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人帮上海党羽中，除了徐景贤是“左派”的一支笔外，还有一个人的笔头相当厉害，被称为是造反派的笔杆子，这个人就是朱永嘉。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张春桥、姚文元泡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在泡制黑文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就是复旦大学的教师朱永嘉。
朱永嘉上海解放前在读高中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上海解放时他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他留校当了专职的政工干部，担任过新闻系、物理系党支部书记。
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朱永嘉和历史系几个老师自发组织了一个写作集体，取名“罗思鼎”，以呼应当时向雷锋学习做党的螺丝钉的决心。一九六四年，罗思鼎小组被整体借调到华东局内刊编辑部。
一九六五年，姚文元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找朱永嘉帮忙，要他提供明史中有关海瑞的资料。姚最初找朱永嘉时并没说明要批吴晗，只是要他提供有关海瑞的资料，因此他提供的第一份资料就是吴晗编的【海瑞集】”，当然是作为正面资料提供的。朱永嘉是在看到姚文元第八稿时才知道要批吴晗。
朱永嘉是在不明底细的情况下参与批【海瑞罢官】的，到了一九六六年四月，姚文元还要写文章批判包括吴晗在内的所谓“三家村”【其他两个是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和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时，问朱永嘉对邓拓的文章怎么看。这时朱永嘉已经围绕【海瑞罢官】’写过好几篇文章了，对这场批判的政治含义已经明了，因此他告诉姚文元邓拓的文章应该注意【燕山夜话】，并将一套【燕山夜话】送给姚文元。姚文元就是靠这套【燕山夜话】以及【三家村扎记】写出【评三家村】这篇文章的。
如果说半年多前，朱永嘉的角色还类似一个学术助理，只负责提供资料，那么他现在不仅提供资料，还就如何写批判文章出主意。朱永嘉很快地完成了角色的转变。
在此之前，朱永嘉虽然很早就投入写批判吴晗的文章，但当一九六六年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后文革运动开始席卷大学校园时，他却充当了【保皇】的角色，说复旦党委是紧跟上海市委的，而上海市委是紧跟中央的，劝阻学生不要把斗争矛头对准学校党委。
稍后，朱永嘉受上海市委去北京了解文革的动态。在京他遇到张春桥，张暗示他要起来造市委的反。 他被红卫兵楸回学校后批斗了三天，在红卫兵的压力和张春桥的鼓励下，他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我要造反】，他也要造反了。
此时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徐景贤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动下，也想起来造反，但一时还下不了决心，他便去找朱永嘉商量，朱永嘉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来想去，市委对我也没有什么呀，于是下决心起来造反，成立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机联站】。徐景贤、朱永嘉成了机联站的头头。
一九六七年一月，整个上海陷入大造反的浪潮之中，局势极度混乱，面临停电、停水、停交通的困境。于是铁路、海港等相关局的造反派联合组成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着手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朱永嘉自始至终参加了火线指挥部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张春桥知道后称赞他“搞学问搞写作的人，能搞政治，抓火线指挥部，真不简单呀。”在此期间，他亲身经历了红三司接管上海市公安局、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和处置支农司这些事，还被支联司抓去作为人质扣押了一个晚上。
朱永嘉成了上海市造反派的笔杆子，为上海市造反派组织起草了大量的文件、布告、通告等文章，为大乱上海制造舆论。
上海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朱永嘉担任了革委会的常委，主管写作组，创办【朝霞】、【学习与批判】等刊物，实际上是上海意识形态的主管。
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作为张春桥势力根基的上海一时陷于慌乱之中，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伙准备在上海发动反革命叛乱，企图负隅顽抗。
十月七日，马天水到京之后，听到传达，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右派政变！他用暗语与上海通信。徐景贤、王秀珍等得知“老娘心肌梗死”的确切消息后，马上召开会议，决定举行武装暴动，并分头进行部署。
八日下午三时，朱永嘉到康平路小礼堂开会。会议由徐景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王秀珍、冯国柱等常委和列席常委，徐说，给大家通个气，马天水七日去北京开会，通不上消息，房佐庭【马的秘书】打电话回来，说是老胃病发了，估计中央可能出事，会议就散了。
八日晚上，朱永嘉又去康平路，在场的有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等，他们向北京打电话，探听消息，后来廖文金打电话讲老娘心脏病发了，是心肌梗死，这样大家认为是右派政变，朱永嘉跳出来说：我提议，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打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口号，即使失败了，也要用鲜血教育下一代！
朱永嘉的提议，博得一片喝彩声、赞扬声，引起会场上一阵骚动。
王秀珍在会上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二千五百人，三万一千人待命，要发枪发子弹，日夜搞巡逻。
徐景贤和冯国柱、张敬标商量后，作出几项决定;：一、现在开始作武装暴动的准备。二、为了防止意外，他和王秀珍分住两地，王秀珍和冯国柱去民兵指挥部，徐景贤和王少庸去丁香花园。三、部队方面要做一点工作。四、张敬标留在办公室值班。
散会后，朱永嘉立即赶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广播电台，分别打招呼，告诉他们，四人帮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决定，不发中央的消息，只发上海自己的消息，行吗，并要他们在少数骨干中个别打招呼，他们都同意了。朱永嘉对写作组也作了安排，要王知常准备语录和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至于告全市、全国人民书，还没来得及讨论。
十月九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选五卷的决定。朱永嘉指示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不要发表中央两个决定，封锁中央的声音。
十月十二日晚上，在上海的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濤召集部分人员开会，朱永嘉也赶去参加。这时，从各方面来的消息，都证实四人帮是出事了。这时，朱永嘉站起来大喊大叫：“现在只有干，而且要大干，马上干！要马上派民兵占领报社、电台，起草宣言、告全国人民书，口号是：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要组织工人上街游行，停止生产，这样一来，上海马上会乱，迫使他们【指党中央】把四个人放出来。”
十月十三日，马、徐、王从北京回上海，让上海市委常委、列席常委到机场迎接，朱永嘉反对：“可能是个骗局，是个圈套，要是专机里冲出一个排解放军，把我们全抓起来，一网打尽怎么办？”
直到最后，朱永嘉还贼心不死，继续煽动武装叛乱，他打电话给施尚英说：“准备得怎么样？要动，四点钟以前还可以动，再晚就不行了。白天闹起来，群众都在外面，部队即使来了也不好开枪。时间晚了，群众跑回家去，部队就要开枪，抓人了。”
在党中央的严密布署下，四人帮及其余党长期以来在上海策划的反革命暴乱阴谋，终未得逞。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三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开庭，公开审理江青反党集团在上海的八名重要案犯。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跳梁小丑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朱永嘉因参与武装叛乱被判刑十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