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海师共筑梦
在大学里,在理科生和文科生之间,文科生总是多一点幽默感。海师也是这样。
有一次,学校在课外活动时间安排各班到大操场拔草。很多班级拔得很快,三下二去一,几分钟就解决问题。可是中文系77级却不是那样,劳动委员把地分成几块,一组一块,一组人排成一队,一根一根地拔,拔得非常认真,非常仔细,一根杂草都不留,一班人足足拔了一个多钟头,才算是完成了任务。其实这个劳动只需要三五个人,十几分钟就能搞定,这是有意无意还是无可奈何地浪费时间。当时有人问77级的班长:“你们为什么这样做?”班长笑着说:“不为什么。如果学校嫌我们学生的时间太多,它可以另外安排我们的工作,为什么要我们几十个人来拔这几根草,这不是有意浪费我们的时间吗?况且在此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做什么都要争分夺秒,我们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呀!”
郑某某是班里最老实的一位同学,他做什么事都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在一天下午的劳动中,班里安排去拣牛大粪,下午四五点钟,同学们都挑了满满的一担牛大粪回来,他却挑个空担子,什么都没有。劳动委员问他:“同学们都完成了任务,就是你一个人没有,为什么?”他面有难色:“我在路上也看到很多牛大粪,但大粪堆上都插上一条棍子,那肯定是养牛人做了记号,这是人家的东西,我不敢拣回来。”同学们都笑着说:“如果你把大粪上的棍子都丢掉,你再插上另外一条棍子,那大粪不就是你的啦!”他的脸红了起来。
林某某是班上的生活委员,海口人,老三届。他的活动能力很强,交际面很广,对集体的事非常热心,经常为同学排忧解难。但他对学习却不太认真,常无故旷课。他曾对我说过:“我将来不想当老师,当老师很辛苦,人家也看不起。”我问他:“那你读海师干什么?这不白白浪费你三年的时间。”他说:“读大学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有了金字招牌,干什么都容易。”我并不认同他的观点。有一次考文艺理论,是正式考试,成绩要计入学生档案里面。在课堂上,试题上很多问题他都答不出来,他干脆不答卷了,把试卷放在口袋里,在交卷时,他不把试卷交上去,却跟同学们一起离开了教室。课后他找来几个成绩很好的同学帮他答卷,然后用自己的笔迹把答案工工整整地抄在试卷上。第二天他去找文艺理论的老师说:“老师,昨天交卷太匆忙,我忘记交了试卷,现在补交好不好?”那老师居然相信了他的话:“那你现在就交上来。”这次考试他竟考了很高的分数:95分。他跟同学们的关系很好,没有一个同学去揭发他的成为。这样的问题,在其他班级也出现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后,都要开追悼会,奏哀乐。1976年,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毛主席相继逝世,更是哀乐不断,整个七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总是和悲痛、泪水和哀乐连在一起的。如果广播里响起哀乐,人们就知道,可能是哪个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了。
哀乐,是葬礼上播放的音乐,专门用于丧葬或追悼会仪式的悲哀乐曲。1936年,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在战斗中牺牲,毛主席在悲痛中,要求边区文艺工作者创作一首葬礼音乐。著名音乐家马可和其他音乐工作者,结合陕北民歌【绣荷包】与【珍珠倒卷帘】的主旋律,稍加修改,将速度降为“极慢”,成为一首凄楚动人的管乐曲,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哀乐。
中文77级的陈文川、潘志昂、温成、王威非常喜欢音乐,特别擅长演奏各种各样的管乐曲。潘某吹大号,温某奏双簧管,王某弹吉它,陈某担任指挥,他们经常在一起演奏各种乐曲,如交响音乐【沙家浜】、芭蕾舞剧【白毛女】等,曲调优美,委婉动听。最近以来,他们却连续几天演奏起哀乐来,而且是绕着排球场一边走一边演奏,声调悲壮哀婉,吸引了不少观众,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中央又有什么大人物逝世了,却不知道是他们几个搞的恶作剧。
我在海师读书期间,正值四人帮刚被粉碎,百废待兴,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当时城乡烂仔横行,公安打击无力,社会治安恶化。一些人为了自保,便“住馆学功”,社会上掀起了一场“练功”热。这股风也吹进了我们学校。我班同学陈自强,自小习武,功夫相当了得,许多同学都向他请教,连班长也赶来凑热闹,成了他的门徒。我当然也不例外。但我什么都能学,偏偏武术就学不了,学了好几天,连一个动作也学不成,自知成不了器,便退了“学功”。
我虽然学不了功夫,但却成了他的好朋友。我非常崇拜他,到处吹捧他的功夫,说如何如何,我不但在班里吹,也在各个系里吹,却恼出了一个人。他叫王宏吉,是体育系78级武术班的学生,澄迈人,长得牛高马大,力大过人,他从小也习武,功夫也很不错。他看到我在体育系里吹,非常不服气:“你们中文系都是秀才,哪里有人懂功夫?”我故意惹他:“我们班里就有一个,你敢不敢跟他比试比试?”他恶狠狠地说:“比就比!是骡是马拉出来才知道,我还怕他不行?你跟他说,我要跟他公开比武!”
一天,一张战书下到了我们班,战书里写道:“我要跟你班的某某公开比武,时间和地点由双方商定。但比武可能会出现意料不到的伤害,你敢不敢应战。体育系王宏吉。”本来我是开个玩笑,结果惹出了大事。同学们纷纷指责我惹事生非,说出了大事我要负全部责任。我感到非常害怕,公开向大家做了检讨。在我和同学们的规劝下,陈自强同学答应不参加这次比武。
过了几天,王宏吉怒气冲冲地来到我们宿舍,在外面大喊大叫:“陈自强,你出来!我们今天要公开比武。”他满口酒味:“你怎么讲话不算数,成了缩头乌龟?”陈自强听了大怒:“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我今天要教训你一下!”说着要冲出来跟王宏吉决斗,同学们极力把他拦住了。
我赶快跑出来劝王宏吉:“那天我讲错了话,我不该讲要比武的话,我向你赔不是,我们中文系和体育系一向关系很好,是一家人,不要伤了和气!”体育系的同学也纷纷跑出来劝王宏吉,他才离开了现场。
说也奇怪,真是不打不相识,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俩却成了要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切差功夫上的事。
中文系的同学总是太多事,就是在看电影上也要想出一些歪道道来。在那个年代里,人们的文娱生活相当贫乏,能够看到一场电影就是一次大享受。当时,虽然有一些影片被解放出来,但远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府城只有一家电影院,有时连票都不容易买到。这时,解放军给我们雪中送炭,附近的一八七医院每个星期都放一场电影,这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喜事。而且,地方上还没有放过的电影,部队却先放了出来。如印度的【流浪者】,日本的【追捕】,都是艺术性很高的影片,我们看了大开了眼界,大声叫好。
有一次,我们道听途说,说一八七医院放电影,晚饭后便抬着凳子胡涂糊里地赶往一八七医院去。到了八点钟,电影还没开演,连放映机都没有搬出来,我们感觉到有点不对头,便问医院里的人:“医生,都八点了,怎么电影还没开始?”他们都看着我们直笑:“放什么电影?怎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知道受骗了,灰溜溜地赶回了学校。
我们窝了一肚子火,决心要报复一下。几天后,中午在饭堂吃饭的时候,我们假装神秘地说:“今晚一八七要放电影,片名还不知道,估计是内部片。”同学们相互传说,连其他班级也知道一八七医院要放映电影的消息。
晚饭后,我们抬着凳子,分别到各班去叫我们的朋友【预先约好】:“快去一八七看电影!内部片!”然后大模大样地从学校围墙的缺口里跳下去,直往一八七医院的方向奔去,然后七拐八拐的躲在树林子里。天色将晚,我们从树丛里看到各班的同学一拔一拔地向一八七医院走去,高兴得不得了。我们绕着围墙走了一圈,从小路又拐进了学校。
一会儿,去一八七医院的同学回来了,他们一边走,一边大骂:中文系的那帮疯子把我们给骗了!”
1980年是我读海师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里,高兴的心情和紧张的情绪经常在我身上交替出现。我高兴的是,我很快就要大学毕业了,毕业后马上就有了铁饭碗【国家分配】,家庭中的窘迫状况立刻可以改变。同大多数的老三届生一样,我上学前就结了婚,两个小孩已经上了学,爱人在家务农,单靠她一个人一点点的工分钱来养家糊口,还要支持我上学读书,其困难可想而知。现在好了,我可以攒钱了,而且是铁饭碗,我一想到这里,就高兴万分,心里多了几分自信。
可是,毕业分配是个大问题。我们读的是师范类,将来都要当老师,哪个地方缺老师,就分你到哪里去,这是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但我一想到班里的情况,心里就冷了半截。海口和文昌的学生最多,各八个人,差不多占了班里人数的一半【大陆生除外】。琼山、琼海、乐东各三个人,万宁、东方各两个人,定安、儋县、临高各一个人,其他的县如昌江、白沙、保亭、琼中、三亚、屯昌、澄迈却一个人都没有,而这些地方又是教育落后、最缺乏教师的山区。如果分到那里当老师,你一辈子就不要想调出来。邓公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却又为我们这一代人多出了一个难题:如果我真的分到了那个地方,我的家庭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爱人又怎么办?几年后我从文昌中学调往农场工作,就是考虑了这个问题。
老三届生,是一个被新时代选中的群体,是中国大学生中最具有传奇故事的一群人。通过高考、大学学习改变了个人命运,实现了个人梦想,他们的经历既是一代人命运的转折,也是一个时代、国家发生巨大变革的的缩影。
在最后的一个学年里,我们的学习生活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课程不多,学习很轻松。课后我照样打球、看电影,星期天我照样去摸鱼和打鸟。
到了最后一个学期,我却有点“轻松”不起来了,因为这个学期不但有几个科目要考试,还要进行一次教育实习。对于我们来说,教育实习是最大的考试,教育实习不过关,你就没有资格当教师。教育实习实际上是我们的“毕业考试”。虽说我当了几年的民办教师,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教学实践,但这一次教育实习跟以往当民师上课有天壤之差。每一个学生的教育实习成绩的评定,都要由几位教师经过充分的讨论,共同决定。学生的教案、说课直至最后的授课,都要经过他们的严格考核。另外,每个同学还要经过当班主任的考核。
教育实习定于十月份,时间为一个月,两个组去琼海加积,剩下三个组在海口,我们组的运气最好,在海中,就在学校旁边,另外两个组一个在琼山中学,一个在海南侨中,他们要早出晚归,比较辛苦,我们比他们舒服得多。
李广海老师是海中组的指导老师。我们这个组又分三个小组,我和“造反派”、赵大姐在初二【1】班实习。在这个班里,“造反派”没当过教师,赵大姐入学前在医院工作,我比他们两个人占有优势。其他同学在初一年级实习。海中不让我们在高中班和初三班实习,怕影响他们的教学计划。
在正式实习的那天,李老师把我们带往海中,跟海中的三个班主任见面,然后再跟学生们见面。我实习的那个班的班主任竟是我在文中读书时的老同学-------何瞿生!何同学七十年代初被保送上了华南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海中当了老师,我跟他已经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好事连连,有他在这里当我的“保镖”,大大有利于我在海中的实习。
在准备进入教室同学生见面的途中,班主任何老师简单向我们介绍了该班的情况:“这个班的一部分学生不是考进来的,他们是部队和行政区领导的子女,比较骄气,你们在管理的时候要注意。”意思是叫我们不要“太严格”。在介绍实习老师的情况时,何老师特别指着我说:“这是黄老师,我在文昌中学的老同学。”一下子拉近了我和学生的距离。
实习的第一个星期是听课和学习当班主任。每天早上,我们准时来到海中,跟学生们一块到操场去跑步,做早操,接着,听海中老师的课,学习他们怎么样上课。下午,我们留在学校,各人制作自己的实习计划,看书写教案。课外活动时间,我们又回到海中,同学生们一起活动,或者是打扫卫生。晚修的时候,我们也来到教室,看看他们的晚修学习,或者辅导他们做功课。总之,一天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跟平时大不一样。
我特别注意听海中老师的课,觉得他们上课时讲得很少,学生做练习的时间多,这叫精讲多练。因为海中的学生素质比较高,他们的教学方法跟别的学校大不一样。但我决定不采用他们的教学方法,而另搞一套。我们的大学老师是满堂灌,四节课从头讲到尾,我也应该这样做,跟我们的老师保持一致,实践证明我的作法是对的。
在何老师这个班里,有好几个一八七医院军人的子女,他们的学习基础很差,成绩也不理想,但他们很好学,每天晚修都学习很晚了才回家去。这些学生成了我们辅导的主要对象,当时社会治安不太好,府城一带流氓烂仔很多,我们怕路上不安全,每天晚上都是我们陪送他们回家去,结果成了很好的朋友。
在实习的第二周,我全力以赴地钻研教材,编写教案,为实习课做好准备。我接受的课题是【在烈日和暴雨下】,它是初二第一学期的语文课文,是著名作家老舍小说【骆驼祥子】中的章节。这篇课文要用两个教时,但我只能上第一个教时。为了上好这一节课,我反复阅读了这篇课文,弄清楚了这篇课文的教学目的和教学过程,精心地编写了教案,力求完整和全面。在教案里,我把这一节课所要传授的知识点都写在教案里面。李老师看到我的教案感到非常满意。
第三周全组同学都留在学校里试讲,我第一个试讲,李老师和全组同学都感到满意。“造反派”和赵大姐由于以前没有当过教师,试讲时感到非常紧张,讲得比较乱,没有完成教学任务,在组里没通过,后来在李老师和全组同学的帮助下,结果也通过了。
实习课是师范类院校一次最大的考试,这场考试如果不过关,你就别想去当教师,因此每个同学都感到非常紧张,个别同学晚上都睡不了觉。
在实习最后一周的星期三第四节课,轮到我上实习课。虽然我当了七年的民办教师,也上过不少公开课,但是是那个时代的“上课”,我只不过是滥以充数而已。这一次是新时代的“上课”是我人生中最关键的一节课,心中不免有点紧张。上课钟打响以后,我的心窝中仍然“扑扑扑”地跳个不停,但我极力稳定自己的情绪:管他呢,他们听他们的,我上我的。
我很快地进入了常态,非常自然地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从板书到教材的分析,从语言的发挥和教态的自然,都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学生们也非常地配合,积极回答我的提问,整个课堂气氛热烈有序。下课钟一打响,我的教学任务也就圆满地完成了。
李老师和另外两位老师对我这节课感到满意,给了我一个很高的评价:良好。这个周我们过得非常紧张,几乎每一天要听二至三位同学的实习课【我们组共有十二位同学】,课后还要进行讲评。另外,还要同学生们一起参加早操、晚修和课外活动,没有一点空余的时间。但是,当我们得知所有的同学在实习课都过了关时,都感到非常的高兴。
班主任何老师对我们三位同学的班主任工作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临走时,我们对何老师和其他科任老师都表示了感谢,然后静悄悄地撤出了学校。
十一月底我们进行了最后一次的科目考试,我获得了较好的成绩,政治经济学:86分,当代文学:85分,古代文学:80分,外国文学:80分,教材教法:87分。心理学和逻辑:及格【考查成绩采用及格、不及格两级计分法】。这样,我圆满地完成了三年的学习任务。
十二月底,学校给我们颁发了毕业证书,几天后,我被分配到了文昌县。就这样,我的这个土饭碗终于变成了铁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