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札记
四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共兴文字狱约二十起；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雍正六年以前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的文字狱，主要是由“朋党”案所牵连的案件，重在巩固雍正皇帝个人的皇权；雍正六年以后为第二阶段，这个时期的文字狱，重在整肃具有反清倾向的思想意识，巩固满清统治。
1、康熙四十七年和康熙五十一年，太子胤礽两次被废，这就像是投下了一个不和的金苹果，立即在皇子中引起激烈的继位之争。最终，四皇子胤禛胜出，承继大统；但十数年继位之争所形成的“朋党”现象却并未因此消亡。在封建社会，危害皇权的因素，除了兵祸、女祸和阉祸三大祸患之外，还有一个“朋党”之祸。所谓朋党，就是官员为争权夺利、排斥异己而结合的政治集团。这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历朝历代都将此作为整肃的对象。宋朝的欧阳修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谓朋党有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君子之党对国家有利，而小人之党对国家有害，为朋党现象辩护。但对于皇帝来说，对国家有利不一定就是对皇帝和皇权有利。雍正对欧阳修的《朋党论》大为不满，专门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说自古朝廷闹朋党，欧阳修难辞其咎，若欧阳修生于本朝，“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年羮尧案是雍正即位以后整肃的第一个朋党案件。
年羮尧，清汉军镶黄旗人，字亮工。康熙进士，康熙四十八年任四川巡抚，五十七年晋四川总督，经理四川防务，支援定西将军噶尔弼进藏，六十年任川陕总督。雍正即位后，以藩邸旧人身份获宠，接管抚远大将军允禵军务，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规划善后十三条，被封一等公。骄纵揽权，屡干涉朝中及地方事务，军中及川陕用人自专，称为“年选”，奴视同僚，督抚跪道迎送。雍正三年，被解除兵权，调任杭州将军，又降闲置章京，相当于现在的调研员，不久以九十二大罪，令其自裁。
年羮尧原为雍正的心腹。雍正即位前，对其倾心笼络，结为外援；即位后，授以军权，用其平乱西北，巩固自己的统治。年羮尧曾有一份答谢皇帝“恩宠”折子，折子里提到雍正赏给他的东西有：“鹿尾、袍褂、茶叶、西洋规矩、东珠、珐琅双眼翎、鸟枪、平安丸、天王补心丹、自鸣表”等贵重物品；雍正还在折子上批道：“实尚未酬尔之‘心劳历忠’四字也！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惟将互相勉，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在这一谢一答之中，可见雍正对年羮尧的笼络，就是刘备对诸葛亮也不过如此。然而，却为何又在年羮尧圣眷正隆之时，突然将他拿掉呢？就像“文革”时发生的林彪事件一样，让人感到突然、震惊。原因是雍正在重用年羮尧的同时，也对他心存猜忌，年羮尧的权势越大，雍正的猜忌就越重。雍正一面拿甜话哄他，一面又在他的身边安插人员监视他，就说明了这一点。可偏偏监视人员发回来的报告，又尽是“忠心事主、勤劳王事”之类颂扬之辞，竟没有年羮尧行动的只言片语。这更加重了雍正的猜忌。他认为，监视人员已被年羮尧收买，而如果年羮尧没有“异心”，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又为何要收买这些监视人员呢？雍正就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反推出年羮尧已生“异心”的结论。于是，在西北战局稳定以后，雍正就立即翻脸，这也反映了年羮尧政治上的不成熟，他被判犯九十二大罪，每一条都是死罪，其实他的错误只有一个，就是功高盖主。
雍正朝第一起文字狱――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就是由年羮尧案所牵连的案中案。汪景祺是一个官宦之子，浙江钱塘人，曾中过举人。雍正二年至陕西，上书年羹尧，极尽阿谀谄媚，说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韩锜、范仲淹与年大将军相比，“不啻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如果不能瞻仰“宇宙之第一伟人”年羹尧，则“此身虚生于人世间”了，由此成为年羹尧大将军府记室。汪景祺并无文才，但为了讨好年羮尧，常写一些为年羮尧歌功颂德的诗文，后刊印成集，名为《西征随笔》，当然首先送了一本给年羮尧，年羮尧大概也没有看。年羹尧获罪之后，从年的家中抄出了这本书，雍正看后，恨得咬牙切齿，批道：“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并要求“目睹之人，勿得泄露”。究竟书中写了些什么，竟让雍正如此震怒呢？据说有“讥讪圣祖”的诗句，诗曰：“天子挥毫不值钱，紫纶新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但这首诗其实是内阁学士查嗣庭所写。据清代《柳南随笔》记载，查嗣庭与太史杜紫纶友好，康熙皇帝曾赐杜紫纶御书一幅，内容为宋朝程颢的《春日偶成》诗，此诗为《千家诗》的第一篇，第一句为“云淡风轻近午天”。查嗣庭诗写好后，也没有给杜紫纶，录在自己日记里，后查嗣庭获罪被抄出。自汪景祺案以后，《西征随笔》作为禁书被封存宫中200年，直到民国年间才于故宫懋勤殿封锢箱中被发现，已成残本，1936年故宫博物院据此铅印，1984年上海书店又影印出版。此书的书名曾让我对此书产生莫大兴趣，但寻访多年未得。我不知书中究竟有什么反动文字，即使真有“讥讪圣祖”之处，汪景祺也不应受那样的极刑。其实，得罪的真正原因，就是对年羮尧的歌功颂德。汪景祺因此被斩，头颅悬于菜市口十年。想想那个年代，真是太恐怖了，通衢闹市之中，悬挂着一颗人头，脑后垂着一条辫子，在烈日风雨中飘荡，而原因仅仅是因为写了几篇诗文。汪景祺的妻子发遣黑龙江，与穷披甲人为奴，其兄弟、子侄俱着革职，发遣宁古塔，五服之内族人中现任、侯选侯补官员，俱一一革职。汪景祺的妻子是巨室之女，家人恐其与穷披甲人为奴时受辱，遣发时“乃设危跳”，故意把上船的踏板搞得很危险，欲让她“清波自尽”，汪景祺妻却不愿死，“盘躃匍匐而过”，观者无不伤感。
年羮尧案所牵连的另一起文字狱，是钱名世赠诗案。钱名世时任翰林院侍讲，江苏武进人，字亮工，与年羮尧同字，康熙三十八年举人，又与年羮尧同年，再加上与戴名世同名，有此三同，我想，雍正大概是不会喜欢他的。雍正二年，年羮尧进京，钱名世赠诗一首，其中两句云““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把年羹尧比为周代的召伯和汉代的卫青、霍去病，谀颂味道十足。又有两句云：“鼎钟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自注道：“公(指年)调兵取藏，宜勒一碑，附于先帝‘平藏碑’之后。”钱名世并非年党，只是一个风派人物，原也是想拍皇帝马屁的意思，不料政治浅薄，反而惹下大祸。年年羮尧案发后，查出钱的赠诗，大学士、九卿等上奏，谓其“称功颂德，备极谄媚”，奏请将钱交刑部议罪。但雍正此次却“出其料理”，“着将钱名世革去职衔，逐回原籍禁锢，御书‘名教罪人’四字，由地方官制成匾额，张挂于钱名世所居之宅。”自古及今，题辞都是褒奖，例如“天下第一清官”、“向雷锋同志学习”等，唯有雍正皇帝这样别出心裁。他并不是第一次搞这样的恶作剧。康熙朝的权臣明珠的儿子揆叙，因曾倡举皇八子允襈为太子，死后被雍正题写墓碑为“不忠不孝揆叙之墓”。他的这种题辞，和汪景祺的悬首示众是一样的，是让人名誉受污。这充分反映了雍正刻毒阴暗的心理特征。雍正还令常州官府每月初一、十五到钱宅查看，监督执行。
可是，那时传媒不发达，这样只能在当地将钱名世搞臭，还必须将他“昭示”全国，于是又下旨：“令在京现任官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记其劣迹，以儆顽邪，并使天下读书人知所儆厉。其所作诗文，一并汇齐，缮写进呈，俟朕览过，给付钱名世。”共有三百八十五个举人、进士出身的在京官员，奉旨每人作诗一首，批判钱名世，汇编成册，书名为《御制钱名世》，发至全国，作为读书人的必读书。诗也有作得好的，如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深获雍正嘉许，被评为卷首之作。但由于是“奉命文学”，绝大多数都写得很鄙陋，有的还因此获罪，例如翰林院侍读陈邦彦、陈邦直兄弟都被革职，另一侍读吴孝登的诗被认为“谬妄”，被遣发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所受惩处比钱名世还重。
2、雍正打击的另一个朋党是隆科多集团。隆科多，满州镶黄旗人，佟桂氏，其父佟国维曾任康熙朝领侍卫内大臣，姑母是康熙的生母孝康皇后，姐姐是雍正的生母孝懿皇后，两代国戚，生世显赫。在康熙晚年皇子继位之争中，佟氏一门都拥戴皇八子允襈，唯有隆科多拥戴皇四子胤禛。雍正得以承继大统，隆科多功劳最大。康熙临终时，他是唯一的传诏大臣；时任京城九门提督，统领两万禁军，康熙驾崩时形势险恶，如果没有他的军事援助，虽然有康熙的传位诏书，雍正也无法顺利继位。雍正继位后，任为总理事务大臣，吏部尚书，袭一等公，晋太保。还特别指示公文中要称他为“隆科多舅舅”。招权纳贿，所用官员有“佟选”之称，为雍正所猜忌。雍正五年以私藏玉牒底本等四十一大罪，被处永远圈禁，次年死于畅春园禁所。
雍正要拿掉隆科多，当然先要寻找罪证，查嗣庭就成了目标。查嗣庭是隆科多保荐的官员，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他的名气很大，当时查氏一门有四个进士，都在朝廷任职，门庭之盛，传为美谈。以查嗣庭为突破口，影响大，效果好。查嗣庭是文人，文人喜欢舞文弄墨，白纸黑字，不愁找不到把柄。然而查嗣庭偏偏是一个对于文字极为谨慎的人。他的书法极好，但轻易不肯示人，更没有诗文集刊行。据说，派去侦伺他的人，从门缝中看见他每晚写完字后，就登梯把写的东西藏到房梁上；所以一时竟无法从文字中寻到他的罪证。
雍正四年，各省举行乡试，查嗣庭被任为江西主考。乡试结束后，雍正调来江西试题，反复推敲。明清时期的八股文考试，题目一般都是经书中的句子，这能有什么问题呢？但雍正还真从中推敲出了问题。有一题是《易经》中的句子，“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还有一题是《诗经》中的句子，“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可是这有什么问题呢，朝臣也大多熟读经书，却怎么也理解不了。雍正示意，将第一题中的“正”和第二题中“止”两字联系起来看，并解释说：汪景祺的《西征随笔》中有一篇“历代年号论”，说“正字有‘一止’之象”，前代如金海陵王年号“正隆”，金哀宗年号“正大”、元顺帝年号“至正”、明武宗年号“正德”、明英宗年号“正统”，凡带“正”字的，都不是吉祥之兆。查嗣庭的试题先用“正”，后用“止”，是说“正”有“一止之象”，这是寓指 “雍正” 年号；而“正”又和“止”联系起来，则其“意旨深远矣” 。
但雍正自己也觉得这些罪证还不够有力，于是又突击搜查了查嗣庭的寓所和行李，搜出两本日记，在日记中发现了更加“严重”的问题。一是大肆讪谤圣祖康熙。例如，说戴名世《南山集》狱是文字之祸；因科场受贿被正法的知县方名案是冤案；赵晋因科场案获罪起因于江南流传的一幅对联：钦赐进士是滥举，多选庶常如蔓草；清书庶常复考汉书过于苛刻；殿试时不能按时完卷被黜革进士是非罪等等。
二是“悖礼不敬”、“讥刺时事”、“幸灾乐祸”。日记中记了许多天气状况和个人琐事，如：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记皇帝逝世，过了几天又记自己“患腹泻，狼狈不堪”；自雍正元年以后，凡朔望朝会或皇帝亲行祭奠之日，查嗣庭往往记当日“大风”、”狂风大作”、“大雨倾盆”、“大冰雹”等；热河发大水，记“官员淹死八百人，其余不计其数，雨中飞蝗蔽天”等等。
雍正四年九月，查嗣庭以“悖逆”大罪被交赴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雍正五年五月，命照大逆律将查嗣庭凌迟处死。但此时查嗣庭已瘐死狱中，照例被戮尸枭示，兄弟子侄年满十六岁者依律缘坐，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处理。
3、在查办查嗣庭案件时，从查嗣庭家中抄出许多与查嗣庭有师生、同年关系的人的往来书信，这又引起雍正的警觉，触动了他的另一块心病――科甲朋党集团。他对大臣们说：“人们常议论禁淫词小说，朕以为师生、同年联络声气，植党徇私，朋比为奸，惑人听闻，其为害世道人心更甚于小说淫词。国家开科取士，原欲得读书明理之人，今天这些人却往来嘱托，彼此营求，以朝廷取士之途，为植党徇私之薮。”为了解决科甲出身官员借师生、同年关系瞻徇结党的问题，雍正表态，甚至废弃科举制度也在所不惜。为此，在查嗣庭案发后，他暂停了浙江会试、乡试两级科考。而在隆科多、查嗣庭案件尚未完全结束之时，他又将打击的目标，对准了以直隶总督李绂为领袖的所谓的科甲朋党集团。
李绂，江西临川人，康熙进士，康熙五十九年官内阁学士，迁左副都御史。后经时任内阁学士的蔡珽推荐，与雍亲王胤禛结识于藩邸。雍正元年，任兵部右侍郎。二年外任广西巡抚，三年晋直隶总督。他是年羮尧的政敌，雍正本想重用他。在升任直隶总督雍正召见他时，他当面向雍正参奏河南巡抚田文镜“贪虐不法，负国殃民”、特别是蹂践读书人，诬害科甲出身的官员。这个田文镜，可不是个一般的人物，在雍正朝，最受皇帝信任的大臣有三个，一是大将军鄂尔泰，一是浙江总督李卫，还有一个就是田文镜。田文镜办事干练敏达，雍正初期在河南施行新政，实施摊丁入亩，推行耗羡归公，整饬河工及漕政，参劾不法属员，约束绅衿，镇压封邱罢考，严行保甲，吏治严厉，被雍正称为“巡抚中第一”。更为重要的，他是非科甲出身的官员，没有师生、同年结党攀附，从一个基层小吏，升至封疆大臣，唯知报答皇帝天高地厚之恩。雍正对李绂的参奏心中不悦。而田文镜又反参李绂，说被他查处而死于狱中的河南信阳知州黄振国等官员，都是李绂的同年进士，李绂结党营私，排挤非科甲出身的官员。田文镜非常精明，知道雍正最恨朋党，因此将这一场对他的参奏，反说成是科甲朋党对他的陷害。这让雍正大为警觉，他又联想到黄振国原是兵部尚书蔡珽的部属，而李绂升任直隶总督正是蔡珽的举荐，这就更加重了他的疑虑。
为了搞清黄振国等案的真相，雍正派了一个调查组到河南。经查，田文镜确实存在着种种欺罔问题。但调查的钦差没有如实向皇帝汇报。在调查组中，有一个刑部的官员叫陈学海，他想把真实情况报告皇帝，却又没有这个勇气，就告诉了他的好友，监察御史谢济世。监察御史本是天子耳目，监察百官是其职责所在，谢济世于是上本参奏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十条罪证。李绂、蔡珽、陈学海、谢济世，所有这些人，都是科甲出身的官员，谢济世所参田文镜罪状又与李绂所参相同，这就让雍正心中的疑虑得到了证实。于是，谢济世被逮下狱，定要审出他背后的主使。然而，谢济世是一个刚正不阿的读书人，百般用刑，拒不交待，亢声呼曰：“确有其人，那就是孔孟！济世自幼读孔孟之书，应当忠谏。见奸不击，非忠也。”谢济世，广西全州人，康熙进士，官翰林院检讨，雍正四年改任浙江道监察御史。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据说他年青时参加乡试，前三名没有他，他就躺在大路上挡钦差大臣的道。钦差问他躺在这里干什么，他说“晒书”，又问：“书在何处？”答：“书在腹中。”钦差大臣甚以为奇。于是谢济世就向钦差大臣告状。结果钦差复查试卷，将他列为榜首。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谢济世的才学和性格。刑部见问不出结果，只好以“谢济世‘显系’听人指使，要结朋党，扰乱是非” 奏请将他立斩。但这让雍正颇感为难，他不想背上皇帝杀谏官的恶名。于是，就自己找梯子下台，召集在京大小官员说，谢济世与李绂所奏完全符合，说明“必有大奸大诈之人暗中指使”，其目的是“令朕有杀言官之名”，他不上这大奸大诈之人的圈套。他的这个说法实在难以让人信服，当时在场的有一个左中允姚三辰，脸上流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雍正就当场革了他的职，说他“词气神色，不以朕为然，必是查嗣庭、汪景祺同类”。谢济世从宽免死，发往新疆大将军鄂尔泰军前效力赎罪。
雍正这一个战役算是失败了，李绂并没有被抓住罪证，而且又造成了舆论对他的不利，这更使他感觉到这个科甲朋党集团势力和威胁的强大。他不能就此罢休。两年后，谢济世又出事了，这又给雍正提供了打击科甲朋党集团的机会。谢济世到新疆军中效力以后，对参奏田文镜之事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皇帝如此听不得不同意见，对国家不是什么好事。他是一个儒学修养很深的君子，对他来说，很容易从儒家经典中找到人君应当虚心纳谏的根据，于是开始注释《大学》、《中庸》。雍正七年，负责监视谢济世的振武将军锡保发觉谢济世的注经“毁谤程朱”，奏报雍正。雍正反复审阅了谢济世的书稿，认为锡保没有抓住要害，谢济世之罪，“毁谤程朱”倒在其次，关键是借注经发泄对皇帝的怨恨，犯的是悖逆大罪。他举出一段书中文字：“拒谏饰非，必致拂人之性，骄泰甚矣”。认为谢济世是借注经责难皇帝。谢济世于是再次下狱。雍正七年十月，雍正宣布，谢济世供认当年参奏田文镜确实出于“李绂、蔡珽之授意”，将李蔡二人交刑部审讯。雍正八年初，命将谢济世判处死刑，于鄂尔泰军前正法。
谢济世是否真的招供参奏田文镜是受李、蔡授意，值得怀疑，《清代文字狱档》中查无实据。李绂被刑部拟斩决，但他很坦然，在狱中每日读书，吃得饱，睡得香；雍正也并不想杀他，只是想借此打掉他的傲骨，最后免了他的死罪，让他去编纂《八旗通志》去了。蔡珽也判了死刑，监侯待决，到乾隆即位后被赦出。而谢济世最终也没有死，行刑之日，他和另一个效力军前的罪犯陆生楠，同被绑赴杀场。当刽子手手起刀落，陆生楠人头落地之时，负责监斩的振武将军锡保突然宣布：奉有密旨，“谢济世免死，交顺承郡王锡保，令当苦差赎罪。”原来这又是雍正搞的一个恶作剧。谢济世在新疆待了九年，乾隆即位后遇赦。
那个和谢济世一起绑赴杀场、被砍掉脑袋的陆生楠，因是广西人，而被雍正怀疑必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发往军前效力。他在军中著《通鉴论》十七篇，其中《人主篇》云：“人愈尊，权愈重，则人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雍正见后大怒曰：“不知狂肆逆恶如陆生楠之流，实天下所不容也。”即被正法。
4.雍正六年，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政治大案，曾静张熙策反案，而由此案又引发出一起吕留良文字狱大案。
雍正六年九月，有一个湖南士子张熙，到西安向手握重兵、镇守西北边关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投书。书的内容大致有四：
（１）宣扬夷夏之防，华夷之别。这是孔子的观点。夏、华，就是华夏民族，指孔子时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夷，就是夷狄，指生活在华夏地区以外的少数民族。此观点认为，只有华夏民族才是中国的主人，而少数民族都是异类，是非正统的，甚至将其比作禽兽，从而否定满清统治的合法性。
（２）列举了雍正“失德”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用皇帝这些“秽行”，进一步证明夷狄是禽兽，否定雍正当皇帝的合法性。
（３）说雍正即位以来， “寒暑易序，五谷少成”，久涝久旱，荆、襄、岳、常等郡，连年洪水滔天，吴、楚、蜀、粤，旱涝时闻，“山崩川竭，地暗天昏”，积尸载路，老百姓已经无法生活下去，“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在我一呼可定”，阐明反清时机已经成熟。
（４）说岳钟琪是岳飞后人，岳飞是抗金英雄，而金又是清的祖先，岳钟琪“今握重兵据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 岳钟琪阅书大惊，但书中内容又使他不敢冒昧呈览；而雍正初闻却颇为从容说：“犬吠兽啼之声，有何可介意，送来闲览之。”但当他看信以后，却不能不惊呼：“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经岳钟琪威逼诱骗，张熙供出他是受老师曾静的指使。曾静是湖南郴州一个乡村的读书人，年轻时中过秀才，后科场屡试不中，中年以授徒为生。他非常崇拜浙江已故学者吕留良的文章，受其“华夏之辨”学说的影响，又误听皇帝失德等种种传言，遂有策反之举。对于这类大逆之案，照例是要凌迟处死、灭绝九族的，但雍正此次却又来了个“出其料理”，亲自写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大义觉迷录》，摆事实，讲道理，逐条批驳策反书中所列罪状，宣扬他即位以来的政绩。将《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做到家喻户晓，组织天下读书人学习、讨论、表态。同时赦免了曾静，让他到各地宣讲，作现身说法，并且告诫后世子孙，永不得加害曾静。
此案至此，似乎已经结束，但皇帝的思虑，总要比常人深远，雍正又想到了另外两个问题。其一、曾静只是一个穷乡僻壤的书生，山高路远，他是怎么知道宫中那些事情的呢？其二、曾静的策反行为，其根源是受吕留良那些反动书籍的影响，这些书籍不除将祸患无穷。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深疑是“八爷党”所为。雍正四年，以皇八子允襈为首的“八爷党”集团被粉碎，皇八子允襈和皇九子允禟被囚禁，不久死去，集团中其他成员，许多被发配到西南、东北等边地。经查，雍正五年，有人在湖南衡州通往广西的路上，见到4个穿马褂、说官话的旗人，而允禩集团有7名成员，正是在雍正五年被发往广西的。他们“沿途称冤，逢人讪谤”；后又查出原先发配东北的允禩集团成员，也“肆行诬捏，到处传播流言，欲以摇惑人心，泄其私忿”。于是，雍正正好将他们散布流言与曾静策反案联系在一起，定为谋反，允禩集团再一次遭到毁灭性打击。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吕留良问题，雍正则将其作为重点，制造了一起重大的文字狱案。吕留良，明末清初崇德（今浙江桐乡）人，号晚村。明亡以后，散家资结客，往来山湖间，图谋复兴。仇人以此告发，侄代受过，判死刑，后易名隐居从医。清顺治十年，曾出试中秀才，尔后摈弃功名，于康熙五年归隐故里耕读，以“天盖楼”为名刻选时文，著述授徒，声名大噪，被尊为“东海夫子”。康熙十七年举博学鸿词科，誓死拒荐，后因避征召剪发为僧。康熙十八年，开博学鸿词科，浙省大吏推荐，誓死不从。次年，又欲以隐逸荐举，他吐血满地，剪发为僧。康熙二十二年病死，终年五十五岁。其后人将其诗文汇编，为《吕晚村诗集》、《吕晚村先生文集》等。雍正六年十月，雍正下旨浙江总督李卫， 迅速严“查匪类，正犯勿使漏网”。但其时吕留良已去世45年，其子吕葆中、学生严鸿逵等也已故世，便逮捕两家子孙。吕留良书籍全部封存进呈。雍正亲自审阅吕留良著作，归纳为四个方面罪证：
一是宣扬“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悖论。认为当皇帝的必须是汉人，如果不是汉人，即使当了皇帝也不予承认。
二是留恋故明王朝。如对明朝直书年号，或曰本朝、先朝，称明故都南京为旧京或京师；对清朝则“皆任批名”，或称“清”、“北”、“燕”、“彼中”等。
三是攻击太平盛世。在日记中不厌其详地记述奇灾异闻。如“京城忽起怪风三日，风色大红，着人面皆红”、“某日天空出现三个太阳，另外两个太阳一个色白，不动，一个色红，动甚”、“石门镇堰桥水，忽立起两丈多高，船上有芦席飞到桥上后又飞回船”。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也学吕留良在日记中记载各种异灾、传闻，如：“燕地有一仆妇发疯病，一夜梦见三个贵人坐在堂上，忽报朱三太子到，急忙下阶迎接，见一人浑身血痕，怒向三人索要黑水三道；三人初不允，后答应某日发水。几天以后，果然热河发大水，淹死满州人两万余。发水之日正是疯妇所梦之日。”
四是中伤圣祖康熙。例如说吕留良在《日记》中记：康熙非常吝啬，宫中有一画师顾云珵，不许其为宫外王公大臣画像。一日画师入觐，穿一身旧衣，康熙说他这是哭穷，就将他荐给一个王子，王子送元宝二百两及绸缎，被康熙收下，只给顾云珵二十四两。
但雍正没有销毁吕留良的这些诗文书籍，而是留作黑材料供批判之用；他的《大义觉迷录》的第四卷，就是批判吕留良学说的专著。已故之吕留良、吕葆中、严鸿逵俱戮尸枭示，另一子吕毅中、严鸿逵之学生沈在宽斩立决，吕、严两家之孙辈，人数众多，从宽发配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私藏逆书之黄补庵已死，其妻妾子女给功臣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二千里；“刊刻逆书”之车鼎丰、车鼎贲、“往来契厚”之孙用克、“阴相援结”之周敬舆等，俱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吕留良的学生房明畴、金子尚等著偕妻流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等十一人各杖责一百；被牵连的还有吕留良的同乡、广州府理瑶同知，因曾供奉吕留良牌位，被革职严审，后死于狱中。
5、凭心而论，雍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他有着极强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精明，勤勉，在位十三年，朱批、上谕达两千多万字，相当于莫言所有作品文字量的4倍，为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可算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但他性情阴鸷、刻薄，薄情寡恩，施行严酷统治，不知体恤士民。因此，他不像他的父亲康熙和儿子乾隆，留下许多风流韵事的美谈，而是种种毁骂和不良的传闻。他的继位和死因，就广受质疑，和顺治的出家、乾隆的出生，被认为是前清四大疑案。关于他的继位，有种种说法。长篇小说《曹雪芹》中是这样描写的：康熙弥留之际，躺在病榻上，叫“传十四阿哥胤祯进见”，身边唯一的传诏大臣隆科多答应一声后，叫道：“圣上有旨，传四阿哥胤禛进见。”康熙愤怒地拿起一把玉如意砸向隆科多，玉如意坠地跌碎，康熙也噎下了最后一口气。隆科多见状，到外间高声嚷道：“皇帝已殡天。传旨：‘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仰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有过一部《雍正皇帝》的电视剧，说雍亲王胤禛勾结隆科多，将正大光明殿扁额后面的康熙传位诏书“传位十四阿哥胤祯”改为“传位于四阿哥胤禛”。据说这部电视剧播出后，引发了满族人的抗议，以后未重播。还有说康熙是喝了雍正进的一碗参汤后噎气的，雍正就当上了皇帝等等。关于他的死因，有说是为刺客而杀。多年前曾看过一本书，说他荒淫无度，夜夜选民间女子过夜，吕留良的孙女就伺机进宫将他刺死，并将他的头颅割去，他陵墓里的尸身上，装的是木头脑袋。其实，这些说法都是子虚乌有、以讹传讹，不足为凭。即如他的继位，康熙皇帝是何等睿智之人，怎么可能在处置皇位继承这样一个关乎帝国大业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如此儿戏呢？自康熙五十二年太子二度被废以后，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置这个问题，怎么可能留到还剩最后一口气，而且不对着众皇子、后妃和大臣而仅对隆科多一人说呢？要知道当时有多少双眼睛盯着这个位子，监督是相当严密的。还有，将“十”改为“于”、“祯”改“禛”，难道就看不出来？古汉语中“于”写作“於”，而康熙诏书上缺少这个介词“于”，于语法上也不通顺。至于他的真实死因是脑溢血，或丹药中毒。但无论怎样，这些传言，反映出的是一种民意，一种人心。这些传言一直流传至今，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二月河的小说《雍正大帝》和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才将他彻底地翻了过来。二月河的小说及其同名电视剧，将雍正皇帝又塑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形象，他口口声声说为了天下“苍生百姓”，他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日夜操劳，鞠躬尽瘁，却是赢得身后骂名滚滚来。记得当年著名杂文作家何满子看了以后，写了一篇《难道我们还要为雍正隐恶扬善吗？》的文章。我非常赞同何满子的观点，一个残暴专制、嗜杀成性的封建头子，怎么能将他美化成一个代表人民利益，一心为公，日夜辛劳的圣贤呢？中国的皇帝中，没有这样的圣贤，无论是谁，只要他掌握了至高无上而又不受监督的权力，他就不可能从本质上代表人民的利益。这样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流弊是很大的，有多少人去年看史书，人们大多是从影视作品中接受历史知识。我们现在一而在、再而三地制作、播放这类东西，难道我们现在还要强化、美化封建专制主义吗？难道我们还想驯化、奴化人民吗？当然，在《雍正大帝》中，有些历史事件是真实的，但历史事件的真实，并不代表历史的真实，同样一件事，可以写成好事，具有人民性，也可以写成坏事，具有反人民性。例如，雍正迫害兄弟事件，将八爷改名为阿其那、九爷改名为塞思黑，即满语猪和狗，这本来就是一个争夺全位、政治斗争的事件，这在封建社会是寻常之事，原本就没有谁是谁非的问题，如果八爷、九爷上台，也会这样对待别人的。但《雍正大帝》却将这个事件写成八王为了一已私利，一再和朝廷为敌，做尽坏事，直至发展到逼宫；而雍正则对他们委以重任，仁至义尽，最后忍无可忍，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宁可背负杀害兄弟的恶名，不得已而将他们杀掉。改名一事尤其设计得巧妙，雍正是在愤怒控诉八爷党“滔天罪行”的时候顺带说：“他们这样做，是丧心病狂，令人发指。我没有这样的兄弟，他们简直不是人，是阿其那，是塞思黑。”就像人们骂人时所说“你不是人，是畜生，猪狗都不如”一样，其原意并没有真的将人当成畜生。但雍正给兄弟改名的真意，鲁迅先生认为，杀害兄弟是要背千古骂名的，而如果将其更名为猪狗，他所杀的就是猪狗而不是他的兄弟了。这符合雍正的性格，就像一个心眼龌龊的小孩，专干这样自欺欺人的事情。再如强化税收，这也是雍正朝的一大特色，雍正死后给乾隆留下一个非常充实的国库。但强化税收，可以说成是为了富国强兵，是政绩，也可以说成是横征暴敛，是苛政。雍正为了制止他的故事在民间传播，施行了严酷的文化、思想统制，乾隆为了进一步制止这些故事的传播，施行了更加严酷而又严密的文化、思想统制，但这些故事还是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可见，人民的口是封不住的。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