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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凤

  银凤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里娃。她是二婶家的孩子,家里排行老四,比我大两岁。

  

  银凤的名字很响亮,但比金凤又稍逊一筹。不知二婶当年为什么不直接给她取个金凤的名号?也许是觉得山里娃比不得城里孩子那般金贵,于是便退而求其次,选择了银凤,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讲究,便不得而知了。

  

  银凤名字漂亮,人却长得很一般,甚至有些寒碜。一张窄窄的脸上,有一双眯缝的泡泡眼。鼻子还算周正,但差次不齐的牙齿,使她没有了女孩子应有的妩媚动人。特别是星罗棋布地布满整个脸庞的深深浅浅、大大小小、错综交织的雀斑,更让她从来没有享受过女孩子最珍贵的引以为傲的回头率,漂亮、美丽这些形容美女的词,此生始终与她无缘,那怕是在年方二八时。

  

  也许是那个年代物质条件限制,也许是自己长得不尽如人意,也许是二婶孩子多,家境差,也许是二婶身体差,老病着,也许……,小时候,每次见到银凤,她总是脸脏兮兮的,头发乱乱的,衣服歪歪的。银凤的头发明显是自己打理的,两个小辫子东扭西歪地,一个朝天,一个朝地地张望着,仿佛对这个世界的每件事、每个人都不屑一顾,又好像都充满了好奇,想探个究竟。而我的头发总是母亲帮我梳理整齐,辫成漂亮的花型,再扎上两个一模一样的彩色皮筋。有时还会有一对头绳或者发卡之类的装饰品。如果银凤找我玩,正赶上母亲给我梳头,母亲总会给银凤也梳梳,给她辫上小辫子。偶尔也会给她扎上一对我的小皮筋。每当这时候,银凤的雀斑脸上总会涌上花一样的笑容。

  

  银凤不喜欢读书。虽然比我大两岁,却跟我一个班。家乡的小山村里,唯一的小学中,我们班只有五个学生,两男三女。由此便自然分成两派:男生派,女生派。我是女生派的头儿,经常代表女生跟男生谈判:今天该你们男生扫地了;明天该你们男生擦黑板了……因为我学习好,遵守纪律,是老师心目中的乖孩子、好学生,所以,即使我偶尔小欺负一下男生,他们找老师告状了,挨批的往往是他们。久而久之,他俩便不再做无谓的努力了,也变成了我的小兵兵了。

  

  银凤学习不好,考试总发愁。考不好了,老师要批评,还要找家里人谈话,然后忙碌的父母就会迁怒于她。尽管他们平时从不管她的学习情况,可听到考试成绩不好,总要劈头盖脸地胡骂一通。所以,每次考试前,她总会找我,把自己攒了许久的一颗糖或者家里分给她的一小块白馍,偷偷地塞给我作为贿赂、酬劳,让我帮她及格。

  

  农村学校的老师少,一个人经常兼管几个试场,加之我们只有五个人,一般来说,老师把试卷一发,停不了多久,叮嘱我管好我们几个人,便会去其他人多的、有时还可能是混合的试场监考去了。这给我们传递答案创造了机会。每次答完试题,检查无误后,我会挑几个比较简单的试题答案,算算能否让她及格,抄在小纸片上,偷偷传给银凤。两个男生即使看见了,也不敢造次告状。银凤也不贪,很知足。只要能及格,不太差劲,不招老师批评就行了。从不额外地提要求,总是给几个抄几个。估计是怕提要求招我烦,断了后路了。也可能怕抄过头了,被老师怀疑进而追问而露馅,那可就麻烦大了。

  

  这样的合作一直到小学毕业,银凤便辍学在家。其中有她自己不喜欢读书的因素,最主要的是二婶认为:女娃娃能认得自己名字,会数钱就行了,念再多书都没啥用!的确,家乡像我这般大的孩子,最多念个小学毕业就算书完全读完了,然后就回家帮父母干活,养家糊口。有好几个还是小学二年级就辍学在家的。可我母亲说:念书有出息,将来才有出路。无论自己咋忙、咋累,一直让我们六个孩子坚持上学读书,除非自己考不上更高层次的学校才会停止。有了这个理念,尽管我是女孩子,母亲从不扯我后腿,让我回家干活。每当我从学校拿回奖状,母亲总是喜滋滋地反过来倒过去地端详着,那怕她并不认识那上面的字。可她知道,那是我比别人家孩子书念得好的凭证。然后马上取出家里的小铁勺,在里面和上面糊,抓一把麦草在灶堂里烧着,把小铁勺放上去,不一会,面糊就变成了浆糊。在奖状的背面抹上浆糊,工工整整地把新奖状紧挨着上学期的旧奖状贴好,然后站远些,舒心地端详来端详去,像是什么珍宝似的。后来我才知道,奖状不光是我的荣誉,更是母亲的骄傲和自豪,是她常年辛劳的一种满足和安慰。

  

  但在那个年代,温饱始终是家家户户急需解决的大问题。每个周末,每次假期,我也不例外地要帮家里干农活,帮母亲做家务。从十二岁起,我便能独自操持家务,踩着小凳子擀面条、蒸馒头,给一家七、八口人做饭,让母亲安心下地干活了。

  

  不过,这只是副业。假期我的主要任务是养猪。每年临近放暑假时,父亲和二伯一定会去附近的集市上买一对小猪娃或者一个半拉大的公猪。先饥一顿饱一顿地吊着,等待我们放假了再好好喂。我要用一个多月的假期把一个半拉大的公猪喂成一个成年猪,然后再赶去集市上卖掉,用赚到的二、三十元钱给我和弟弟们交下学期的学费、买学习用品,维持一段时间的日常生活开支。如果是小猪娃,多半时间,父亲会让它们在家呆到过年,然后一起卖掉给我们置办年货。有时也会卖掉一只,留下一只,在腊月二十三这天,请来村里常年给人宰猪的叔叔伯伯帮忙宰杀,然后卖肉赚钱。母亲说这样赚的钱多,还能给自家留下许多可吃可用的东西,过年招待亲戚朋友既方便又丰盛。可杀猪很麻烦,也很脏,加上我怕血,不喜欢吃肉,所以,我们家只是偶尔为之。二伯家娃多,喜欢吃肉的人多,宰杀的次数就多多了。

  

  为了迅速喂养猪仔,暑假时,我和银凤几乎天天给猪拔草。遇到连阴雨时,即便下雨,也要照样出去。拔草的活很累。首先,路途遥远,得跑上三、四里路才能找到又好又多的猪草;其次,很费时间,拔满一笼猪草至少得花二、三个小时;再次,返回时装草的笼很沉很沉。等到把插到笼畔的猪草连提带挎地弄回家,两条胳膊上除了横七竖八的血印子外,早己微微肿起。第二天,草笼还得继续压在血印子上面。

  

  有一天,银凤告诉我一个能既快又好地搞到猪草的秘密:去临村偷苜蓿。但她同时警告我:有可能被看苜蓿的人抓住。一旦抓住,他就会没收草笼,然后把我们押上找家长罚钱罚粮,还有可能游街示众,让大家都知道这娃是个贼娃子。而且苜蓿长在一个小山岭上,坡很陡,路很滑,一堆一堆的蓑草长满了整个山坡。她挑衅性地问我:你敢不敢去?

  

  我胆子小,力气小,跑得慢。如果去了,被抓住的人一定是我。滑溜溜的蓑草让我想想都后怕。稍不留意,一脚滑下去,底下便是几十米高的石崖,崖下是湍湍的河水……可苜蓿是最富营养的猪草,如果猪天天吃苜蓿,一个月后定会膘肥体壮,滚瓜溜圆。想着卖掉猪后,父亲奖励我的一个麻花,一包油糕……,我流口水了,我动摇了。另外,偷苜蓿效率高得多。拔满一笼其他草得花几个小时,到了苜蓿地则不超过半小时就能搞定。说不定还能找出一些嫩的给我当菜吃呢!犹豫权衡再三,我决定了:试试!

  

  第二天,我们仍像往常一样,六七点钟就出门了。每人挎着一个大笼,衣兜里揣着一个冷馍。我还特地拿上了父亲从外面买回来的村里唯一的一副扑克牌,偷偷地溜出了家。我们一行六人碰头后,便向着目的地出发了。

  

  偷人家的苜蓿得等看苜蓿的人回家吃饭时才行。我们在距离目的地不远处的河边找到了一块足够我们六人坐上去的大石头,拿出了扑克牌放在上面。银凤和我是必须从头到尾地玩的,其他四人得淘汰两个才行。因为我们那会只会玩四个人的升级。那四人两两地猜包猜,赢的两个和我们一起玩升级,等升到K时再换另外两人玩。如此循环,等待十点钟的到来。

  

  终于,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差不多了。于是,从石头上一跃而起,像听到冲锋号的战士一样,一气爬上山坡,跳进苜蓿地,两手并用,来一次对苜蓿的大扫荡。偶尔回头看看,每人背后都有两个绿色的沟渠,人一个,笼一个。心中不免有些歉意。想着刚站在苜蓿地边看到的情景:一池碧波随风荡漾,平整如镜。如今像经过一场大地震,残垣断壁,破败不堪。

  

  时间紧迫,容不得细想。手上起了水泡,顾不了许多。突然,一声断喝:谁在地里?银凤从地里蹭地跃起,挎上笼边跑边招呼我快跑。我心脏突突狂跳,像要从口中蹦出来一样。本能地提上笼,跟着银凤狂奔到苜蓿地边。望着陡峭滑溜,几乎看不见路的山坡,我畏惧了。一阵眩晕,不由停下了脚步,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银凤己成功奔逃至山脚,回头看见我站在坡顶不动,急呼:快下来!快下来!我还是木然地站着。银凤着急了,摔下自己的笼,再次爬上山坡,一把抢过我的笼,转身又一溜烟地滑了下去。惊魂未定的我,似乎有些清醒了,急忙往坡下跑。没跑两步,脚下一出溜,坐在了地上。急中生智,干脆脱下鞋提在手里,坐滑滑梯似的一路滑到了坡底。站起身来,穿上鞋,掸掸屁股上的土,平复了一下紧张的心情。抬眼望去,银凤他们早己在几百米外的地方等着我了。

  

  提上所剩无几的苜蓿,全然也没有了再拔草的心境。悻悻地跟着满载而归的银凤她们回家了。从此以后,无论银凤怎么想方设法地诱惑,大包大揽地许愿,我再没有随她去偷苜蓿。我宁肯提前在山下的地里一人艰难地拔猪草,看着她们悠闲地在我身边玩着牌等偷苜蓿,然后在她们偷到了苜蓿后一起回家,也不愿和她们结伴同去了。因为那太冒险,简直是对生命的一次挑战;也太不仗义,有点损人利己之嫌。但是,我们始终相互坚守着这个秘密,从没让父母知道。

  

  这样结伴打猪草的日子有五、六年的光景。后来,我离开小山村,去县城上高中了。除了放寒暑假,和银凤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时候,父亲和二伯跟村子里的乡亲们一起,好像同时改变了家庭经营的方针策略,很少养猪,而开始养牛了。牛既能帮忙干农活,母牛还能生牛仔,一个牛仔能卖到好几个猪仔的价钱。即使送去屠宰场,也能卖到不少钱。

  

  暑假时,我便赶上家里的几头牛,揣上一本教科书,偶尔也会有一本小说杂志之类的,顺便拿上一个母亲早早洗干净的尿素袋子,去离家四、五里地的“马蹄沟”放牛。“马蹄沟”因形似一只马蹄而得名。其实叫个牛蹄、驴蹄也贴贴得很,只是听起来没那么悦耳而己。

  

  每天早上六、七点钟,下午三、四点钟时分,全村的牛不约而同地从各家各户陆续出门,在村中小道上汇集。大的、小的、黄的、红的、黑的、白的、花的……,一字排开,浩浩荡荡地开扑“马蹄沟”就餐。牛群轻车熟路,根本不需要引领指挥,自有自告奋勇者在前带领,其余紧随其后,朝着目的地缓缓行进。途中偶有嘴馋偷吃庄稼者,嬉戏玩闹践踏农作物者,挑衅闹事打架者……,必会招来几声吆喝几鞭子抽打。

  

  进到沟里,牛群便迅速四散开来,各自抢占有利位置。有的身强力壮的牛,自恃能力强的牛,会爬上陡峭的山崖找好吃的。它们中有时会有掉进深涧摔伤甚至摔死的现象,这便向其他牛昭示不能再冒险,也提醒放牛娃不能只顾玩耍或者看书睡觉,而全凭牛随心所欲地乱跑胡爬,必须适当约束它们的行动。

  

  没几分钟功夫,喧闹的“马蹄沟”便恢复了原来的宁静,牛儿们低头自顾自地吃着,相互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各自的领地范围内绝不允许他人进入,否则就会打架。我们这些放牛娃也各自忙活自己的事。我找了块大石头,铺上尿素袋子,脱掉鞋坐上去,打开书本,能静心读好一会书呢。若累了,便顺势躺在石头上睡会。当然,打个盹还行,若睡熟了,可能会被虫子甚至蛇咬着。

  

  二伯家原本一直由银凤放的三头牛她不再放了,而交给了她的弟弟权儿。据权儿说,银凤快出嫁了,在家做嫁妆哩。其实就是绣床围,绣枕头,绣鞋垫之类的女工。家乡的风俗是:新媳妇进婆家,必须带上纯手工绣的鞋垫,越多越好,越漂亮越好,越精致越好。新婚的第二天,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会相约去新媳妇那儿看“赔方”——鞋垫。了解这个人,接纳这个人是从观摩欣赏她的鞋垫开始的。如果新媳妇的鞋垫既多又好,倘再有几个绣工见长,花型设计新颖独特的门帘、床围、枕套之类的新鲜活儿,那这新媳妇马上会在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中树立一个心灵手巧、勤劳贤惠的第一印象,然后通过这些女人的口迅速传遍全村。那么,这个新成员就会随着她的鞋垫的被认可,被接纳而被这个新环境所认可、接纳。否则则相反。因此,凡待嫁的大姑娘,绣活成为头等大事。有人提前几年就开始准备了,那怕这时候并不知新郎的脚大小、胖瘦。正因为如此,所以,借用他人的成果作弊的不乏其人,目的就是赢得个好彩头。至于日子久了,大家熟识了,是否是自己的真手艺就没人追究了。

  

  银凤的绣工不咋样,甚至连我这个偶尔做做针线的人都不如。可她勤快,虽然活计粗枝大叶,可效率极高。一双鞋垫连绣带扎,不到两天功夫,必能完成。听说她结婚时一共带了五十双各种各样的花鞋垫,全是出自她一人之手。她是想取长补短,以量取胜。的确,这不失为一条出奇制胜的妙计。二婶多病,不足四十岁就去世了,不可能帮她;几位姐姐早己出嫁,顾不上她,她只能靠自己了。我想,她成功了。试想一下,当五十双各色各式的鞋垫铺摆开来,那场景是何等的壮观?!足以震撼所有大姑娘小媳妇的心灵,足以让她们眼花缭乱。这时候,谁还顾得上细辩那鞋垫的做工是否精致?针线是否均匀工整?!

  

  我临近高考的时候,母亲撇下农活,专程来县城给我加油鼓劲。偶尔说起银凤:她婚后生了一个女儿,丈夫常年有病。婚前丈夫家下了狠功夫隐瞒了他的身体健康状况,银凤根本不可能打听到,便糊里糊涂地答应了,高高兴兴地嫁了。婚后丈夫基本上干不了体力活,地里的活计全靠银凤一人打理。婆婆常找她的麻烦,说她没种好庄稼、没管好丈夫、没带好孩子、……听后心中甚是沉重。我正在为自己的人生铺路搭桥,她却己在自己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上走了好一程了。

  

  我大学毕业那年,银凤改嫁了。因为她的前夫死了快两年了,她只得带着女儿又嫁了他人。之后的日子似乎比从前好了些。她的现任丈夫身体健康,勤劳乐观,心中不免为她庆幸祝福。但她的生活依然贫穷清苦。丈夫与前妻有两个孩子,她带来一个,婚后两年又生了一个。养育四个孩子,对于一个原本清贫的农村家庭来说,确实有诸多困难。

  

  有一年暑假,银凤带着与前夫的女儿和与现任丈夫生的小儿子回了趟娘家。这时候的娘家只剩下二伯一人独自撑着,哥哥弟弟们各自分家单过了。一天早上,我见到了银凤。她满眼的惊喜,一张雀斑密布的脸上溢满了笑容。不知道是因为激动欣喜,还是心情舒畅,她气色明显比原来好多了,也胖了些,白了些。头发梳理得整齐有序,两根辫子和谐整齐地搭在肩上,衣服虽然土里土气,可崭新鲜亮。因为好久不见了,更受她感染,我也心潮澎湃,有一股暖暖的东西涌上心头,漫过心际。我们聊了许多,关于孩子的,关于丈夫的,关于生计的,……,甚至聊起了那次偷苜蓿。我被感激、担忧、欣喜的各种情绪轮番冲击着、纠结着,她却始终情绪饱满,乐乐呵呵,一付久经沙场,百毒不浸的模样。可我却始终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嗓子眼,心悬在半空下不来。临别时,我一再叮咛她,若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的,一定要告诉我。她噢噢地答应着,可此后从没传来这方面的任何消息。我知道,她也要强。我也知道,她不想麻烦我。

  

  又过了几年,听说她依然贫困。改革开放的春风似乎没吹得她的家庭发生多大变化。尽管他们夫妻勤劳,可缺少发家致富的智慧,也经不起四个孩子的花费。我很想帮她,却不知从何下手。绞尽脑汁地想,终于,把家里半新不旧的利用率不高的衣服打了两个大包,连同二百元钱,捎回家乡,委托母亲交给银凤。几个月后,传来消息,银凤没怎么推辞地拿走了。至此,心中稍安。尽管帮不了她多少,至少传递着一种信息:有人牵挂着她。被人牵挂的感觉毕竟是幸福的。

  

  后来,父母进城了,我很少回家乡。二伯去世了,银凤也很少回家乡。我俩见面的机会更少了。但我始终关注着关于银凤的消息。

  

  最近与母亲闲聊,从她那儿得知:银凤有孙子了,做奶奶了,生活富裕了。丈夫买了机动三轮车,与大儿子共同经营着。农忙时开着三轮车在家做农活,农闲时父子俩出去揽活挣钱。家里盖了新房,包了果园,有了果库,还有一个小型养猪场。平时银凤和儿媳妇、女儿一起管理。每年有几十头生猪出栏。日子总算红红火火了。

  

  想像着银凤抱着小孙子在猪栏里“视察”玩耍的情景,想像着银凤雀斑脸上的笑容,心中默默祝福祈祷:银凤:我的姐妹,你总算苦尽甘来了!愿你此后幸福快乐,富足健康!永远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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