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童年，才真正用心感受过生活，有过纯真的快乐，我在生命的路上不停地走着每次转变的时候，我都听到了童年的呼唤。”离别时成长历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人生体验，“失去”和“离别”是成长所必须要承受的代价。《城南旧事》中随着爸爸的花儿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林海音写《忆儿时》曾想：为了回忆童年，使之永恒，我何不写些故事，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于是“的保姆”写了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离别思绪贯穿《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通过一个个关联不大的故事，一个完整的童年，却不是单纯的童年，它满含着人性的思考，人生以及社会的反思。正是一个个亲人朋友的离去，“我”的童年阶段有着无限的忧愁和遗憾。“人生就像一辆行进中的列车，尽管有人在中途上车，也有人到站下车”，正如《活着》中福贵一生中看着身边的亲人陆陆续续地离开他，永远远去，苦尝着死别之痛，《阿甘正传》中阿甘同样经历着亲人朋友的生离死别，离别是大众的人生写照，不管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都不可幸免悲悯情结。
敏感且独立的意识对离别的主观感知
与其说林海音缅怀童年，想念童年的人事物，倒不如说她在诠释离别本身的意蕴与价值。林海音的童年与众多童年不同：敏感，自主，独立，文中“我”对事物的认知能力比较强，有独立判断是非的能力，至少在“我”的世界里有独到的是非善恶标准。对于《惠安馆》里的秀贞，妈妈、宋妈等人都说她是疯子，“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宋妈或者妈就赶紧紧握我的手，轻轻说：‘疯子’！宋妈不许我看疯子，但是我知道他自己也很看疯子，只是不许我听我看就是了。”小小的躯体里潜伏着叛逆的精神，敢于挑战“大人们”的集体认识观念——一群人说假话，假话就成了主流，真话却被谎言掩盖。恰恰这样的叛逆精神反衬当时社会中贫苦儿童天性的压抑，过度的内敛，特别是女性非自主意识的悲哀。“我”潜意识里觉得秀贞不是疯子，“我”从最初听说椿树胡同的疯女人，到看到站在门口的有两泪窝的楚楚可怜的女人，再感受到的温情的母爱，秀贞在我的眼里越来越真实。大人们认为秀贞就是疯子，说她整日里胡言乱语，将秀贞的“事迹”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如对待瘟疫一样避而远之。而在妈，宋妈等人集体认知下，英子却能脱离其桎梏，英子所受的家庭教育不同，林海音在日本出生，五岁随爸妈回国，虽然还未接受学校的现代教育，但她所生长的环境塑造了她独立、自主、新进的意识。“我”所看到的秀贞是善良、痴情的女人，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小心翼翼的和贫苦的大学生思康叔相爱。正因在社会观念的批判下她是个疯子，未婚先孕，伤风败俗，有伤风化，可从人性来讲，秀贞从某种程度上因祸得福，成了精神上的自由人，活在自己的理想国度里。“我”似乎意识到这一点，并认可秀贞。
在《我们看海去》中，一个秃着头，浓浓的眉毛，嘴唇厚敦敦的小偷认了让弟弟上学而偷盗，妈妈说“我”以后写文章时，说一说一个坏人怎么做了贼，又怎么落得这么个下场。而“我”却毫不犹豫的 反对妈妈这样教我，“我”要写《我们看海去》，因为小偷在“我”看来是个称职的好哥哥，一个不太聪明的贼而已。再后来，敏感的“我”看到父亲和兰姨娘之间的暧昧，“我”打了一个冷战，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阵阵袭来，极力维护吗麻烦让婚姻与地位，有意撮合兰姨娘和“四眼狗”德先叔。宋妈的女儿被卖，“我”充当着小大人角色帮助宋妈找女儿，“我”展现着一种从“女儿性”到“女性”和“母性”的成长过程帮助，此过程体现了“我”强烈的独立意识。有意识地和无意的伤害，间接促成离别的发生。同时，“我”承受着离别后的痛苦与思念。并总是摆脱不了“送别者”的魔咒。既是事件的受害者，也是被告人。《送别》贯穿小说始与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离别多。“我”的悲哀在于失落了单纯和必须直面的早熟的人生。“我”不喜欢别离，却总是走在送别的路上，到一个站台变目送，直到后来，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秀贞和妞妞在火车站意外死亡，命运坎坷的兰姨娘和德先叔的离开，草丛里的大朋友被抓去警察局，宋妈回乡下生孩子，直至爸爸去世，敏感、独立的“我”在离别中成长，自觉地懂得《送别》的意义，“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人类很擅长寄物于情——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某物传达某种情怀是某个时代某群人情感的集体表达，经过时间的积淀，形成特有的象征意义。
《冬阳.童年.骆驼队》中骆驼总是走在路上，来了顺城街又离开顺城街，走起来“当、当、当”的响。“我”认为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戴上了铃铛，增加了一些行路的情趣。骆驼的铃声自古便充满着离别愁绪的意味，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骆驼队累来了，停在我家门前。“我喜欢看骆驼身上像绒袍子一样的毛皮，聆听缓慢悦耳的铃声，学着骆驼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的咀嚼，到夏天来了，再不见骆驼的影子，又到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时间的更替，四季的轮回，“我”和骆驼离别又重逢，可是“我”和童年却不再重逢，它已一去不复返。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在做了。一个人心灵的成长，性格的早熟大多是在忧伤和痛楚中完成。《我们看海去》中，“我”和嘴唇后厚敦敦的人约定去看海却不能实现，他被抓了。他的弟弟不能漂洋过海去留学，“我”不能同他送他弟弟去读书了，不能赴“我们看海去”的约会，在路上，我们失散了。海洋成了遥远的梦境。《城南旧事》是林海音写的思乡纯文学，是台湾怀乡文学的力作，她1948年同丈夫夏承楹携子女赴台湾，她与大陆告别，2001年在台湾台湾与世长辞，她只能永远与北京的城南隔海相望。1990年，林海音回到了阔别了四十一年半的北京，成为两岸文学的重要桥梁。正如《中国乡土小说史》一书中评价的那样，《城南旧事》标志着台湾文学的乡土小说由政治，社会的，问题的，写实的大一统转向乡愁的，文化的，民俗的，个人性的，抒情的分野。北平城南是一处重要文物集散地，聚集了北平城里古老的民俗与风情，游艺园里上演着张笑影的文明戏《锯畹丁》，《春阿氏》，雪艳琴的《梅玉配》，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还有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都是二十年代老北京的记忆，旧日京华所在地——城之南里的椿树胡同，虎坊桥，梁家园等胡同光景。《兰姨娘》里兰姨娘和德先叔要离开了，马车叫来停在大门口，“我们”全家上下在门口送行，黄昏时的虎坊桥很热闹，那马车越走越远，扬起一阵滚滚灰尘，就什么也看不清了。马是当时交通工具，中国千百年来承载着马文化。《庄子》中的马则有“自然”“真”的意象，《马蹄》、《秋水》是庄子通过马对“真”的崇尚，那么在《城南旧事》中，马是否也是真性情的体现，象征着离别时悠悠的情丝呢？哒哒的马蹄随尘湮没，奔波的人与马为伴，他们忠实坚毅，送别的人与马作别，更是对马儿离情的寄托，带走聚合，落下目送人的寂寞，它们又是无情的。
雪停了，干树枝上挂着雪，天刚蒙亮，“我”看着宋妈骑着驴回乡下去，小驴儿朝前走，在厚厚的雪地上印下一个个清楚的蹄印儿。黄板牙儿在后面跟着驴跑，嘴里喊着“得、得、得、得”。驴脖子上套了一串小铃铛，在雪后的空气里，想得真好听。留给“我”离去的背影，再也见不到黄板牙的驴打滚了，也吃不到宋妈毛的“驴打滚”，驴驮着“生育机器”回乡下，真是一头蠢驴。东交民巷街道中的花圃种满了蒲公英，“我”想让爸爸也种蒲公英，蒲公英很漂亮，但它们总是随着风儿飘散，脱离母体，离开得热烈，去得迅猛，来不及唱《送别》留下光秃秃的枝条清零的无声的站立。
离别里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
林海音笔下的死亡既悲剧又朦胧，朦胧也是一种审美。《城南旧事》中没有正面描写死亡，死亡对于主人公“我”而言是模糊的。小说中的“我”生了一场大病，昏睡中模糊听到宋妈和妈的对话“越想越拍人，乖乖巧巧的妞儿！哎！那火车，两人一快，哎！我就说妞长得俊倒是俊 ，就是有点薄相…….”，醒来看见妈手上戴的镯子，是“我”给秀贞，妞妞作盘缠的，这才感觉到秀贞和妞儿可能出事了。在黄板牙最后一次来我家之前，宋妈认为自己的小栓子还活着，可是等到黄板牙来了，告诉宋妈实话，“我”才听妈妈说小栓子几年前掉进河里淹死了。到后来“我”拿着刚发下来的小学毕业文凭，回到家看到自己掉落的小青石榴，就听见厨子老高说：“大小姐，别说什么告诉你爸爸了，你妈妈刚从医院来了电话，叫你赶快去，你爸爸已经……”，林海音同样从侧面描述着爸爸的死亡。小说没有正面描述死亡，秀贞，妞儿，小栓子爸爸的死都是侧面描写，没有直接写到死亡情节，非不敢正视死亡，而是在于一生的思念，在于生命的恒常。
大自然中万事万物是转瞬即逝的，“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东山魁夷说：“究竟什么叫生呢？偶然来到这世上的我，不久将要离开到什么地方去，理应没有常住之世，长处之地和常住之家…….我被动地生活着，如同野草，也如同路旁的小石”。“我”的父亲曾喜欢搬家，“我们”没有常住之家，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房的主要人物。
佛教的“灵魂不灭”“轮回转生”和禅宗的“万物一如”“生死一体”升华了生命短暂无常的死亡意识，死亡是人逃不了的宿命，但不是生命的结点，而是一种超越生的精神力量。秀贞的母爱，追求爱情的自由，妞儿的纯洁善良，小栓子的活泼顽皮，父亲的父爱都为“我”所铭记，他们的精神在延续，尤其是父亲在“我”成长过程中扮演着教育教育者和保护者的角色，爸爸曾对“我”说：“不要怕，英子，你要学做很多事，将来帮着你妈妈，你最大。”在很大程度上，林海音继承了她父亲为人处事的风格，独立倔强，父亲对她的影响是一辈子，从某种程度上说，死者的生命人被延续着。
北平城南的人和事早已远去，唱《送别》祭奠远去的旧事与时光，“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离别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