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因此吃饭历来是大问题。民以食为天，饥寒起盗心，古代农民起义，十有七八是因为遇上灾荒没有饭吃。所以明智的统治者总是把人民吃饭当作重要问题。那时衡量国家经济水平的主要指标：一是人口，人口是主要的生产力，有了人口就可以发展生产，国家也可以多征税；二是粮食，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因此国家建了许多粮仓，以备战争与荒年之用。而战场取胜、断敌粮道或推翻政权、制造粮荒，也是一种常用而有效的手段。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和白俄制造粮荒，成为危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首要问题，于是列宁签署命令：凡抓住粮食投机商一律就地枪毙。又将武装工人派到农村，强征地主、富农的粮食。新中国刚建立时，上海的粮商屯积居奇，哄抬粮价，人民大恐慌。于是从东北等解放区大批调集粮食到上海，上海的粮商就大批吃进，待其无力吃进时，突然降低粮价，稳定了新生政权。
在新中国的前30年，吃饭一直是个主要问题。建国初期有5亿人民，每天要吃15亿顿饭，要多少粮食。中国虽是一个农业大国，却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还是几千年前牛拉犁的生产方式，靠天吃饭的生产收成。因此，国内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百万解放军就解甲归田，屯田垦荒。1949年10月，王震率第1兵团10万大军进军新疆，屯垦戍边，这位当年率359旅在南泥湾开荒的“模范”再次有了“用武之地”。那个部队的官兵再也未能回故乡，部队于1956年改建为“新疆农业生产建设兵团”。
1954年，王震又亲率铁道兵7个师两万官兵来到北大荒，建起12个农场。1958年 1月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全军转业10官兵去开发北大荒。为此全军进行了总动员，人人申请、表决心。解放军三总部复转官兵首批奔赴北大荒，中南海文工队只有一个名额，但报名者太多，最后批准了20多人，毛泽东专门在春藕斋举办了“告别舞会”，与每个去北大荒的姑娘跳舞，并赠予亲笔签名的照片。共有10万转业、退伍官兵胸带光荣花赴北大荒，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等领导到车站送行，郭沫若诗兴大发，在《人民日报》发表《向地球开战》诗篇为他们壮行。我的父母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野战军第102师，渡江战役后进入上海，准备改编为上海公安部队，后来又被改为“农四师”，调往苏北射阳县六垛以东的黄海边垦荒，1955年，全师两万官兵解甲，在那里建立了国营淮海农场。到了六十年代，全国又建立了12个省、军级农业生产建设兵团，此外各地还有许多劳改农场、知青农场、“五。七干校”，各个部队也都有农场，生产部队所需的粮食、副食。
1953年10月，国家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定量供应政策。当时城镇人口成人每月28斤，这在现在是不算少了，但那时人们肚里没有油水，根本不够吃；小孩肚子更大。凡是计划供应的紧俏物资，就都会有投机倒把，于是只好到“黑市”去买“议价粮”，但“议价粮”价格高于“计划粮”1倍甚至数倍，那时人们工资普遍很低，也买不起。或者买杂粮如山芋干、大麦糁子等，但杂粮也是要凭粮券的，一斤粮券可以买一斤半左右杂粮。春节期间每人供应一斤“精面”，也要凭粮券。电视剧《白鹿原》中有一个老头舌头伸得老长反复舔碗的镜头，我们那时人们也是这样，一粒米掉地上也要捡起来吃掉，倒不是害怕被雷击，实在是粮食太珍贵了。中国人见面打招呼：“吃过了吗？”也是由于吃饭困难。
我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却未尝过饥饿的滋味。1955年我出生那年，国家废除“供给制”实行干部“工资制”，我父亲为行政17级，每月工资90.1元，母亲行政23级，每月工资45元，当时在我们这个小城市也算是高工资了，家里人口又少，都不知道钱该怎么用。到了六十年代初，多了几个弟弟妹妹，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民币贬值，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但总还能吃饱肚子。七十年代初，我到部队当兵，自古当兵吃粮，任何时候，除失去根据地如长征时期，部队总是能吃饱肚子的。当时陆军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0.45元，已大大超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我们是“涉核”特种兵部队，每人每天0.85元，和空军差不多。新兵到部队不久，就都养得又粗又壮；来自淮北地区的兵，从未吃过大米、白面，吃多了还拉肚子。有一次我值日，整理床铺时，发现一个兵的枕头底下藏着十几个馒头，被我送到伙房去了。此人是我的老乡，非常能吃，也非常能干，当兵前是插队知青，在农村插队时，别的知青都吃不饱，他的小日子却过得很滋润，挣的工分多，又在屋前屋后种上黄豆换油，用豆油拌大米饭吃。一个如皋兵的父亲来探亲，一顿吃了13个肉包子，如皋兵告诉了别人，从此他落了个“十三个包子”的外号。一次，我将掉到地上的一小块馒头扔到伙房的泔水缸里，立即被人报告到连部，连部召开军人大会批评我，说我是“城市少爷兵”。我不服，顶撞起来，会后班里又召开班务会，集中火力批评我。班长在我刚到部队时就在一次班务会上说我：“城市兵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不是乡下人。”他来自宿迁的一个镇上，所以有此一说。以后一直为此和我过不去，这次“城市少爷兵”的说法又刺激了他。后来团政治处一个在我们连体验生活的文化干事为我讲了话，他在一次全连大会上批评那个班长说：“人家是讲究卫生，还应该受到表扬。”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新中国粮食最困难的时期。现在常说那时饿死几十万人，有说几百万、几千万人，但我们那时倒没有听说有人饿死。现在也有回忆文章，说那时吃不饱饭就吃“瓜菜”，但其实那时“瓜菜”也是吃不饱的，一担胡萝卜卖到18元，而当时一个城镇工人每月工资也就二十几元，要养活一家六、七口老小。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共度饥荒。中央要求每个干部减少粮食计划，刘少奇自报减少的计划最多，其实相对少奇家的生活最困难，王光美工资不高，孩子又多。一次烧了一只鸡，刘少奇吃了半只，剩下半只放在碗橱里。晚上鸡不见了，王光美问保姆，保姆说被她吃了，她当作是吃剩下的没人吃。王光美说：“这是留给少奇夜里工作时吃的，她和孩子们都一点没吃。”周恩来家庭生活最好，他和邓颖超工资都高，又没有子女。毛泽东家庭经济也好，他还有稿费收入。但他们有钱不能花。毛泽东几个月不吃肉，有时一顿只吃一盘马齿菜，身体都出现浮肿。有一天周末，李讷回家吃饭，狼吞虎咽将自己碗里的饭吃光，毛泽东和江青就将自己的饭也给了她，吃完后还不饱，又要来开水将碗、盘洗洗都喝了下去。李银桥对毛泽东说：“就让李讷每天回家吃饭吧。”被毛泽东断然拒绝说：“她不能搞特殊化！”
到了1962年以后，国家经济开始好转，但我们又承担起了支援别的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从1960年开始，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三大”、保加利亚共产党“八大”、匈牙利共产党“八大”、捷克斯洛法克共产党“十二大”、东德共产党“六大”五次会议上，都出现了各国共产党跟着苏共围攻中共的场面。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三大”期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如果情况确实如中国同志说的那样的话，中国同志的立场就是对的。于是阿尔巴尼亚又受到了围攻。以后，中国就在自己经济还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开始援助阿尔巴尼亚，其中也包括援助粮食。1962年，阿劳动党总书记霍查的女婿来中国要小麦，外贸部长李强说：“我们手头没有小麦，没法发货。”他就去找刘少奇。刘少奇说：“我来解决这件事。”当时大西洋上有几艘装着进口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往国内航行，刘少奇就命令轮船改变航向，直接驶向阿尔巴尼亚。霍查的女婿后来说：“在中国的慷慨援助下，我们度过了缺粮危机。”而此时却正是中国老百姓饿着肚子的时候。我们还大量援助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毛泽东说：“是非洲兄弟将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我们援助越南的大米，后来被越南用来当沙包，和我们打仗。
有人评价毛泽东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又有人说他是小农经济意识，只注重农业。可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发展农业、不让人民吃饱肚子，一切现代化都实现不了。那时限制种花生、大豆等油料作物，限制种果树，限制林、牧、副、渔发展，有土地都用来种粮食；填海、填河、毁林、垦荒，以致于破坏环境。这也都是为了多生产粮食。毛泽东治国抓住三个纲：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到六十年代后期准备与苏联打仗时又提出“深挖洞、广集粮、不称霸”。他总是抓住粮食不放，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中国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了40年，至1992年取消。但在1979年进行农村改革以后，中国的粮食就逐渐充足起来。吃饭其实不单纯是粮食问题，而是国家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折射。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公款吃喝风，绵延30年才被禁绝，这固然反映出治党不严的问题，但其根源却是经济状况好转，有钱吃了。改革开放之前，工作人员出差、领导到基层检查工作，接待单位是不招待吃饭的，因为没有地方开支费用。干部晚上开会也吃夜餐，群众称之为“吃大粪”，夜餐的费用只能在单位厕所卖大粪的钱中开支。过去人们只求吃饱，后来要求吃好，讲究营养，再后来要求吃少，吃出健康。过去大米、白面是最好的饭，现在五谷杂粮成了好东西，有一个家长教育小孩，说他当年怎样贫穷，每天都吃红薯，小孩听后说：“你们真幸福啊！天天吃这样好吃的东西。”小说《林海雪原》中，威虎山大年三十晚上吃在鸡宴，那些土匪从早晨起就不吃早饭排空肚子，我们那时许多人也是这样，一年之中吃不了几次酒宴，参加宴席总要将小孩带上，小孩就在桌下钻来钻去，把头伸出来要吃。现在参加酒宴已成为负担，生活水平好了，过年过节、婚丧嫁娶、过生日、住新房、升学总要大操大办。我有一个同事，妻子家姐妹7人，再加一个小舅老爷共8人，每年过年从年三十至初七，每家一天，深以为累。过去是瘦子多，想胖，现在是大肚皮多，要减肥。过去生的多是穷病，营养不良，贫血，现在生的多是富病，10人中就有一个糖尿病，糖尿病从娃娃得起。
中国的“粮荒”，终在我们这一代被送别。这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是“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的丰功伟绩，他使大跃进时期的“高指标”成为现实；也是世代中国人民辛勤汗水的浇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