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二峨山道班后，十四岁的我成了即失学又失业的对象。而且不能够回到家与母亲和妹妹她们一起生活，偶尔回到杨柳街上母亲学校里，母亲都碍于自己是一个人民教师的职业，怕今后在学生中失去威信不能够很好地管理学生而叫我在晚上天黑以后才能够回到杨柳街上母亲学校家的家。倘若有人偶然见到我，母亲则教我说是回家来耍假的。而我实际上却是在舅舅家静静的等待命运的安排。好在两个舅舅对我很好，非常地爱我，从来没有给我任何一点嫌弃的表情和语气哪怕是一点点的眼神。慢慢地我也开始适应这样的生活方式了。在春天来临的时候，我按照大舅舅的交代，在舅舅家的周围栽了很多南瓜、丝瓜、冬瓜，每天都对上百窝这些瓜菜进行除草、浇水什么的，在后来的夏天和秋天里，每天都要收获十多斤丝瓜和小南瓜。而冬瓜则收获了两、三百斤之多，黄南瓜更多，足足有好几百斤。因为我的到来，给舅舅家的生活添上了很多麻烦。由于两个舅舅都是壮劳动力，分配给他们的口粮本来就很拮据，加上我又是一个十四多的少年很是吃得，所以两个舅舅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我和母亲都心知肚明。栽种的瓜菜从某种程度上帮助助舅舅家缓解了增添了我这张嘴巴带给舅舅家粮食的压力。
那时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与城市相比较，没有城市里那种激烈的场面。但是，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前我的小舅舅原来给生产队养了一头母牛，小舅舅对养的母牛非常的尽心尽力，夏天时天还蒙蒙亮的时候，我的小舅舅就要牵着母牛到山坡上、田径小道上去吃青草，说是牛儿吃了这样的青草很好，会让牛儿的皮长得油亮油亮的。每当春耕生产到了的时候，为了让母牛在劳动繁重的这段时间有一个好的身体，舅舅还要隔一天喂两个鸡蛋。要知道他们都舍不得吃呢，所以小舅舅养的母牛在全生产队是长得最好的。可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后，生产队宣布不准我的小舅舅再养牛了，说是要防止阶级敌人毒死耕牛。再就是每当大队要开会时，大队的支部书记——一个满脸麻子绰号潘麻眼的人，每次都在中午吃午饭后，也就是最热的时候总是喊我的大舅舅去通知十六个生产队队长晚上开会，每次通知完都要耗费两三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给我舅舅一个工分的报酬，生产队的一个叫廒奶奶老党员的实在看不下去，就给潘麻眼说是不是还是多少给点工分（报酬）给我的大舅舅！而潘麻眼说是劳动改造的需要，并且说廒奶奶的话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为了帮助家里找点收入，逢集的时候小舅舅带着我到三十多里路的藉田街的自由市场上去买了二十多斤新鲜的湿花生回家，晒干后又带着我到四十多里路的中兴镇去卖，大概一斤花生能够赚一角钱。可是去卖花生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花生可以榨出花生油，所以市管会把花生作为油料作物来管理，卖花生就是卖油料作物，就是投机倒把行为，见一个抓一个，轻的没收花生和称之类的东西，重的话要抓来关起。因而小舅舅带着我去卖花生时都格外小心，把花生和称分开，我背花生，小舅舅拿着称，我们隔一定的距离但又不远，发现有人问我的花生，小舅舅就走过来说价格，说好后把人带到僻静的角落才称卖给他。如果有市管会的人问我背的花生是干什么用的，我就说是去看亲戚家的。所以每次去卖花生，我都是战战兢兢的，生怕被市管会的人抓起来关我。因为自由市场的墙壁上清醒白醒用石膏水写的字：“坚决打击投机倒把行为，决不允许倒买倒卖的资本主义行为发生！”。背着花生在自由市场上来回穿梭行走的时候，我总是感到自己是在做违法的事而内心上有着深深的负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