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职场菜鸟王大锤正在求职，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自己的完美人生：“升职加薪、当上总经理、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随着《万万没想到》网剧的现象级火热，这一句话成了一时的潮流和经典，担任CEO也成了成功人士的标配。
有趣的是，在王大锤说出这句话的那一年，移动互联网大潮降临了：李彦宏立下了从PC互联网转型为移动互联网的决心，腾讯用1500万元投资了刚起步不久的滴滴打车，阿里则通过对UC浏览器、新浪微博、高德地图等项目的投资开启了新的布局。
在头部的BAT逐渐成型并开始聚焦移动互联网的入口时，整个中国也都涌现出了持续不断的创新热潮，“终端+应用”双引擎正在驱动中国移动互联网走向进一步的繁荣。一年后，在一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移动互联网进入了全新的篇章，风头甚至开始盖过房地产。
从那时起，“出任CEO、走上人生巅峰”不再是职场新人可望不可及的梦想，在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五角场，CEO名片与时代带来的机遇一样，随处可见。
而当我们把时间拨回到眼下的2019，CEO这份职业却不再那么稳定了。
一、企业业务不佳、董事会分歧/管理层变革、道德问题导致离职
在刚刚过去的几天里，就发生了几起相关事件：9月25日的24小时内，三位来自知名企业WeWork、eBay和Juul的CEO陆续辞职，引发讨论；讨论的热潮还未平息，早在5月份就宣布离职的百度搜索CEO向海龙又陷入了“辞职还是开除”的罗生门。
根据高管培训公司Challenger，Gray&Christmas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019年共有1009名美国公司CEO离职，高于2008年经济陷入金融危机时的水平，位列历年第一；在这其中，我们关注的科技领域，2019年以134人的离职人数位列领域排行第二，仅低于政府/非营利部门，较去年同期统计离职的99人增长34%。
CEO离职率大幅增加这一现象也并不局限于美国，我们进行梳理后发现，在国内，同样在2019年发生了不少CEO职位变动。
那么，为什么是科技领域？为什么是2019？怀着这些疑问，猎云网根据公开报道对今年国内外知名企业的CEO离职情况进行了盘点，并希望对其表象背后的原因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根据这份知名企业CEO离职盘点，我们可以看出，CEO离职与所在领域似乎并无太大关系。而在离职原因中，企业业务不佳、董事会分歧/管理层变革、以及道德原因成了最常见的离职原因。
以WeWork联合创始人亚当·诺依曼(Adam Neumann)同意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为例。据彭博社此前报道，软银集团曾敦促其搁置IPO计划，但WeWork却无视软银警告，开启IPO路演。WeWork自降身价IPO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给软银造成了巨大的投资损失，针对WeWork估值的暴跌，该公司大股东软银集团和其他股东曾向他发起攻击。
然而，即使诺依曼坚持，却最终因为市场反应无奈决定将WeWork IPO的时间向后推迟。
一面是WeWork的估值下降，另一面是与股东软银的巨大分歧，最终，在We Company召开的由7人组成的董事会会议上，为了说服诺依曼辞职，软银设法争取到了董事会中多数的人。随后，诺依曼公开表示离职，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近几周来，针对我的审查已经成为一种重大的干扰，我已经认为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
在诺依曼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企业业务不佳以及董事会分歧巨大直接导致了他的离职。
除此以外，因丑闻离职的CEO数量也并不少。根据Challenger，Gray&Christmas的数据显示，7月有六名首席执行长因丑闻离职，今年迄今共有16人因此原因离职。
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国内CEO离职，可以看到，其中，包括电竞在内的文娱领域出现6起离职，位居行业第一，其次是体育。
这背后与行业变化不无关系。
文娱领域正在受大环境和政策的压缩：随着近年中国文娱上市企业集中度不断提升，巨头企业的资源聚拢效应显著，强者更强的行业格局或已形成，其中阿里系、腾讯系两强，今日系异军突起，文娱行业已经逐渐进入寡头时代。而在2018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政策，包括游戏行业、影视行业等细分领域都经历了数个政策层面的变化，以遏制行业乱象，倒逼产业进行自我出清。
在体育领域，也有一些有趣的共性，2019年1月，阿里巴巴集团宣布阿里体育CEO张大钟离任；2019年9月，万达体育中国公司CEO杨东为离职。这背后，是体育产业彻底进入考验精细化运营的存量时代，阿里、万达在高举高打进入体育产业后，面临着经济周期大调整下的商业变现困境，CEO需要承担新的历史任务。于是，最终二人离开后，都由母公司的“老人”接手，期望通过调整将体育产业融入母平台。
而在离职原因方面，除去正常的人事变动以外，企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或发生管理层动荡，需要进行管理层变革成为了最常见的原因；其次便是因为业绩不佳或丑闻被问责，于是辞职；当然，也有不少CEO因为个人原因进入了新的人生征程。
二、大环境正在变化：经济形势放缓、移动互联网红利期结束
据上周的一项调查显示，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和全球增长放缓导致美国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下调了对美国经济的展望。
而放眼国内，移动互联网发展也正在迎来新的变革。
今年7月，QuestMobile发布了《中国移动互联网2019半年大报告》。报告显示，随着城乡差距的进一步缩短，移动互联网人口红利天花板已至。数据显示， 2018 年全年，中国移动互联网月活用户规模净增 4607 万，而 2019 年这一增长趋势逐步放缓， 2019 年第二季度移动互联网用户净减 200 万，中国移动互联网月活跃用户规模达到11.38亿，同比增速首次跌至4%以下。
当移动互联网红利消失，移动互联网的流量争夺基本进入存量阶段，未来将不会更多地强调人口红利，想要赢得用户使用时间，需要更硬核的企业实力和资本来争夺了，企业和资本都迎来了新的挑战。
1、企业竞争加剧
移动互联网竞争趋于白热化，龙头仍然领先。
在流量入口方面，巨头的护城河牢不可破，且对市场的争夺愈加激烈。数据显示，BAT三家公司的渗透率均超过89%，腾讯的渗透率甚至达到了97.8%。与渗透率有着相同结果的是，BAT和字节跳动对全网时长的占用也已达到73.7%。
巨头们除了抢占用户和时间，也更加重视商业化和变现能力的提升，2019年在广告收入的争夺上，它们都将面临更加复杂和艰巨的竞争。
而BAT的日子也算不上好过，《中国移动互联网2019半年大报告》显示，行业竞争加剧，用户在多平台之间徘徊，打开短视频APP的个数涨至1.7个。如字节跳动在如今凭借短视频产品逆势突围，去重后的月活用户规模同比增长达到26.6%，而BAT的增速为2%至4%。
当BAT面临激烈竞争的同时，各垂直领域中的中部企业也进入了最后厮杀阶段。有一定发展时间的体育行业、旅游服务行业、内容行业、直播行业都逐渐进入洗牌期，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正在被压缩。例如，旅游服务行业的头部企业通过渠道下沉、构建线下门店获得用户规模的高速增长，行业TOP4 APP用户份额超过80%，马太效应突出。
这样的情况下，老玩家开始寻找新的红利，如下沉市场；新玩家则需要寻找全新的赛道。但整体而言，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互联网生态成了竞争的重要助力，市场的争夺、拓展成为主要的竞争方式，变现能力也成为互联网企业越发强调并为之努力的方向。
2、资本也在步入寒冬
2018年下半年，一众新经济企业赴美、赴港上市，但投资人期待中的回报收割并没有出现。紧随其后的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直接把“项目估值虚高”的残酷现实摆在了投资人面前。
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热潮带动的“人民币基金崛起，与美元基金双分天下”的局面也开始被打破，2018年前11个月，人民币基金募资额超9000亿，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6%，2018年大规模的“募资难”导致了2019年人民币投资产生断崖式下跌。
CVSource投中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VC/PE募集完成基金数量同比下降了 51.69%，总规模则下降30.17%了。7月份颓势继续，工商资料显示，2019年7月工商新注册基金数量236支，同比2018年7月的352支下降32.95%。
过去的一年中，资本本身的发展环境并不乐观，且很多企业并没有给到资本想看到的成绩单，而这样的现象或许还将蔓延，作为对之前过渡追求增长和估值的市场修正。
三、CEO职业要求正在步入拐点
这样的梳理下，大型企业CEO频繁更替的原因出现了。
1、停滞不前的CEO将无法度过新的竞争
如果说过去5年是创业的黄金时代，那这一时代毫无疑问已经走向尾声。会讲故事、有好模式就能获得青睐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
投资人和市场对CEO的要求正在逐步提高，这个市场只会留给在最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老人们。
一方面，CEO需要精打细算，增加项目造血能力，因为寒冬里投资人会更注重财务数据、经济模型的健康程度，过去烧钱出现的规模效应企业将极少出现；另一方面，CEO也进入了精英创业者时代，对行业认知、技术能力、人脉资源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在这个消费互联网转入产业互联网的当口，如果说消费互联网适合年轻人，那产业互联网对CEO的综合实力要求将会越来越高。
2、公司董事会的整体容忍度发生了变化
过去一年中，Uber和Lyft等公司在没有明确盈利途径的情况下上市，随后出现的股价低迷态势；国内，燃财经曾给出了这样的数据统计：2018年以来，国内共有46家新经济公司在美股或港股上市，其中2018年33家，2019年至今13家。然而，截至2019年6月，相比上市首日收盘价，这46家上市公司中，有40家股价下跌，占比高达87%。
因此，投资者对于企业的担心开始增长：押注于过去10年引领行业的成长型创业企业是否是好的想法，尤其是面对经济低迷时期。
投资者开始不耐心了。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索南菲尔德则直接指出，目前大型企业CEO频繁更替的最重要原因，是公司董事会的整体容忍度发生了变化。
有专家分析指出，由于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舆论更倾向于问责制。这样的情况下，CEO离职则成了企业成绩不好的常见解决途径。
3、CEO为什么丑闻频出？
普华永道在报告中对“为什么CEO越来越不道德”的现象做出了分析，报告称，数字时代所有的信息都会在网上留下痕迹，使得高官们不得不加强自身的透明度和洁身自好，否则不论是公司内部的揭露者，还是潜伏在暗处的黑客都可以让他们的真实面目曝光于公众面前。
与此同时，公众对于各大公司的负面新闻、不道德行为的容忍度越来越低，这些民意能够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司公众形象、进而引发估值变化，这让公司格外重视。且7/24小时工作制的数字媒体和社交平台，会让一些过去认为只是小瑕疵的道德问题迅速被放大，甚至形成公司危机。
这样的情况下，公众担心CEO们歪曲了价值衡量标准，因此CEO在企业或自身出现丑闻时，都将被推倒风口浪尖承担必要的责任。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就如此表示：大权在握就可以乱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即便是高高在上的CEO们也要跟群众一样，接受道德的约束；公司的董事会和投资人也不再会容忍一个业绩不错、但是却在生活上有瑕疵的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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