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节日纪念人的，在中国有两个，一是端午节，纪念屈原，二是寒食节（清明节前一天），纪念介子推。
屈原之被纪念，是他因为国破而自沉汨罗江，介子推之被纪念，是他不受晋文公征召，被火活活烧死在绵山。
与他一同被烧死的，还有他的母亲。他宁死也不出山，追根溯源，是因为晋文公在封赏功臣的时候把他给遗漏了。
烧死他的人是晋文公，放火烧山的目的是希望因此而能够让介之推从山中出来。没想到以孝名世的介之推竟然宁愿母亲被烧死，也不肯就范。这样的行为还竟然被后世津津乐道，介之推被树为有气节的人，真觉得是咄咄怪事。
我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要说说。晋献公因为宠幸骊妃，害得43岁的儿子重耳亡命异国他乡，被追杀而逃到母舅狄国避难，4年，晋献公死，晋国乱，惠公立，七年后，觉得重耳是心腹之患，谋而杀之，重耳逃到齐国，住了五年，齐国内乱，便去曹国，又随即到宋国，宋襄公为楚所困，便到了郑国，转而到了楚国，最后到了秦国，后被秦护送回国，当了晋国君主，是为晋文公。整整十九年，介之推都不离左右。晋文公即位后，便犒赏出行贤士与功臣，竟忘掉了介之推。推也不要求爵禄，只是与母亲一起归隐。他的从人可怜起行为，便在宫门外悬挂了一个条幅：龙想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穴，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一见，恍然大悟，使人召之，介之推逃跑而进入山中，文公求之数日。后听信一人建议，烧山求士。于是就造成了母子二人被活活烧死的惨剧发生。
说起来也真是的，“贵人多忘事。”晋文公竟然把一个跟着自己在国外流亡了十九年的忠臣，这期间还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给自己做肉汤的介之推，给生生地忘掉了。忘了别人还好办，因为别人会争功，而介之推是一个士，是个很鄙夷争权夺利的人的人，要他自己这样去要求功名利禄，他会觉得有辱斯文。于是他选择了退隐。“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到这里，我们对介之推都应该无可厚非，应该受到谴责的人是晋文公。一个跟着你十九年出生入死不离不弃的忠臣，是不应该在患难与共结束之后将之抛到九霄云外去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怎么就那么健忘呢？士可杀不可辱，其实也不可忘。忘记意味着他为你做的一点也没有受到关注与尊重，你忽略了他，就是不把他放在眼里，更甭说放在心里了。介之推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自然对晋文公心里有气，也失望得很，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做不来要官要钱的事情，因为他受到过的教育让他放不下这个脸。于是他心灰意冷，与老母一起归隐田园。
晋文公不愧是受过苦遭过难的君王，他励精图治，将国家建设得很好，他忘记眼皮底下的有功之臣，应该属于“灯下黑”的疏忽错误。如果不上纲上线，这样的错误也可以一笔带过，而且文公一旦知错，就能立即改正，他先是叫人去补救自己的失误，后来干脆是亲自带了一班人马前去寻找介之推，而介之推已经有些骑虎难下，不肯原谅，干脆带着母亲躲到绵山，从这里开始，我就觉得介之推是大错特错了。
“人恒过，然后能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而介之推不原谅君王之过，小而言之，是给文公作难，使文公心里更加愧疚，大而言之，让君王陷于被道德谴责的境地之中，给其权威也带来一定的损害。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忠行为。就算晋文公被小人包围了，你如果想到为晋国百姓谋福利，就更应该出山辅佐，力求政治清明，君王贤明，而不应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隐居起来。晋国经过内乱，正是百废待举之时，你不去出力出谋，反倒斤斤计较于自己的得失，置国家复兴大业于不顾，不是具有高风亮节者应有的胸怀。
最至关重要的一点还是，因为自己的处置失当，而致老母于不测之地，最后生生导致老母与自己一起死于非命。这是十足的不孝行为。如果在朝为官，就算做个清官，也可以让母亲生活得好一些，生活得安定一些，而母亲的晚年幸福就有了充分的保障，母亲也会因为儿子能够为国出力而过得快乐些。在隐居之前，他与其母曾经有过一段对话。他说：“随从们贪天之功，君王却赏赐这些奸人，上下欺瞒，实难与处。”母亲说：“何不要些恩赏，白白死了还能怨谁？”介之推说：“明知是错，还仿效就更是罪过，我不食其禄。”母说：“那就让他知道真相。”介之推说：“如果语言文饰，等于是求显。”可见，其母是不赞成他的做法的，我觉得母亲的想法是人之常情，而介之推则有些伪善，话虽然说得漂亮，可是总觉得有些虚假。不说别的，单单就他置母亲于穷困之中，后又于险境之中，最后导致母死的行为就觉得不是人子所应为。连生养自己的母亲的生命当然还有自己的生命都不在乎的人，其品行与品性都是大有可疑的。
我想很有可能是其心眼太小，气量太狭所致。有这样一种人格类型，他能够吃得别人吃不得的苦，也能忍别人难以忍受的气，但是却不能忍受自己很亲近的人或很尊敬的人的轻视与大意、疏忽。为了某个人，他可以献身而无怨无悔，他特别在乎他，但是一旦被在乎的对象不重视他，他就会因为难过气恨伤心失望而走极端，性子决绝，不通人情。即使事后弥补也无济于事，不给机会。他属于那种事情做了就做了不肯折中不能回头不能弯曲的人，就像俗话说的“死要面子活受罪”，介之推也许就是这样的人。他跟着受了多少苦不要说，而且在文公饥肠辘辘处于最艰难的时候，自己挺身而出，将自己的身体割下一块肉做汤给主公吃，这要忍受多大的痛苦，这是常人做不出来的举动。这样的奉献理应得到接受者刻骨铭心的记忆，可是这样的大功，却在不久之后的后来被忘记个一干二净，这与他的心理预期有很大的出入，造成介之推巨大的心理落差，自然伤心失望之极。
我们常常有这样一种生活体念：等人提醒了才去关心，这样的关心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文公的补救措施在别人那里可能会生效，可是对于介之推这样一种人格类型，就一定会碰钉子。因为这种迟到的封赏会被心高气傲的介之推视为是一种侮辱也说不定。文公其实不是一个刻薄寡恩之主，他手下有一批像赵衰狐偃等的贤德之士，而后来晋国经过他们齐心合力的治理，在诸侯各国迅速崛起，他也因此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个春秋霸主。
介之推并非要像齐太史、苏武、文天祥等人那样经受生死考验。文公后来幡然醒悟待自己也很不薄。他毫无理由一意孤行，他十九年忠心耿耿受尽苦难，不是就希望能够大展宏图一遂平生抱负？他的隐居又不像是沽名钓誉，所以我只能妄自推测他是有人格缺陷了。但是他的行为不值得称许，甚至是不足挂齿，则是可以肯定的。
历史往往也疏忽大意，不愿意追究细节，或者可以说是不分青红皂白。不然，介之推这样在我看来实在是小气的举动，怎么却反而能够青史留名？比起那些争功的人，不也是高明的吗？也许，这是他以退为进最终想要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