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来到这个世上，就要穿衣。佛靠金装，人靠衣装，衣服能给人增添美丽。
我是在上初中时，开始注重衣着的，可能是男女之情开始萌动的缘故吧，总想穿漂亮的衣服。那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这个愿望是很难得到满足的。那时，布匹是国家重要的统购统销物资，城镇居民，每人每年只发三尺布票，那仅够做一条裤子。如果一户人家添一床被子，一床被单，一年之中，就无法再添加衣服了。所以，那时我们每到一户人家，总是先看有几张床，几床被子，那表示一户家庭的富裕的程度。有一次，老师带着几个同学到我家家访，第二天一个同学对我说：“你家真不错，有四张床。”我立即涌出一阵自豪感，又问他：“你家有几张床？”他说：“我家不如你家，我家只有五张床。”当时，有一种日本化肥袋子，人们染上颜色，用来做衣服。那种袋子很轻，很薄，像绸子一样，很好看，但也要有关系才能买到。那时，一个工薪阶层每月的工资也就三十元左右，干部高一些，一个家庭总有四、五个小孩，多的有七、八个，就是所说的五男二女，做父母的真不容易，每天七、八张嘴要填饱，哪里还有钱来满足穿衣爱美的需求，一般是“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补补纳纳给老四”。
文革期间，最时髦的衣服是军装，穿在身上，那可真是神气十足，但到哪儿去搞到军装呢？人们就买黄布仿制。那时的黄布有两种，一种是“线卡”，是好的，还有一种是“纱卡”，是差的，买不起这两种卡叽布的，就用白棉布――那时叫白洋布，染成黄色。在我上小学时，学校里大部分学生是空军7301部队的子弟，他们都穿着军装。我那时也有一件军装，还有一顶军帽，是我父亲五十年代初在部队时的军服，都已洗得发白――那时的军装和现在的牛仔服一样，越旧越炫目，旧代表着参加军队历史的悠久。那件军装让我神气了好几年，一直到1971年我到部队当兵。
到了部队，真正穿上了军装，却又想着能穿一些别的衣服。部队发的布鞋，是一种黑胶底、黑布面、圆口的叫做老头鞋的布鞋。我嫌不好看，就让家里给我寄一双白塑料底、黑布面的松紧口鞋来；当时皮鞋很少，这种松紧口布鞋就是最时髦的鞋。一天晚饭后，指导员来到我们排宿舍，交给我一个邮件，我打开一看，是家里给我寄来的鞋。指导员拿过鞋去，正面看看，反面看看，说：“真是一双好鞋，千针万线，都是慈母心呀。”然后和我们谈起鞋子的事，从红军穿草鞋，谈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大娘、大嫂为部队做鞋的事，最后对我说：“写封信告诉家里，现在部队什么都有了，以后不要再寄东西来了――我们在部队当兵，不能让爸爸妈妈在家里耽心啊。”这件事连营部也知道了，可能是营部通讯员张扬出去的，邮件都是由他到镇上邮电所去取。一天晚上，我和班长在山上空压机房站岗，副营长打电话来查岗，问我们姓名，班长就报了我们俩人的名字，副营长说，班长的名字他不知道，我的名字他知道，就是那个家里寄鞋来的人。
部队发的衬衣，是一种白棉布衬衣。我从团部一个化验室里搞来一些硫酸，和在清水里，把衬衣放在里面浸泡，衬衣就变得很白。许多人也跟我学，但很快他们就不这样做了，因为这样会损坏衣服。在我过二十岁生日时，家里给我做了一件白涤确良衬衣寄来，那时刚有涤确良这种布料，很白，比白棉布衬衣漂亮多了。
1972年夏天，我在部队医院住院，有一个上海兵，穿着一件海魂衫，真是神气十足。我很羡慕，上海兵说他可以帮我买到。他老是对我说：“这次最多再有两天，海魂衫肯定寄来。”但直到一个月后我出院时，也没有寄来。以后我又给他去过三封信，他都没有回信。秋天，我又到医院门诊部看病，到病房找他，他还在那里住院。我问他收到我的信没有，他说收到了，但他说因为我们部队是有女兵的，怕我给他写信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对于海魂衫的事，他一个字也没有再提起。1974年的夏天，我到合肥出差时，买到了海魂衫，还有一双绿精纶丝袜子。我们不是水兵，穿海魂衫总不适宜，就在出差期间穿在军装里面，军装上面的领口松开，露出里面的衫子。一次，在合肥大街上，被警察拦住，叫我扣好风纪扣，还给我上了一堂军容风纪课。回到连里以后，我就将海魂衫收了起来。精纶丝袜子我穿在脚上，以为不易被人注意，未料一天坐在门口吃晚饭时，裤腿露得高了一些，被连长看见。连长的眼睛也真是够尖的，连部与我们营房隔着一条路，他坐在门口吃饭，离得那么远，怎么就看见了呢？他将我喊过去，问我：“你穿那样的袜子不热吗？”我知道他这是批评我，但我也只有硬着头皮回答说：“不热，这种袜子比我们发的老线袜凉爽多了。”连长听了，有些恼休成怒，说：“什么凉爽不凉爽的，夏天穿什么袜子，又不是女人。”此时，我们指导员的爱人――一个21岁的美丽的南京女教师，来部队探亲，也在场，听后说：“连长你这话说的，我们老宋也穿着袜子呢。”指导员呵呵笑着对我说：“来来，坐下吃饭――以后不要穿这样的袜子，太显眼。”
1981年，我结婚时，到上海去买衣服。那时结婚，时兴穿全毛华达呢中山装，我们这里很难买到。在上海，我们很早就到中百一店门前去排队，店里有个两师傅维持秩序，用粉笔在排队的人的身上写上号码，每天卖多少件，卖完为止。当时我每月工资36元，这件衣服要两个月工资。几年以后，那件那件衣服穿旧了，我又去上海买了一件。但新买的一件却没有穿多久，因为西装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与西装相比，中山装真就显得老气了。我们单位一个同事的姐姐，在汽车站工作，每天来往于上海和我地之间，我就请他给我到上海买一件当时最名牌的培罗蒙牙签条西装。不久，他拎来一件西装，袋子倒是新的，但衣服只有六成新，我说：“这怎么是旧衣服呢？”他说：“培罗蒙西装就这样，难买。就这件衣服还是托人才买到的。”花两百多元，就买这样的一件旧衣服，我当然不愿意，叫他给我去调，不然就退掉。他说上海不是我们这里小地方，卖出的东西是不调也不退的。我知道是他捣的鬼，他可能已经忘记，就在几天前，我请他姐姐买衣服时，他姐姐说，她丈夫发福了，衣服都穿不上了，正好也要重买一件西装。我猜想这就是他姐夫的那件旧西装。但不便当面揭穿，就将衣服拿回家，第二天又拎来，说我自己到上海调，叫他把发票和店名告诉我。他楞住了，说还是让他姐姐去调吧。过了一天，他把钱给了我，说不好调，衣服退掉了。后来我在本地花了198元买到了一件灰色培罗蒙西装。
1990年，我调到市纪委工作。我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走进机关，却发现我的衣着在这里显得很不协调，机关里是清一色的中山装。回家以后，我就将西装收起，又换上了中山装。但也没过多久，大约是小平南巡以后吧，纪委机关开展了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学习经济理论，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还组织机关干部学跳舞，服装也发生了变化，除几个已到二线的老同志外，已无人再穿中山装。现在机关里的服装，更是五彩缤纷，尤其是那些领导干部，过去是他们最古板，现在是他们最新潮，再冷的天也是不穿棉衣的，要得俏，穿得少，都是西装革履。女干部们也充分显示出女性爱美的天性，如果妇联召开会议，那会场里真是花团锦簇，争奇斗妍。大约在十多年前，人们在电视里看到吴怡副总理穿着绿西装、红裙子，真是仪态万方，我市那些女市长、女局长、女处长，个个争相仿效，但怎么看都觉得别扭。穿衣还是要因人而宜，否则东施效颦，效果适得其反。
年轻的时候，我爱穿，想穿，但没有条件，现在有条件了，却又年龄大了，已不想穿了。我常常梦到我年青时穿着新衣服的情景，那种感觉真是太美好了，梦醒的时候却怎么也产生不出那种感觉。但我现在仍然很注重衣着。当我们年青时，如朝霞、如彩云、如桃花、如清月，不着鲜衣也风流，那是一种青春的美；现在人老珠黄，已是人生的秋天，黄叶飘落，草木衰微，若不再用秋令的鲜花装点一下，就更显着凄凉、落魄。我们要热爱生活，当年，党要求我们，忘我工作，无私奉献，我们放弃了很多很多美好的东西；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创造了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们要继续努力工作，尽心尽职，创造更美的生活，同时也要尽情享受生活，莫把这美好人生虚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