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余秋雨的散文《阳关雪》的开头，一直饱受诟病。
孟子曰：“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思维法则去认知、评判别人的言行，智者笑愚者痴，愚者笑智者呆，醉酒的人认为自己最清醒，梦中人从不承认自己在做梦。究竟谁智谁愚，谁醉谁醒，有时真的很难分清楚。张伯行曰：“士君子尽其在我而已，岂以悠悠之口为荣辱哉？”余秋雨写下这句话，自然知道出处，但面对诟病余秋雨却从未对此作过解释。有人遂将此处作为余秋雨的硬伤，其实余秋雨这句话是有出处的。
朱熹编纂的《八朝名臣言行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公（刘挚）教子孙，先行实，后文艺，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
唐朝裴行俭也说过，“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得令长，余得令终为幸。”
裴行俭和刘挚强调的都是先器识而后文艺，这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观点。《中庸》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论语》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先器识而后文艺，就是以德行为本，文艺为末。作为读书人，首先应该孝悌忠信，修身进德，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如果本末倒置，不修德行，徒以文辞取悦于人，即使象初唐四杰那样烜赫一时，也无足观瞻。裴行俭还对初唐四杰作了人生预测，除了杨炯外，王勃、洛宾王、卢照邻都不是享爵禄之器，甚至很可能不得善终。事实证明，裴行俭的论断和预测是基本准确的，也就是说，先器识而后文艺这种理论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所以余秋雨说，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
裴行俭和刘挚说的都有些抽象，不好理解，易经中的鼎卦给我们作出了生动形象的诠释。鼎是三足两耳的锅，一般由青铜制成，主要用来烹煮食物。形容富贵人家往往用钟鸣鼎食之家，能够用鼎来烹煮食物一般都是享有高官厚禄的，所以用鼎来比喻裴行俭所说的享爵禄之器是最恰当不过了。鼎能装多少东西，取决于鼎腹的容积和鼎足的承受力，而不取决于鼎表面雕刻的文字图案。读书人进德修业也要效法鼎，厚重闳深，才能成为享爵禄之器，所以《易经》说，“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先器识而后文艺，就是要先铸成厚重的鼎足和闳深的鼎腹，然后再雕刻篆文和图案。浮躁则足不稳而易倾，浅露则容量小而易满，即使雕刻上再美的篆文和图案，也不能用来奉祭祀，待宾客。如果对易倾易满之器委以重任，则会“鼎足折，覆公餗，其形渥”，把食物撒得满地，一片狼藉。翻开历史，德薄位尊而能寿考无咎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所以孔子说，“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鲜不及，就是少有不及而止的，往往都是贪得无厌地往自己鼎里装名利权位，最后终因超出自己的容量和承载能力而倾覆取祸。享爵禄之器不仅要天资仁厚，宇量宏博，还要掌握好过与不及的度。宁可不及，不可太过。所以古人说淮阴侯不如张子房，元微之不如白香山。用鼎来烹制食物时，食物一般不应超过鼎腹容积的一半。装多了，待到鼎沸之时，就会飞溅溢出。很多人都认为满溢才是太过，其实超过一半就已太过，凡事皆不可超过自己的分限。宋史《岳飞传》中有这样两句话：“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此致远之材也；寡取易盈，好逞易穷，此驽钝之材也。”容量大，承受力强，却不轻易往自己鼎里装东西，力量充沛却能神闲气静，安步徐行，这才是致远之材，享爵禄之器。如果本来容量就小，却好逞能，贪多求快却力不从心，就是驽钝之材了。岳飞虽是论马，用来论人也是完全适用的。
一个人就好比一尊鼎，鼎足象征人的德行，鼎腹象征人的胸怀度量，鼎里面装的东西象征人享有的福禄荣华、功名富贵。往鼎里装东西前，先要检点一下自己的德行和容量。
范文子曰：“夫德，福之基也，无德而福隆，犹无基而厚墉也，其坏也无日矣。”赵襄子曰：“吾闻之，德不纯而福禄并至谓之幸，夫幸非福，吾是以惧。”叔向曰：“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不暇，何贺之有？”此三子者可谓知本。如果本末倒置，只知道贪婪地往自己鼎里装东西，却不务修德，迟早会倾覆的。按照庸俗成功学的方法去做往往不能获得成功，原因正在于此。
陆九渊说：“先儒论人之量曰，‘有天地之量，有江海之量，有钟鼎之量，有斗筲之量。’”钟鼎之量仍属于器的范畴，而《论语》中“君子不器”是指成德之君子有天地之量，心如太虚，量同天地，远远超出器的范畴，而进入道的层面。作为普通人不器的境界显然不可企及，学亦不可躐等而进，普通人的目标是成器。能成为厚重闳深的鼎器亦可济人利物，如果浮躁褊狭，徒有一些花纹而已，那就无足观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