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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因此吃饭历来是大问题。民以食为天,饥寒起盗心,古代农民起义,十有七八是因为遇上灾荒没有饭吃。所以明智的统治者总是把人民吃饭当作重要问题。那时衡量国家经济水平的主要指标:一是人口,人口是主要的生产力,有了人口就可以发展生产,国家也可以多征税;二是粮食,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因此国家建了许多粮仓,以备战争与荒年之用。而战场取胜、断敌粮道或推翻政权、制造粮荒,也是一种常用而有效的手段。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和白俄制造粮荒,成为危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首要问题,于是列宁签署命令:凡抓住粮食投机商一律就地枪毙。又将武装工人派到农村,强征地主、富农的粮食。新中国刚建立时,上海的粮商屯积居奇,哄抬粮价,人民大恐慌。于是从东北等解放区大批调集粮食到上海,上海的粮商就大批吃进,待其无力吃进时,突然降低粮价,稳定了新生政权。

  在新中国的前30年,吃饭一直是个主要问题。建国初期有5亿人民,每天要吃15亿顿饭,要多少粮食中国虽是一个农业大国,却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还是几千年前牛拉犁的生产方式,靠天吃饭的生产收成。因此,国内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百万解放军就解甲归田,屯田垦荒。1949年10月,王震率第1兵团10万大军进军新疆,屯垦戍边,这位当年率359旅在南泥湾开荒的“模范”再次有了“用武之地”。那个部队的官兵再也未能回故乡,部队于1956年改建为“新疆农业生产建设兵团”。

  1954年,王震又亲率铁道兵7个师两万官兵来到北大荒,建起12个农场。1958年 1月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全军转业10官兵去开发北大荒。为此全军进行了总动员,人人申请、表决心。解放军三总部复转官兵首批奔赴北大荒,中南海文工队只有一个名额,但报名者太多,最后批准了20多人,毛泽东专门在春藕斋举办了“告别舞会”,与每个去北大荒的姑娘跳舞,并赠予亲笔签名的照片。共有10万转业、退伍官兵胸带光荣花赴北大荒,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等领导到车站送行,郭沫若诗兴大发,在《人民日报》发表《向地球开战》诗篇为他们壮行。我的父母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野战军第102师,渡江战役后进入上海,准备改编为上海公安部队,后来又被改为“农四师”,调往苏北射阳县六垛以东的黄海边垦荒,1955年,全师两万官兵解甲,在那里建立了国营淮海农场。到了六十年代,全国又建立了12个省、军级农业生产建设兵团,此外各地还有许多劳改农场、知青农场、“五。七干校”,各个部队也都有农场,生产部队所需的粮食、副食。

  1953年10月,国家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定量供应政策。当时城镇人口成人每月28斤,这在现在是不算少了,但那时人们肚里没有油水,根本不够吃;小孩肚子更大。凡是计划供应的紧俏物资,就都会有投机倒把,于是只好到“黑市”去买“议价粮”,但“议价粮”价格高于“计划粮”1倍甚至数倍,那时人们工资普遍很低,也买不起。或者买杂粮如山芋干、大麦糁子等,但杂粮也是要凭粮券的,一斤粮券可以买一斤半左右杂粮。春节期间每人供应一斤“精面”,也要凭粮券。电视剧《白鹿原》中有一个老头舌头伸得老长反复舔碗的镜头,我们那时人们也是这样,一粒米掉地上也要捡起来吃掉,倒不是害怕被雷击,实在是粮食太珍贵了。中国人见面打招呼:“吃过了吗?”也是由于吃饭困难。

  我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却未尝过饥饿的滋味。1955年我出生那年,国家废除“供给制”实行干部“工资制”,我父亲为行政17级,每月工资90.1元,母亲行政23级,每月工资45元,当时在我们这个小城市也算是高工资了,家里人口又少,都不知道钱该怎么用。到了六十年代初,多了几个弟弟妹妹,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民币贬值,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但总还能吃饱肚子。七十年代初,我到部队当兵,自古当兵吃粮,任何时候,除失去根据地如长征时期,部队总是能吃饱肚子的。当时陆军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0.45元,已大大超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我们是“涉核”特种兵部队,每人每天0.85元,和空军差不多。新兵到部队不久,就都养得又粗又壮;来自淮北地区的兵,从未吃过大米、白面,吃多了还拉肚子。有一次我值日,整理床铺时,发现一个兵的枕头底下藏着十几个馒头,被我送到伙房去了。此人是我的老乡,非常能吃,也非常能干,当兵前是插队知青,在农村插队时,别的知青都吃不饱,他的小日子却过得很滋润,挣的工分多,又在屋前屋后种上黄豆换油,用豆油拌大米饭吃。一个如皋兵的父亲来探亲,一顿吃了13个肉包子,如皋兵告诉了别人,从此他落了个“十三个包子”的外号。一次,我将掉到地上的一小块馒头扔到伙房的泔水缸里,立即被人报告到连部,连部召开军人大会批评我,说我是“城市少爷兵”。我不服,顶撞起来,会后班里又召开班务会,集中火力批评我。班长在我刚到部队时就在一次班务会上说我:“城市兵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不是乡下人。”他来自宿迁的一个镇上,所以有此一说。以后一直为此和我过不去,这次“城市少爷兵”的说法又刺激了他。后来团政治处一个在我们连体验生活的文化干事为我讲了话,他在一次全连大会上批评那个班长说:“人家是讲究卫生,还应该受到表扬。”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新中国粮食最困难的时期。现在常说那时饿死几十万人,有说几百万、几千万人,但我们那时倒没有听说有人饿死。现在也有回忆文章,说那时吃不饱饭就吃“瓜菜”,但其实那时“瓜菜”也是吃不饱的,一担胡萝卜卖到18元,而当时一个城镇工人每月工资也就二十几元,要养活一家六、七口老小。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共度饥荒。中央要求每个干部减少粮食计划,刘少奇自报减少的计划最多,其实相对少奇家的生活最困难,王光美工资不高,孩子又多。一次烧了一只鸡,刘少奇吃了半只,剩下半只放在碗橱里。晚上鸡不见了,王光美问保姆,保姆说被她吃了,她当作是吃剩下的没人吃。王光美说:“这是留给少奇夜里工作时吃的,她和孩子们都一点没吃。”周恩来家庭生活最好,他和邓颖超工资都高,又没有子女。毛泽东家庭经济也好,他还有稿费收入。但他们有钱不能花。毛泽东几个月不吃肉,有时一顿只吃一盘马齿菜,身体都出现浮肿。有一天周末,李讷回家吃饭,狼吞虎咽将自己碗里的饭吃光,毛泽东和江青就将自己的饭也给了她,吃完后还不饱,又要来开水将碗、盘洗洗都喝了下去。李银桥对毛泽东说:“就让李讷每天回家吃饭吧。”被毛泽东断然拒绝说:“她不能搞特殊化!”

  到了1962年以后,国家经济开始好转,但我们又承担起了支援别的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从1960年开始,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三大”、保加利亚共产党“八大”、匈牙利共产党“八大”、捷克斯洛法克共产党“十二大”、东德共产党“六大”五次会议上,都出现了各国共产党跟着苏共围攻中共的场面。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三大”期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如果情况确实如中国同志说的那样的话,中国同志的立场就是对的。于是阿尔巴尼亚又受到了围攻。以后,中国就在自己经济还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开始援助阿尔巴尼亚,其中也包括援助粮食。1962年,阿劳动党总书记霍查的女婿来中国要小麦,外贸部长李强说:“我们手头没有小麦,没法发货。”他就去找刘少奇。刘少奇说:“我来解决这件事。”当时大西洋上有几艘装着进口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往国内航行,刘少奇就命令轮船改变航向,直接驶向阿尔巴尼亚。霍查的女婿后来说:“在中国的慷慨援助下,我们度过了缺粮危机。”而此时却正是中国老百姓饿着肚子的时候。我们还大量援助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毛泽东说:“是非洲兄弟将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我们援助越南的大米,后来被越南用来当沙包,和我们打仗。

  有人评价毛泽东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又有人说他是小农经济意识,只注重农业。可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发展农业、不让人民吃饱肚子,一切现代化都实现不了。那时限制种花生、大豆等油料作物,限制种果树,限制林、牧、副、渔发展,有土地都用来种粮食;填海、填河、毁林、垦荒,以致于破坏环境。这也都是为了多生产粮食。毛泽东治国抓住三个纲: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到六十年代后期准备与苏联打仗时又提出“深挖洞、广集粮、不称霸”。他总是抓住粮食不放,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中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了40年,至1992年取消。但在1979年进行农村改革以后,中国粮食就逐渐充足起来。吃饭其实不单纯是粮食问题,而是国家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折射。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公款吃喝风,绵延30年才被禁绝,这固然反映出治党不严的问题,但其根源却是经济状况好转,有钱吃了。改革开放之前,工作人员出差、领导到基层检查工作,接待单位是不招待吃饭的,因为没有地方开支费用。干部晚上开会也吃夜餐,群众称之为“吃大粪”,夜餐的费用只能在单位厕所卖大粪的钱中开支。过去人们只求吃饱,后来要求吃好,讲究营养,再后来要求吃少,吃出健康。过去大米、白面是最好的饭,现在五谷杂粮成了好东西,有一个家长教育小孩,说他当年怎样贫穷,每天都吃红薯,小孩听后说:“你们真幸福啊!天天吃这样好吃的东西。”小说《林海雪原》中,威虎山大年三十晚上吃在鸡宴,那些土匪从早晨起就不吃早饭排空肚子,我们那时许多人也是这样,一年之中吃不了几次酒宴,参加宴席总要将小孩带上,小孩就在桌下钻来钻去,把头伸出来要吃。现在参加酒宴已成为负担,生活水平好了,过年过节、婚丧嫁娶、过生日、住新房、升学总要大操大办。我有一个同事,妻子家姐妹7人,再加一个小舅老爷共8人,每年过年从年三十至初七,每家一天,深以为累。过去是瘦子多,想胖,现在是大肚皮多,要减肥。过去生的多是穷病,营养不良,贫血,现在生的多是富病,10人中就有一个糖尿病,糖尿病从娃娃得起。

  中国的“粮荒”,终在我们这一代被送别。这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是“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的丰功伟绩,他使大跃进时期的“高指标”成为现实;也是世代中国人民辛勤汗水的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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