。而下面乡镇的学校工作条件差，生活艰苦，没有发展前途，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也不方便。我们都是有家庭的人，当然要考虑子女将来的教育问题。
我托人找了海口的几所学校，他们都不同意接收我，理由是我没有海口户口，他们只能接收海口籍的毕业生。后来我想，班里还有8位海口籍的同学，他们都应该分回海口市，我是不是找错了门路？
有朋友替我介绍了一所学校，那是海南行政区司法局管辖的工读学校，也在海口市，条件很不错，他已经跟学校领导打通了关系，问我去不去，我当然同意去。过了几天我跟朋友去找了那位学校的领导，他第一句话就问我有没有海口市户口，我说没有，然后就没有了下文。
有一所学校是我本人不愿意去的，那是海南农垦局的农垦中学，这所学校也在海口市。那时候我对农垦没有什么概念，总是认为它很落后，学校也一样。有一天我的同学带我去农垦局教育处，谈了我分配问题，教育处的领导同意我到农垦任教，分配我到农垦中学。我的同学跟农垦中学的校长很熟，他向校长介绍了我的情况，校长对我很热情，并带我在校园里走了一圈，我看到学校里破破落落，校道上杂草丛生【八十年代初学校都是这个样子】，一点儿不象一所学校，心里感到很不舒服。校长问我想不想来，我说我回去考虑一下，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学校。
后来我再也没有跟农垦中学联系。
我在海口活动了十多天，到处碰壁，白费工夫，一事无成，留在海口市工作的希望落空了，于是想回老家文昌去，我又找那位老同学帮忙：
“老同学，这些天来头都碰破了，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留在海口的戏难唱极了。我想回文昌去，你再帮一下忙吧！”
“回文昌去没问题。不过，只能帮你一个。文昌籍的同学太多，谁都想回去，教育局不会同意。”老同学也姓黄，比我高一届，文化大革命站同一派。他文昌师范毕业，分在区教育局工作。我在海师三年跟他来往频繁，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12月底，教育局的分配方案终于定了下，我被分到了本县，我为自己的胜出而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根据高教处的规定，师专的学生由区教育局分配，大陆籍的同学全部分回大陆，海南籍的同学分回各县市去，再由各县市教育局具体分到各个学校。海口8位同学都回到海口。分配到各县市的同学又开始了第二轮的活动，大家各自找门路，跑关系，走后门。反正在海口找不到单位，能够回到老家去工作，也感到心满意足了。
在这次分配中，绝大部分同学都感到满意，没有什么意见，但文昌籍的两位同学却闹成笑话。本来，在毕业分配期间，是我们心情最紧张的时刻。在大部分同学都在紧锣密鼓地活动的时候，他俩却稳如泰山，纹丝不动，毕业考试一结束，他们都跑回家去了。他俩还对我说：“我们都是党员，毕业分配的事不用我们操心。我们一定分到好的单位。”结果事与愿违：在毕业分配方案公布的前一天他们才赶回学校来，一个被分在毛阳兵工厂【五指山】，一个被分到尖峰岭林业局。他俩急得欲哭，连夜跑到教育局去找领导，好说歹说，教育局才收回成命，放他们回文昌。“党叫干啥就干啥”“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些我们在六七十年喊得最多的豪言壮语，现在再也喊不出来了。在八十年代，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我要干啥就干啥”已经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座右铭。
据我所知，在分配的头一两年，绝大部分同学都被分到了学校，在教育阵线上工作，只有两位同学转了行。
王大川同学曾对我说：“我说话有点口吃，不适宜上讲台，当不了老师。我应该在行政单位工作。”结果他被分到了区纪检会。我们小组的郑同学，他的父亲是南下老干部，也被安排到行政区秘书科当秘书。“邢大哥”留校，当了校党委办公室主任。
几年后，我的许多同学都跳出了教师这个槽，有些同学转行进了党政机关，有些同学下海当了老板，他们干得风风火火，过得潇洒自在。几十年后，在教师这一行干到退休的同学，都没有几个人了。
在离校的前一天，海南籍的同学为大陆籍的同学开了个欢送会。欢送会开得非常热烈，许多同学当场朗诵了自己的送别赠言，感情真挚动人。我的送别赠言是：“走过的路，爱过的人，笑过的美，都在时间的河流中沉淀，在斑驳的记忆中保持了。三年飞逝，毕业分别，愿你前程似锦！”三载同窗，即此别离，以后天各一方，同学之间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
第二天，我也离开了学校。
1981年春节过后，我到县教育局报到。县教育局里有一位工作人员是原文昌中学的，跟我是同届同学，不同班，也有过一面之交【文革中站同一派】。他告诉我要填写志愿，我说怎么报志愿，他说你想去哪个学校就报哪个学校，由高往低报，报四个学校。我当时想留在县城【已托人走了关系】，我对他说第一志愿报侨中，接着是东郊中学、清澜中学和联东中学，后这三个学校距离家乡较近，好关照家庭。
我的那位同学瞪着我一笑：“你就不想到文中当老师？留在文中不是更好？”我也报他一笑：“我想，但那是梦想。”我当时连想都不敢想到文中去当老师。
在我的那位同学的坚持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上填写了“文昌中学”四个字。
一个星期后，我来县城找我父亲，他告诉了我一个天大的喜事：“文中昨天打来电话，叫你马上到文中去报到。”
天哪，我竟被文中要去当老师了！我当时感到天旋地转，高兴得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
我连饭都没有吃，连走带跑地到文中去报到。路上我百思不解：我在海师学习成绩不是太突出，而文中却是一所名校，我因何能分来此校？
在开学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带着疑惑询问了当时主管人事的吴副校长。
他笑呵呵地告诉我：
“我到教育局查阅了你的档案，知道了你在文革中也是井系旗派。你在海师表现不错，成绩也可以，我们都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不要你要谁呀？”
原来如此。
八十年代初，文昌中学仅有两个校长，正校长邹福如主持学校全面工作，副校长吴叔光主管人事。当时文中的教师政策是，吴副校长管“要人”，邹校长管“留人”。新学期开始，吴副校长去教育局要人，查阅人事档案，知道了我的底细：
三年前【即1977年】，邓小平上台，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我有幸参加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高考，这距离我高中毕业已经有整整十年的时间了。当时华国锋还在台上，他坚持两个“凡是”和“三个坚持”，所谓“三个坚持”，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及时，完全必要，坚持反右，反对反左，左的思想非常严重。县招生办要求考生在政审个人表现一栏中必须如实填写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我心有余悸，认真填写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
“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但由于自己政治思想觉悟不高，在运动中站错了队，参加了井系旗派，犯了严重错误-------”
我跟吴副校长有过一面之交。十多年前，在一场荒唐的“紫贝岭保卫战”中，他是县委红旗的成员，我是文中井岗山的学生，我们在同一个战壕里战斗，成了生死与共的战友。
十多年过去了，我并不知道吴副校长在文中工作，也更没有想到要去跟他打通关系，因为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要到文中去当一名教师。是吴副校长这枚钩钓上了我这条鱼。
我真没想到青年时代荒废了学业的一段不知所谓的“革命历程”，竟悄悄地改变了我教书育人的机遇，也许是我自从青少年时代在文中读书的时候，就与文中結下了绵绵的缘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