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再当学生
春风送我上大学，十年枯枝发新芽。
我68年高中毕业，78年上大学，中间竟隔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是啊，这个学习机会来得真不容易，真是十年等一回，一生等一回！我们高中毕业已经十个年头了，高考好象是跟我们无缘了，突如其来的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拖家带口，有了几个孩子的父母了。
7年来，我当民办教师，都是在讲台上给学生上课，现在，我竟成了一名学生，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我能习惯吗？
3月18日报名，第二天就上课，真是兵贵神速。
上课的钟声还没有敲响，我们就早早的坐在教室里，象小学生一样，心情非常激动。是啊，我们等待这一天，已经有整整十年的时间了！此时此刻，我们都在想些什么呢？
也许，我们会想起回乡的日子，在农业学大寨的艰苦劳动中，日干三刻，夜加一班，那时，我们想到读大学吗？没有！
也许，我们会想起下队的日子，远离了父母，远离了城市，在艰难、平淡、琐碎的生活中消磨时光，那时，我们想到读大学吗？没有！
也许，我们会想起当民师的日子，为了紧跟形势，发动幼稚无知的孩子起来否定自己，那时，我们想到读大学吗？也没有！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
第一节没有上课，同学们都坐在教室里等待发放教材。一会儿，班长、学习委员和几个同学抱着几大捆教材回来了。有一位同学大叫：“课本回来了！”班长纠正他：“这不是课本，是教材。”引起同学们一阵哄笑。
其实，课本和教材都是一回事，只是名称和用法不一样，都是教学用书。课本是中小学使用的教学用书，由国家【至少在一个省内】编辑，统一发行，是教学的依据和内容，学生上高一级的学校，要经过统考，考试的内容不能超越教学内容。而高校的教学跟中小学根本不一样，它是根据各类学生和学科的学习目标，由授课老师提出教学内容，由自己编写教材，对学生进行教育和传授，它是个别的，而不是统一的。大多数高校都有自己的印刷厂，自己编辑教材。
我领到了自己的教材，大概有十多本，印刷质量很差，五花八门，是来自各个高校的教材，里面竟有两本是油印的教材，其中有一本还是1976年出版的，真是可笑。在文革中，受摧残最大的是教育阵线，尤其是高校。在四人帮统治时期，他们把高校当作为篡党夺权的主要阵地，他们叫嚣高校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斗走资派”，胡说高校只有一门课程，那就是“阶级斗争”，把高校搞得乱七八糟。
当时师专非常落后，连一个象样的印刷厂都没有，很多教材都是用人工刻蜡板，油印出来的。
在【古代汉语】这本教材上，我看到有“王力”的名字，此时我还不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古汉语专家。当时有同学故意说：“哪不是中央文革的王力吗？怎么他现在又成了教授？”大家都笑了，说：“那是彼王力，这是此王力。”
文革初期确实有两个王力相当出名。彼王力是中央文革的红人，在文革初期跳得最高，到处叫喊“打倒一切”，鼓吹“反军楸军”，后来毛主席把他打发到了秦城监狱。与此同时，此王力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造反派的无情批判，后来也被赶到了五七干校。
我当了好几年的民办教师，也亲身经历过文中优秀老师的传授，自以为掌握了一些上课的规律。在中小学的课堂教学中，一般都是教师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把课本上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做到书本上讲什么，教师就教什么，没有哪个老师敢离开课本去胡说八道，因为这样你在统考中你就吃亏了。但这个方法你带到大学来就不灵了。
刚来学校的时候，上课时我并不十分关注老师的讲课，也不认真作好课堂笔记，而是全力以赴的钻研发下来的教材，结果在几次考试中都吃了大亏。
后来我慢慢的琢摸到，大学跟中小学的教学方法根本就不一样，很多教师在上课时就不按照教材上的内容，而是另搞一套，有自己的思路【尽管教材也是他自己搞的】，有时候，甚至连观点都不同。上课时你必须全神贯注，把授课老师讲的内容完完整整的记下来。复习时你必须熟记他讲的内容，而绝对不能发表你自己的观点。考试时你不用自己去猜题，他讲的就是要考的内容。后来上课时我认真做好笔记，有时把老师讲课的话全部记录下来，做到一句不漏，每字必记，一个星期就用完一本笔记本，一个学期就用了二十多本。下课后再来整理，把记不完整的地方再补上去。这样做，对我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考试时，我什么都不看，只看笔记本，发下来的教材有些我连翻都没翻过，但考试时连连过关，成绩优异。但这也给我带来很多的麻烦，就是上课时你必须全神贯注，不能想其他的问题，不能“走神”【指分心】。这也是我入学后的一大发明，后来我把这个发明在班里推广，很多同学都这样做了，收到了好的效果。
再一个问题是在考试时你必须按授课老师的观点去回答问题，不能有你自己的看法【尽管老师有些观点是错误的】。文革中最大的成果是把“白”变成“黑”，把正确变成谬论。文革初期，有一大批专家、学者、教授被打成“黑帮”和“牛鬼蛇神”，赶出了校门，代之是一批刚走出校门的新教师，造成很多高校师资力量严重青黄不接。我们进校时，虽然已经打倒了四人帮，学校也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但还有很多的教授、教师没有得到平反，他们或在基层，或在五七干校，迟迟没有回到原来的单位。这些新教师虽然在大学里呆了几年，但总体素质很差，无法承担高校的教学工作。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制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平反冤假错案，大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被解放，恢复了工作，高校的现状得到了彻底的改善。
在文革期间，谁都不敢轻言国事。我们进校时，正值思想大解放、改革开放的前夕，国家的政治环境大为改善，人们可以议论国家大事，也可以提个人的想法，大学生的思想非常活跃。
特别是77、78级的大学生，经历了许多磨难，很多人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这些经历也是我们宝贵的人生财富。我们入学不久，邓小平就开始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了期待和橦景。做为新一代的大学生，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应该成为国民表率，社会栋粱。我们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宿舍里，大家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个个都在议论国家大事。阅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是我们每天必做的功课，每天报纸【每班仅一份】一来，大家都抢着看，看完就议论。阅报栏一贴上新的报纸，马上就围上了一大群人，密密麻麻，后来的人想看也看不到。不象现在的青年学生，几年来都没有看过一张报纸，是真正的“两耳不闻天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当时华国锋还在台上，他继续坚持左的思想，坚持两个“凡是”，这些思想也影响到高校中来，不但工农兵学员有，而且在刚进校的77、78级大学生中，也有一些人坚持“凡是”的观点，因此，两种不同观点的学生经常在校园进行激烈的争论，往往是这样，先是两个人在争论，后来就有很多人参加进去，很象文革时期的大辩论，这也成了高校校园里的一道风景线。
有时，这种争论甚至也带进了课堂。不过，这种现象很少见，77、78级的大学生很成熟，很守规矩，他们能自觉的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有一次，一位年轻的教师给我们上哲学课，有一位很年轻的学生竟向这位老师提了几个跟哲学无关的问题，要求老师当场解答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平常非常关注、怀疑、不解的问题。例如：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是什么意思？列宁说“帝国主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现在帝国主义神采依旧，垂而不死，如何解释？社会主义可以自我调解、革新，难道帝国主义就不可以自我调解、革新吗？本来这位教师很怕上我们班的课，这样一来，这位教师就感到更难堪了。我们马上向这位同学提出批评：上课时间不允许提出一些跟上课内容无关的问题，不要妨碍老师上课，有问题请教老师必须等到下课以后。这位同学当场向老师道了歉，一场教学纠纷在融和的气氛中解决，新型的师生关系正在建立。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开学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在1978年5、6月份，全国开展了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在各个高校中反应非常热烈，我们学校一连开了几次会，很多同学也写了文章，支持这场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膊，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不想在政治层面倾注过多的热情。我知道，在四人帮被打倒以后，中国真正的春天已经到来，邓小平拔正了中国的航船，党领导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是邓小平改变了我的命运，是党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这个年过三十的人能够在大学里得到深造。我决心在大学里保持不断前行的初心，珍惜时光，增长教书育人的本领，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个学习机会来得太不容易，77、78级的同学对学习专业知识格外用功，成为学校的典范。大家起早摸黑，加班加点，争分夺秒，刻苦学习。天不亮，就有很多同学起床了，读拼音，背单词，学校里一片读书声。晚上十一点多了，还有很多同学在教室里看书，写论文。星期天，在图书倌和阅览室里都挤满了人，很多同学在查找资料，翻阅报刊------大家对读书都有一种久旱逢甘露，如饥似渴的感觉。
在课堂上，由于高校师资缺乏，给我们上课的有一些是刚从学校里毕业出来的新教师，他们年轻，总体素质较差，课堂教学远不尽人意，我们未能从他们那里获得较为满意的知识。课内不足课外补，下课后或是放假时间，我便往图书馆里跑，往阅览室里走，尽可能多一些阅览各类知识，千方百计的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海师图书馆很大，里面的藏书多，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图书资料损失不大。
当时师专的校长是李光邦，是我的同乡，他的夫人恰好是图书馆的管理员，给我开了绿灯，让我随意翻阅图书馆里的图书杂志。下午没有上课，是学生的自习时间，我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和阅览室里，连刮风下雨也不断间。在这里，我尽情地吸吮人类最珍贵的精神营养，撅取我最需要的知识，我一边阅览，一边作记录，不到一个学期，我的记录本就写满了几大本。可以说，在三年的读书生活中，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开拓了广阔的知识空间，我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是从图书馆和阅览室里获得的。
在当民师的时候，按本地的习惯，教师上课时大抵用海南话讲课，一来用海南话交流有一种亲切感，有人情味，二来是本人普通话还不过关，讲普通话往往带有海南话的口音。来到师专以后，我千方百计的提高自己的普通话能力。教我汉语拼音的是李召老师，他是北方人，讲一口非常纯正的普通话。上课时，我特别注意他讲话时的口形和音调，下课后，我按照他的口形和音调来朗读课文。我买了一个小型收音机【那时还没有录音机】，每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目的是学习广播员的普通话的朗读，随时纠正自己的语音。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的汉语拼音大大提高，学讲普通话也越来越标准。
在长期的学生生涯中，我接触过不少的老师，有些老师我永生难忘。小学和中学的老师记忆得特别清楚，因为我同他们相处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人数不多，一个年级就那么几个老师。大学则不然，一个学期就有十多个二十个老师来教我们，有时一个课目都由几个老师来授课，他们上了几天课以后，就突然没了踪影，几个月甚至很长的时间都没见过一次面。而且，大学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比较特殊，有一定的距离，不象中小学老师那样，跟学生打成一片，关系融洽。
尽管这样，在大学中，还是有几个老师，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教我【古代汉语】的钟老师，是个老教授，在我的记忆中，他个子很高，背有点驼，穿戴非常整齐，苍白的脸上总是堆满笑容。他是研究古汉语的专家，著作很多。他博学多才，教态甚佳，很受学生的欢迎。只要是上他的课，同学们就早早的坐在教室里等待，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上课语言简洁、朴实，讲话从来不拖泥带水，语言表达严谨，板书整齐有序，精讲细析，通俗易懂。特别是对那些难懂的古文语句，钟老师则采用了加线分析的方法，主谓分明，语意一目了然。
迎着初升的太阳，迈着坚定的步伐，是年九月，又有近四十万大学生加入了这一光荣而骄傲的行列。
至此，在共和国的词典上，为这一独特的群体增添了一个崭新的特有名词：77级、78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