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曾听说过“外来户”这个字眼，那时只专心于玩耍，“外来户”指的是谁？从未想过。因为我从小就出生在外祖父家的村里，我怎么能是外来户呢？我们家跟祖父的大侄子的大儿家、二侄子家住的很近，二舅家的小美和大表哥家的小丽是我小时候的玩伴。小美比我们大一岁，她总是控制着我们跟谁玩，所以我小时候的朋友不多。我们在小美家玩的时候，小美的娘常是扯着嗓子泼骂，因为死了一只鸡或死了一只鸭。小美的大大是大队里的“二官”，谁敢冒犯她家？我们的玩耍也受她的指狗骂鸡的咒骂的惊扰。不玩了，回家。走到家里，就感觉家里的气氛也阴郁了。我还听母亲说过：“人家算卦的说的没错，我就是个受气布袋。”有一两次，小美竟然决定也不跟我玩了，被朋友抛弃的感觉真难受。小丽是我们三个小孩中最活泼的，很有大人缘。小丽的爷爷是县里一个部门的领导，她家在村里的地位尤为凸显。小丽每年都去县城她奶奶家住上一阵子，每次回来，她都在村口下车跑着回家，村里的男女老幼没有不问她两句的。有一次，我跟着小丽到木匠继存家玩，我们都在专心致志的摆弄木条的时候，小丽的弟弟长江拿着一根棍子很突然砸在我头上。顿时，我的泪在眼里盘旋着，我抬头搜寻关注我的目光，控制着即将撇开的嘴放出哭声。小丽的娘和四周的大人们还在那儿叽哩嘎啦，没有一个人看我。我终于没有哭出来。在我们家里，我最受父母呵护。当两个哥哥惹着我的时候，我就哭着告诉父母。要么是母亲把哥哥训斥一顿，要么是父亲赏给我一根木棍，说：“扛着棍子追他们去，追上谁就打谁。”两个哥哥在门外偷听到我的告状后，哧溜就跑远了。我扛着棍子满街追，追着追着气就消了，最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追了。其实两个哥哥对我很好，我就是窝里横而已。记得有一回生产队里杀猪，不知是谁给了哥哥煮熟的猪血，两个哥哥急匆匆拿家来跟我分享，三只小脏手从小水筲里捞着美美的吃，至今温馨着手足之情。姐姐对我也很好。我在上一年级时，因为不会背《雷锋过桥》，挨了老师的打。放学时下雨，姐姐背我回家，路上爬崖子头时，姐姐滑了一跤，还气得我用手打她的头。姐姐还是把我背到家，就那么无怨无悔。
那个时候，我见过一件看起来热闹，其实让人心里极不舒服的稀奇事：游街。被游街的人反绑着手臂，头上戴着个白纸卷成的帽子，弓着腰背，耷拉着头脸。后面是大队里找的参与运动的积极分子，手里拿铁皮筒子喇叭，不知大呼小叫的说些什么。家里的人听见都出来看。大人们站在自家门口远远地看（曾无偿给自家孩子捏过胳膊捋过腿的人，怎好意思就近看他这般受辱），小孩们都跑到路上缀着看，还有几个半大小子对着游街的人踹上几脚，啐上几口。不知是被书本上地主剥削农民的题目惹恼还是被当时的运动所鼓舞。被游街的人是本村的土地主，就是比别人家多积攒几亩地被戴上了地主帽子。据说地主家的女人们一年到头甚至吃不上几顿菜，由当家婆婆每人发两瓣蒜就一顿饭。真是时乖命蹇。运动给手里掌权的人提供了整人的机会和舞台。这个运动还方兴未艾，如火如荼。我还记得各村的男女劳力到肖庄开批斗大会，女人们还不允许带“活”去（那时，生产队集体劳动，半晌歇一次妇女们常带着鞋底子、麻线、袜垫子等等，在歇工时，就干自己拿的活。）。小孩子们看着浩浩荡荡的队伍也被吸引进去，至于那个会开得多么轰轰烈烈，不是我们那个年龄所关心的。后来在耳畔听说只有两个女儿的薛老妈子被整的很狠。
随着运动的愈燃愈烈，我家也被紧张惊惧笼罩了。终于有一天，父亲被从次丘公社来的人抓走了，我老家里人急得求爷爷告奶奶，父亲没有被放出来，并且还对他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审判。各庄的重要人物都参加了大会，其中“二官”的一个爪牙还在大会上对我父亲施以拳脚。对于当时还年轻的父亲，把尊严看得比天高的人，是何等的耻辱、心罚啊！是孱弱的家一直在他心里，忍！我母亲心惊胆战的在村口等着消息，孩子们有的扯着她的衣角，有的在她怀里，都那么惊恐不安。终于看见村里去开会的人又回来的了，有的人看见我母亲，神情郑重喊一声老陈姐姐、老陈姑、姑奶奶就走了，唯独母亲大爷家的“二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犹如凯旋而归。母亲走向前去想探问一声，他连理也不理。我父亲被打为走资派，每天晚上和“黑五类”（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的统称）一起开会，早晨扫大街。有时我半夜醒来，听见父母嘁嘁嚓嚓的说话声，就感觉黑暗中弥漫着冤屈愤懑反思无奈和惊恐戚戚。所以我从小就胆小怕事、怕恶人。父亲每天早晨天不亮就把街扫完了，他怕被姐姐哥哥的同学撞见，怕姐姐哥哥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多数人的内心都是公正的评判事的。哥哥姐姐还是学习很好，讨人喜欢，没人欺负两个哥哥。我姐姐跟“二官”家的娇儿子建国一个班，建国从小就是个淘气的孩子，他伙同一些个顽劣男生要么在我姐后面拽她的辫子，要么就是往她褂子上弄几滴钢笔水，或是在他们桌子的外沿上涂上铅笔沫子或粉笔沫子，弄脏我姐的衣服。有一次，我姐姐被他们气的背着书包回家了。我母亲在放学的路上瞅住了建国，给他说了好多话。从那他就不再找我姐的事了。
三队的刘彦云舅没有孩子。没事时，他总爱走到我们那儿停下来，看见我两个哥哥就抱起来亲亲他们。有一次，他家的大妗子在我母亲面前夸奖两个哥哥，碰巧“二官”赶上，不知是他自言自语还是说给别人听“老虎一只山大王，老鼠一窝只打洞”。后来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那时我家的新瓦屋已盖好，二哥和我跟着父母住在新屋里，屋里没有啥稀罕值钱东西，一般都是出不掩户。晚上二哥睡得早，母亲刷锅喂猪，就着灯明，父亲跟姐姐大哥谈学习。突然他们听见二哥很响亮、很怪异的哭声，我父母赶紧跑出去看。二哥光着屁股也跑出来了，只闭着眼哭问啥也不知道。从此以后，二哥每天晚上必醒一次，醒了就闭着眼大哭，怎么哄也不管用，直到哭着再睡着，白天也不耽搁玩。一开始，母亲认为是睡癔症了。可每晚如此，母亲不耐烦了，就嚷二哥：“你说你哭啥？”二哥闭着眼边哭边说：“我看见了，是小得岁，戴着帽子，掐我的脖子。”母亲说：“你闭着眼咋看见何得岁的？胡说八道的。”后来在银行工作的灿肖舅请次丘医院里的张振岩大夫给他父亲诊病，我母亲把二哥的情况给他说了说，张大夫医好了二哥的病。善良的人们永远想不到坏人的奸邪。 (人生哲理 )
被批斗的阴霾总是挥之不去。父亲晚上和黑五类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次次被戳伤尊严，心遭凌厉。父亲的内心非常苦闷。这时的苦闷与初来闫高庄时的苦闷截然不同，那时是初在异乡为异客，纯粹的孤独，到农场洼里吹几声笛子就敞亮多了。这时的苦闷特别需要朋友的力量。父亲没有朋友（他渐渐吸上了呛人的卷旱烟，呛得我咳嗽他也浑然不知。），黑五类和走资派的父亲被迫彼此冷漠着。父亲的小友金岁也不在了，金岁是个心灵未被人世熏染的少年，不知何时，他迷恋上了我父亲，每天至少到我家打一头，常缀着我父亲，特别是晚上，蹲在我家厨房的柴禾窝里，痴迷的听我父亲讲历史故事、名人趣事、孙子兵法、天文地理美术音乐等等。不光是金岁的纯真好学打动了父亲，从小没娘的相同身世让父亲对金岁也特别爱怜。不幸的是可怜的金岁不知得了什么病，在临终时还要求他父亲给他买个口琴，说：“等我病好了，跟我陈姑夫学吹口琴”被生活忽略的可怜的孩子夭亡了。他大概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为他痛惜。父亲教化人的能力是与众不同的。他有一次到郑楼中学当化学老师的机会。当他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时，内心无比欣喜，各种情感在他心里翻涌着，升腾着要把世间一切污浊都净化的心力，最终的感觉是脱离了苦海，踏上自己歆慕的道路。父亲借好了书本，备好了课，换上了一双新鞋，还未走向讲台，这条路就被“二官”堵上了。看着我父亲永远在他手心里掌控，如坠深渊，他大概在冷笑吧。我的父亲比路遥写的高家林的人生转折的还快。
冬天村里的男劳力都出夫挖河，父亲也去了，被安排跟伊庄的田生住一个窝棚。田生说话、做事一根筋，如果他认为别人冒犯了自己，就像抵人的牛一样直逼着别人。没人跟他打火。田生力气大，干活不惜力。每晚睡觉时，身上出的汗热气腾腾，父亲起来给他拿下一些披盖，还帮他做些事。他从不领情，还刻意隔阂着我父亲。不知过了多久，我们在家里听说出夫的要回来了。母亲忙着擀面条，姐姐哥哥跑着去迎父亲，我在后面紧赶，他们还轮流背我，走到一片小树林，我们就不知道往哪走了，姐姐哥哥决定在小树林里等父亲。他们谈论着父亲，“我还真想咱大大哩”，“咱大大得啥时候到？”“咱大大挖的河有黄河长吗？”——后来我就不记得怎么回家的了。
出夫回来，父亲每天晚上、傍明背着粪箕子出去拾粪。有一天晚上，父亲的铁锹和另一支铁锹同时去锄一泡粪，父亲觉察到另一支锹，赶紧把自己的瑟缩回来，朦胧中有一个温暖的声音让父亲无比感动，“姑夫，你锄着吧。”是二队里的根银，父亲让他锄，他执意让父亲锄着。诚挚的礼让激活了了父亲那深深的心潭。从此父亲每天拾粪时就有了一个朋友，有时候两个人既使谁都不说话，在一起卷支旱烟抽完，就能体会到朋友的温暖。后来根银哥还借钱给父亲盖屋子。还有献迪哥，告诉我父亲到东平湖里拉苇子，织苇簿子。我们搬家以后，听说根臣哥壮年早逝了，真让人心疼。我母亲至今感叹：咱就没报恁根银哥的情。
在运动接近尾声时，大队支书献礼专门开会给我父亲平反，纠错，非常隆重。父亲感动得声泪俱下，还在大会上作了感人肺腑的发言。老人们的评价是：“看人家陈客（kei）说的，真不是一般的文化人。”从此我家里常有人来找父亲写信（在五六十年代，我们这片里有很多因为运动、饥饿带着家人下东北混的。当一切都好起来后，彼此才记挂起远方的亲人来。），父亲让他们说说要写的事，等人家走后，他再酝酿润色，一挥而就。第二天人家来取信时，父亲就把它念给人家听一遍，人家听后非常叹服：“姑夫，你把俺想说说不出来的都写纸上了。”父亲的笔杆子不知为人家写过多少封信，为人们传递着亲情和乡情。父亲很想让大家接纳自己，也好像觉得自己有了用武之地，很乐意为大家做事。
后来，我到小朋友家玩时，经常有大人们问我：“小娟，你家要搬走了，是真的吗？”“我不知道。”好像也有人问母亲这个问题，她专门交代我：要有人问你搬家吗，你就说：“不走。”我只知道玩，不去琢磨啥意思，有谁再问我时，我就机械地说：“俺娘说的不走。”终于有一天我才知道什么是“走了”。我们家的东西全都被装到三队的大车上，几乎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我家送别，看看。我姥娘躺在床上直哭，哭得我很难过，有很多人在劝她。还记得姥娘在我们家遇到不公正待遇时，气的扯着嗓子骂街：“恁些王八的孙子，恁欺负我绝户——”大车启动时，我们队的队长往大车上放了半袋麦子。
十八载的客居生活就在这一刻隆重结束，新的生活在父亲的心头憧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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