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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将(30 完)

  三十、从农场到工厂

  1968年夏天,尽管北京市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社会秩序仍然很乱,一些大学在大搞武斗,象清华大学,两派搞了100多天的武斗,打得一塌糊涂。后来,毛主席派工宣队、解放军进驻学校,制止武斗,解散造反派组织,把五大学生领袖都下放了,北京市社会秩序才慢慢稳定下来。当时中学的情况非常特殊,面临着几十万人的毕业出路问题,那时候没有人管,北京市革委会也没有考虑这些。钟锤尽管大小是个官,但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能发挥什么作用。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于是出现了城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毛主席对上山下乡的考虑主要还是在政治上的,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而周总理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经济方面考虑得比较多,如为社会解决负担呀、劳动力的问题呀。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

  1968年底,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引起的党内权力斗争远没结束,要修复文革在政治上和经济带来的破坏和损失,也不是在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中国人民还要忍耐多年的苦难。对那些为文革付出青春和热血的青年学生来说,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学生的就业问题,这时成为一个头痛的社会问题。国家决定把他们统统打发到农村去,这既是为了缓解社会就业的权宜之计,也是分散如此巨大的聚集在各个城市里继续造反的青年的最后办法。

  从1968年的8月份开始,北京市就开始安排中学生上山下乡。当时的红代会,好象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当时的核心组没有谁主张和支持上山下乡,至少没有提出明确的意见。

  钟锤就没有考虑过去农村,因为他是从农村来的,从小就生长在农村。他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的是科学技术,而不是农业。他觉得,上山下乡跟自己的理想不一样。另外,自己的出路,他也在考虑,他觉得大学还是要办的。他想考大学,但文革断了他的路。

  在1968年春天,钟锤看到上大学没有希望了,就想去当兵,但是谢富治阻止了他:“你先不能走,在中学红代会里还有你的很多工作,你现在还不能走。”他眼睁睁地看着二炮和武汉空军要人,而没有自己的份儿。

  到了下半年,陈伯达就赶钟锤走:“你怎么还没有走啊?”钟锤于是向谢富治提出:“我要走了,不让我当兵,我就下农村去。”陈伯达这时却反对他下农村:“你去农村就会拉山头。”钟锤说:“我一个人去。”陈伯达也不同意:“你自己去也不行。”结果就把钟锤弄到部队一个农场去了。

  钟锤在部队农场里干了几年,1973年,他离开了部队农场,回到了北京,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那时北京市还有三支两军办公室,钟锤有很多熟人,他们就帮钟锤找工作,许多单位都联系过了,只要不进国家机关、专政机关,其他单位你想去那就去那。这让钟锤特别反感:这个国家已经把自己排折在外了。

  钟锤父亲过去在市委工业部基建处工作,跟那些大企业的厂长们比较熟悉,就把钟锤安排到第二通用机器厂。这是个上万人的大厂。钟锤分在修理车间。工厂在西郊,进城不太方便,骑单车跑,要用四十多分钟。

  钟锤由一个大名鼎鼎的红卫兵司令,最终变成了一个普通工人,这是他连想都没有想到的。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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