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打心理战
8日，井系旗派的重要据点六一厂被联总派占领，井系旗派的对外交通完全被卡断，紫贝岭成了孤岛。9日，联总派武斗队继续围攻紫贝岭的外围阵地，井系旗派战士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县城上空整天枪声不绝。在激战中，我县委红旗战士吴冠南英勇负伤。当天晚上，联总派武装人员还在医院里抓捕了正在坚持工作的我县医院红旗战士林道金。
到了12月中旬，紫贝岭的形势越来越严酷了。一方面，联总派调兵遣将，继续对紫贝岭施加压力，不分昼夜地向紫贝岭井系旗派各个阵地开枪射击，封锁紫贝岭对外的一切通道，企图困死井系旗派。另一方面，联总派在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加强舆论宣传，对井系旗派进行心理攻势，他们充分利用广播、传单和大字标语等工具进行宣传，妄图从内部动摇井系旗派的人心，瓦解井系旗派的斗志。
为了破坏联总派的舆论宣传，稳定人心，提高井系旗派战士的战斗意志，指挥部决定捣毁联总派设置在几个高楼上的高音喇叭，使它失掉作用，指挥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打喇叭战斗小组，并配备了几支步枪。我有时也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
一天清早，天色阴沉，太阳躲在厚厚的云雾里不肯出来，县城在灰色的天幕下，格外寂穆，毫无生气。这时，联总派的广播喇叭依时播音。在静谧的文城上空，广播员的声音分外响亮。广播的内容老掉了牙，天天如此，不外是什么通牒、通告之类，但对守卫在紫贝岭上的井系旗派却感到震惊和恐惧，越来越难以忍受。打喇叭战斗小组决定行动，首先把联总派设在紫贝河旁边几栋楼房上的高音喇叭全部打掉。
起床后，四纵头头黄岱拿着一支步枪，带着我们几个人，悄悄地爬上了紫贝河左岸文南街最高的一栋大楼---新华书店。在楼顶上，我们早已建立一个观察哨，用来监视紫贝河对岸联总派的活动情况。观察哨用数十个沙包堆成，可以阻挡联总派从对面发射来的子弹。
我们几个人卷伏在由沙包堆成的工事里，认真的观察对岸的动态：三角街上和楼房上很少有人出来活动，偶尔发现一个人，也是一闪而过，好象老鼠一样动作敏捷。三角街一带所有的建筑物的门窗都用沙包堵住，黑洞洞的枪口正对准着紫贝河左岸的建筑物和紫贝岭。
黄岱把步枪架在沙包上，推上子弹，我们便细心地寻找联总派高音喇叭的位置。自从联总派包围了紫贝岭后，他们利用广播宣传，配合武力进攻，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井系旗派的一些人听到联总派的广播后，心理上感到有很大的压抑，相信了联总派的谎言，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偷偷地离开了阵地，紫贝岭上人心不稳。头头们对此感到头痛，曾组织枪手打坏了联总派的一些高音喇叭，但是，他们的高音喇叭一旦被打掉，便马上换新的，重新播音，而且地点经常变换，我们很难发现它们的位置。
我们隐蔽在工事里，几双眼睛紧紧地瞪着对岸，耐心地等待着对方的播音，我们只能从声音来源来判断喇叭的位置。
一会儿，从对面传来一阵“沙沙沙”的音响，尽管声音很小，但我们听得非常真切，我们知道，联总派又开始广播了。
“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战友们，紫贝县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现在开始第二次播音……”联总派广播站的第一次播音在五点钟，那时我们还在睡梦中。
接着便是雄浑的《东方红》乐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
我们从传送出来的声音上知道联总派有四个高音喇叭面对我们播音。经过细心观察，我们终于确定了它们的位置：两个放置在县广播站大楼三楼的窗口里面；另外两个放置在派出所二楼的阳台上，尽管它们被伪装得相当隐蔽，但还是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打掉它！”我们催促掌枪的黄岱，巴不得快点把联总派的几个喇叭全部打掉。“呯！”的一声，黄岱打响了第一枪，放置在派出所阳台上的一个喇叭顿时变成了哑巴，接着又一声枪响，第二个喇叭也报销了，紫城上空高音喇叭的音响马上减弱了许多。
可是，联总派的广播还在继续，他们正在播送一篇《告井系旗派受蒙蔽群众书》。
“……你们的组织在一小撮坏头头的操纵下，干了不少坏事，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完全错了，你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广大贫下中农，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井系旗派受蒙蔽的群众们，现在是你们觉醒的时候了，只要你们转变立场，改正错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站在广大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一边来，我们广大贫下中农革命派还是欢迎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井系旗派一小撮坏头头，你们坏事做绝，罪大恶极，你们将逃不脱广大贫下中农的惩罚。现在我们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大军已经把你们团团包围了，你们插翅难逃，你们不投降，就叫你们灭亡……”
听了这些蛊惑人心的宣传，我们实在感到难以忍受，大家咬牙切齿，恨不得冲上去把联总派的广播员抓起来，把他掷向紫贝河里去。
黄岱退出弹壳，推上新的子弹，慢慢地移动枪口，对准了联总派设置在广播站窗口里的高音喇叭，“叭”的一声，那个喇叭又被击中了。“好极了！”大家高兴得笑逐颜开，手舞足蹈，张亮甚至站起来跳跃欢呼，结果暴露了目标。
正当黄岱装上子弹准备射击最后一个目标时，一阵急雨似的枪弹向新华书店横扫过来，打得前面栏杆的砖头到处飞溅，沙包里也钻进了不少的子弹。我们惊慌失措地趴在沙包后面，再也不敢抬起头，大家都埋怨张亮这个冒失鬼招来的灾祸。
联总派的步枪、机枪继续向新华书店射击，新华书店楼顶上沙石飞腾，烟雾弥漫。显然，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行动，想报复我们。
最后一个喇叭没有打掉，我们很不服气，但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我们还是撤了下来。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组织了几次打高音喇叭的行动，指挥部还派几名阻击手来协助我们。起初，我们取得了一些效果，打掉了他们一些高音喇叭，但是后来联总派越来越狡猾了，他们的喇叭总是放置在比较隐蔽的地方，我们很难发现，就是发现了目标，也不容易打掉，而且，联总派还加强了火力掩护，当我们采取行动时，总是遭到了联总派强大火力的报复，使我们的行动计划屡遭挫折。后来，随着紫贝岭局势的日益恶化，指挥部也无心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于是，打喇叭行动小组也就无形中解散了。【想了解四四一一，请点击视频高举红旗支持左派】
二十八、枪不好弄
带刺的铁丝网和蜘蛛网似的战壕，把紫贝岭围了个水泄不通。整整十多天来，隆隆的炮声和脆生生的枪声交织在一起，忽而宣布城镇黎明的到来，忽而又提醒城镇夜幕的降临。只有挨到了黑夜已深之际，才会出现激战间阵中的安静。偶尔，联总派和井系旗派双方拉开了架式，来试探虚实，于是，一阵七零八落的枪声响过，就会引起一阵相互对射。1967年12月的紫贝县城，留下了历史上最荒唐的一页。
12月中旬，我继续担任王诚树的通讯员，每天奔波于兵团各个战斗分队的阵地上，传递指挥部的指示、通知，因而，我比坚守在紫贝岭上的一般人更能知道内情，更能了解到当时的恶劣形势，十分清楚自己今后的处境。我感觉到，单靠我们现有的一点点力量，是无法坚守紫贝岭的，而紫贝岭万一被攻破，自己所担当的角色，今后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12月14日早晨，天刚蒙蒙亮，联总派武斗队又向紫贝岭和文南街的井系旗派阵地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联总派的武斗连队分多路向井系旗派阵地发起猛烈冲击，井系旗派战士拼死抵抗，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在激战中，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婆【周经甫母】在去侧所途中被流弹击中身亡，两名紫中井岗山战士，一名人中井岗山战士也在枪战中被打伤。
12月15日，下午五时多，联总派武斗队再次向紫贝岭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他们用重六零炮、八二炮对紫贝岭进行了狂轰滥炸，在方圆不到二百公尺的紫贝岭上一共发射了五十一发炮弹，在紫贝岭上，火光冲天，弹片横飞。此外，联总派还用十多轻重机枪和机关炮对紫贝岭连续射击达六个多小时。在炮火的掩护下，联总派武装人员多次向井系旗派阵地发动冲击，井系旗派战士在各个方向挡住了联总派的进攻，保住了紫贝岭主阵地。由于联总派炮火的狂轰滥炸，紫贝岭上多间房屋被炸毁，炮弹还炸伤了县委红旗干部黄守全、陈文存，县人委红旗兵团干部林鸿茂、符树潭、林明山和劳大红旗兵团两名战士。
至12月15日，井系旗派坚守紫贝岭已经将近有半个月的时间，形势继续朝着不利于井系旗派的方面发展，紫贝岭上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联总派一方面调兵遣将，紧缩包围圈，孤立紫贝岭，为最后发起总攻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组织力量围剿各公社的井系旗派，防备井系旗派建立新的阵地。
井系旗派头头们为了加强紫贝岭的防卫力量，多次派人出去外面抽调枪支弹药，但是收效甚微，派出去的几批人，仅仅调回几支步枪。这是因为下面各公社红农会中能够掌握武器的武装民兵数量甚少，没有多少条枪能够调往紫贝岭上来，另外，农村中的红农会也要武装起来保护自己，总不能把所有的武器全部都调往紫贝岭。
因此，没有武器就不能守住紫贝岭，武器决定了紫贝岭的命运。为了给紫贝岭增加几条枪，头头们真是绞尽了自己的脑汁，花费了很多心血。枪，成了头头们的心头病。
当时，紫贝岭上枪支很少，除了几个大头头们能够持有手枪外，一般人只能拿着木棒、大刀、长矛和手榴弹坚守阵地。从外面调来的几十多条枪，全部集中在指挥部的武器库里，只有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才能够临时拿到武器。这么少的武器，要守住这么庞大的阵地，谈何容易。
我也想自己能弄到一支枪。因为我知道，在当时这样严峻的形势下，至少能够从心理上安慰自己，为自己壮胆。有了枪，如果万一发生了突发事件，或许能够在困难的情况下帮助自己解脱险境。我非常羡慕那些带枪的头头们，总想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搞到一支枪。可是，在当时武器非常缺乏的情况下，连指挥部的一般头头都没有枪，更何况我们这些小兵小卒呢？
一天傍晚，义平来找我。我几天没有见到他了，也不知道他最近干了些什么。他穿着一条旧军衣，背着一只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军用挎包，里面鼓鼓囊囊的装着什么东西。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脸上又黑又瘦。
我知道他可能有事来找我，便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子，随便打听他近来的情况。
“你这几天干啥去了？也不来我这里玩玩，我总是看不到你的影子。”我笑着问道。
他很疲惫地躺在我的床上，连鞋子也没有脱下来，看样子很累。
他不回答我的问话，却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和火柴，递给我一支香烟，他自己先把烟点燃，望着天花板，嘴里吐出一缕一缕烟雾，显然他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看见他这个样子，我也不再搭话，捡起放在他身旁的火柴，也给自己点了烟。我已经有许多天没有抽过烟，感到这烟味道很浓，我津津有味地抽着，眼巴巴地看着他。
突然，他爬起床来，把半截烟头扔在地板上，然后从挎包里掏出一件用红布包裹的东西来。
他的双眼跳跃着火花，对我开了腔：“阿黄，你猜猜，这是什么东西？”
我一时猜不出来，想用手去摸一摸，义平眼快，赶紧把东西捡起来，并用手把我挡开，神秘地对我说：“你再猜猜。”
这时我的瓜脑在迅速地反应，我突然想到枪，因为当时对我们最紧要的东西就是枪。我猜测红布里裹着的东西一定是枪了，但我又不想一下子揭开里面的秘密，我想逗他一下。
“我猜不着。我又不是魔术师，我哪里知道你包裹里的是什么东西呢？”我装着不可奈何的样子对着他说。
“如果你猜对了，我把它送给你。”义平说。
“这话当真？”我的劲头来了。
“同学之间说话算数。”义平跟我勾手指。
“枪！一定是一支枪！”我斩钉截铁地说。
义平把红布掀开，果然是一支驳壳枪。
他把枪举起来，眯着眼睛向窗外瞄了一下，然后“卡嚓”几声，退出几粒子弹，才把枪扔给我。“怎么样？借给你玩玩几天。”他眉飞色舞地对我说。
我把枪接过来，这支短枪虽然较旧，但被擦拭得格外铮亮。我爱不释手地抚摸着它，好象得到一件最贵重的东西，心里乐开了花。
“这枪你是怎么弄到的？”我一边象他那样把枪举起来，眯着一只眼，瞄准窗外某个目标，一边疑惑地问他，心里暗地佩服他有本事。
“不是偷来的，是肖跃才他们发给我的。”义平小声地对我说，“这枪是守银行仓库的。前几天指挥部派我跟老佈到县东去联络符开明的队伍，怕路上不安全，就把银行这支枪借给我使用。现在回来了，阿树叫我把枪还给银行，我想把它留下来……”他的眼睛里跳跃着火花，紧紧地瞪着我。
“现在最要紧的是枪，有了枪一切都好办，我发誓不交出去。阿树要我交枪，我说枪被符开明那伙人抢去了，他不相信，硬要搜我的身。现在我想了个办法，枪你帮我藏好，阿树挺信赖你，是不会怀疑到你的，枪我们以后共同使用，怎么样？”
“好！枪我帮你留下，阿树叫我要枪，我决不交给他！”我向义平发誓。
“一言为定！”
“决不食言！”
果然，王诚树第二天就亲自来我处要枪，他说义平跟我最好，枪一定藏在我这里，并威胁说指挥部现在正需要枪用，个人私藏枪支要严肃处理。
但不管王诚树如何好说歹说，我硬是不肯把枪交给他，他对我没有办法，只好怏怏地空手回去。
这枪我藏在身边玩了几天，义平还送给我几粒子弹，我试了枪，有一颗子弹差点儿伤了人。后来，在16日那天傍晚我离开紫贝岭前夕，指挥部终于把那支枪要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