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父陈侠公，于2017年11月16日离世，享年92岁。今年春节，我又去岳父家，只见大门微掩，院落凄凉，岳父的房间里，陈设依旧，只是不见了旧时之人，不觉一阵凄楚涌上心头，两行热泪沾湿襟袖。
1940年11月，抗大五分校在苏北盐城成立，当时岳父才15岁，前往报考，从此投身革命。岳父参加革命，并非为饥寒所迫，当兵吃粮，也非官逼民反，反抗压迫；他家是地主家庭，生活还算富足，他完全是激于民族大义，一腔报国热血，欲献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黄克诚领导的新四军三师，搞青年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黄克诚率领新四军三师赴东北战场，岳父没有去，归建为苏北军区盐阜分区，任枪械修造所所长。这个枪械所建国后成为江淮动力机厂，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名驰江淮，我市后来所有的国有大中型重工业企业，都源于这个企业，岳父是这个企业的第一任厂长。国家对私改造时期，岳父调任我县工商局局长，那时叫工商科；六十年代任地区土产、畜产品公司经理；1980年任地区外贸局副局长。
岳父的家庭，虽是地主，却不是恶霸，家业并不是巧取豪夺得来的，而是全靠勤劳、节俭挣来的。他的父亲，并不是像电影、小说上的那些穿着皮袍、捧着水烟袋肥头大耳的老财，据说他终年穿一身破旧衣裳，腰间系一根草绳，在田间劳作。有一年发大水，从上游漂下来18只鸭子，那些鸭子都饿疯了，到他家院子里来觅食。以后他们家就用这18只鸭子生蛋，日积月累，挣下了一大片家业；我市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叫盐渎公园，那个公园以前就是他家的土地。
日本占领盐城以后，抗日政权请我岳父的父亲出来做维持会长。一来说是因为我的岳父在做抗日工作，家庭可靠，其实是将我岳父当做人质；二来我岳父的家庭在乡里有人望，算是乡绅。岂料到1944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确翻脸将我岳父的父亲当作汉奸枪毙了。这其实是一件情杀。岳父年青时长得很帅，看那时的照片，可真要让现在那些当红小生相形见绌，又有文化，胸前口袋里插着一枝派克钢笔，很受青年姑娘们的青睐。我的岳母也是一个美女，又很有情调，当时在一个区里搞财经工作。区里有一个青年干部，追求我的岳母，岳母不同意，她看重了我的岳父。共产党领导的这场革命运动，波澜壮阔，波涛汹涌，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混进来很多恶棍；那个青年干部就是一个典型的恶棍。他抢去了我岳父送给岳母的钢笔，心怀仇恨，伺机报复。这样的人升得还快，后来当了区长，在开展锄奸活动时，将我岳父的父亲杀了。当时有很多领导同志为岳父的父亲作证、担保，但那时的基层干部杀人的权力很大，说一声就拉出去杀了，等到上级下来制止时，人早已被杀了。岳父的大哥，被同时绑赴刑场，跪在他父亲身旁，枪声一响，他吓得昏死过去。事前并不告诉他是“陪冲”，谁能经受得起这样惊心动魄的事情，当时他才20岁，以后几十年，他就很少讲话，见到干部就紧张。当时岳父听到这个消息，讲了几句“怪话”，也被关了起来。后来“汉奸家庭”虽得到甄反，但“地主家庭”却是改变不了的，到了抗战胜利之后，国共代表的两大阶级展开殊死搏斗，家庭出生泾渭分明，更成为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岳父以后几十年都受家庭出身的连累。他当年很多战友以及下级，都当上了县处级干部，有的当上了地市级干部，但他从建国以来，一直是科级干部。1978年，准备让他到我市某县任副县长，因家庭出身没有通过；1980年提拔地区外贸局副局长时，地委一位当年与他在同一个党小组的副书记说：“这个同志早就该提拔了。但我们从未听到他对组织有过怨言。他对后辈最关心的就是“入党问题”，两个儿子，都是党员，三个女婿，别的条件他不论，也必须是党员。他很感到自豪的，是他“祖孙三代都是党员”。
岳父是很有人脉关系的，他的很多老上级、老战友，在上海、南京和我地的党政机关担任领导，但他没有利用过这些关系谋取私利。他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在我市某县属集体企业当工人，后凭吃苦肯干当了车间主任，最终当了副厂长。这个工厂在八十年代，为外贸企业定点加工出口产品，县里的领导和这个工厂对我岳父都很巴结。有一次，岳父到这个厂里去看产品，他儿子见到他喊了他一声，陪同的县里、厂里领导都吃了一惊，说：“从来没有听他说过。”有一次，我市一个最大的商业零售企业――商业大厦的老总主动来找他，要将他的大儿子从工厂调到商业大厦任办公室主任，交换条件是将这个老总在外贸局的下属企业工作的女儿调到局机关。当时，还没有实行公务员考试任用制度，企业比机关福利更好，将企业人员调进机关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而我市的商业大厦要进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要市领导写条子、打招呼，何况还是要将他的儿子调进去当办公室主任。但被他拒绝了。儿女都知道他，也不怨他。他的小儿子，七十年代到农村插队，回城后到一家浴室当工人，后凭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大学文凭，被饮服公司调到办公室。1986年岳父离休时，组织上问他还有什么事要组织解决，他说没有。我爱人叫他将小儿子调到外贸系统，以后报药费、拿工资等事情也方便。但他不肯。我爱人就自己去找外贸局领导，将他小儿子调到了外贸局下属的企业。他有一位关系很好的老战友，曾任我地地委财贸办副主任兼地区商业局局长，我曾在他手下工作十年，他也不知道我与我岳父的关系。我的妻弟结婚时，岳父叫我去请这位领导来赴宴，这位领导感到很奇怪，问我：“你和陈局长是什么关系？”知道以后连声说：“啊呀呀，这么多年，一点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个小秦。”这个小秦是我的连襟，在供销社系统工作，供销社也属财贸办领导，他比我灵活，到地委大院来办事时，就到这个领导的办公室来“汇报工作”。
岳父唯一一次利用人际关系，是为我调动工作。1990年，我市纪委向社会选调干部，我想去。他知道后说：“纪委这个单位好，对干部要求严格，在这里不会犯错误。”就去找了住在他家后面的一位市纪委离休的副书记。他给我提了4个要求：到纪委后，要少说话，多干事，不向组织提要求，不徇私舞弊。其实纪委也不是生活在阵空，受社会风气的影响，现在纪委的风气也不像以前了，干得好不如说得好，你不向组织提要求，组织就不会想到你，尤其是干部提拔，不向组织伸手要官，不找关系，不送礼行贿，就永远没你的份。但我仍然按他的要求做了，这样心安理得，拿起碗吃饭，伸直腿睡觉。
岳父承传了他家节俭的家风，从不铺张浪费。我和我爱人谈恋爱时，我父亲说：“她的父亲我认识，非常艰苦朴素。”这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平时过年、过节、过生日，都很简单。他的母亲活到差10天108岁，百岁生日时，只在家中办了两桌饭，直系亲戚来祝贺了一下。他过90岁生日时，也没有请亲戚、朋友。2012年他的长孙结婚，他立下三条规定：一、不上饭店。二、不放鞭炮。三、不送喜糖。他的大女儿七十年代工作后，还穿他手编的草鞋，被单位领导拿了往河里一扔说：“经理的姑娘还穿这东西。”他一辈子忙于工作，经常抽在“工作队”，搞“社教”，搞“分田到户”。……在家时间不多，因此没有多少时间教育儿女，但儿女都忠厚老实、勤劳节俭。很多人家在父母去世后，为了一点儿家产，争得一塌糊涂，甚至大打出手，对簿公堂。但岳父去世后，儿女个个谦让，谁也不肯多得一点。“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从儿女身上，可以看出岳父身教的影响。
《过客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