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册）》是一本由(英) E.P.汤普森 (Thompson,E.P.)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103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册）》精选点评：
●感觉自己有必要看一点关于卫斯理宗的书了……
●非常棒的历史著作，今年读的最佳历史书之一
●要了解汤普森的思想不能不读这本书吧 而其中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为一直被污名化的卢德运动从而也为人民自发的激进的革命运动与阶级斗争正了名，最终为common people正了名。 但是，其中间或体现出来的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拒斥和对古典经济理论的哂笑不能不被认为是危险的事项，他对田园经历、宗教色彩和保守主义对阶级意识的贡献以及英国工人的自主联合似乎灌注了过多的感情。这里还只是隐患，到了《共有的习惯》一书里，其回到否定的否定发展了的“学徒制”和“自由人的公社联合体”的倾向就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诗人本质的浪漫主义田园倾向。而这种倾向被安德森称为“新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新空想主义”的端倪。而用翻译了卡利尼科斯给汤普森的悼文的译者的一句话说：“这结论似乎是走得过于远了！”
●这书才这么点分？！
●结构是真的混乱……但写的很好
●工人阶级形成的微观心态史。资本主义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现代化了，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现代精英们仅凭想象和理性来操作世界的一次尝试，对于底层来说，唯有某种程度上退回传统的观念与生活方式里，才能得以自保。工人阶级也就这么形成了。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同构，在这里再次得到验证。当今社会的阶层意识，形成过程其实也是如此，它想要往前走一步形成共同体，其方法上往往是后退而寻求原教旨意义上的道德事物。
●细致入微，恢宏，就是太长了…读的糊涂
●看家书常读常新。
●阶级意识的觉醒是阶级形成的标志。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不单单是为了改善福利，还希望恢复劳动的成就感以及恢复对家庭的支配权。一个是追求事业的成就，一个是追求家庭的幸福。这两种自主权，实际都是对自由的向往。本书开创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帮助人们重新想起工人阶级在自我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苦恼、英雄事迹和理想追求。
●好。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册）》读后感(一)：你在一个群体里有强烈的归属感，而且这个群体足够大，那就离阶级不远了
汤普森这本《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英国传统的，尤其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主线来解释历史发展的动因。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工人阶级，着重点在登上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以及历史作用。但是对于工人阶级的形成问题，论述很少。汤普森的这本书算是填补了一个空白。因此，这本书成为英国甚至是欧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作。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西方的新史学中的一个流派，它不同于传统的史学，这个学派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研究下层人民的历史，而传统的史学是侧重于写帝王和精英的历史。在传统的历史学观念当中，人民就是被随意摆布的工具，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人民也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应当发掘人民的历史，给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并且对他们的遭遇，应该给予同情和关注。汤普森的这本代表作就是这样一本同情和关注下层人民历史的著作。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册）》读后感(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此书虽然由于细节过于丰富，概述不足，读起来颇有冗杂，但是正式品读过程中却震撼依然。读者能够从作者细致的描述中感受到工业革命启动，进行，高潮等不同阶段给英国社会方方面面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尤其是新生产模式与组织形式的形成促使英国社会内部利益差异日益显化，阶级分野也更为明显。
工人阶级作为新的劳工阶级劳动最多却不及资本与权力所有者一半收益，富者生活豪华奢侈而穷人却凄苦潦倒的贫富差距使得工人阶级对自身处境的关切更为警示。现实的困境加上四种传统的孱入（1.非国教如卫斯理宗的"天国理想"的传播虽然受阻，但是其内部组织形式却残留而且教徒对"圣人国家"的理想也深入骨髓；2. 英国人"生而自由"的民主意识；3.民众自发而无组织的反抗行为；4.法国大革命所激发的英国的"雅各宾"传统），18-19世纪初成为英国工人运动层出不穷，阶级矛盾愈演愈烈的时期。
这充分说明，英国工人阶级既是历史、宗教、政治等外力因素的推动，也是工人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发觉，加强的进程。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多种阶级共同参与，比如中产阶级，精英阶层为维护与索取自身利益，与工人阶级分别都进行过合作，也有背叛。
作者从报刊，档案等大量一首材料中抽丝剥茧，还原了在这个工人阶级觉醒的过程中，工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史实，使得整个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有血有肉，不是一种枯燥的纯粹概述。尤其是下册在叙述卢德运动时，从政府与工人两个视角进行叙述，将整个过程双方的勾心斗角展现得淋漓尽致。颇有非虚构文学的风范，不止停留于细支碎末的史学，而是每一字一句都饱含着生命的喜怒。
实属难得。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册）》读后感(三)：工人阶级这样走上历史舞台
本书是历史学家E•P•汤普森的代表作，这部巨著1963年出版时，他还不满40岁。
本书聚焦于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汤普森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理解阶级：阶级是一种关系，而非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基础。事实上，两个穷人并不必然走到一起，除非他们接受了自己的阶级身份，并相信他们有共同的利益。
汤普森这样来理解阶级，因为当时太多人将阶级的概念庸俗化，将其简化为经济实力的差别，于是，人类中的一部分（穷人）天然成了正义者，而另一部分人（有产者）天然成了坏蛋，不论后者做了什么，前者都有权力惩罚他。
在汤普森看来，阶级是一个文化的过程，是人们接受阶级概念并为它奋斗的经历。于是，英国近代史不再仅仅是民主进化史，它也是阶级萌芽、成长和斗争的历史，两者互相激荡，历史不再呈现为线性发展那么单调、优美和富于逻辑了。
那么，这个文化过程是如何开始的呢？汤普森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有四个奶妈，一是非国教传统，一是英国人“生而自由”的观念，一是民众自发反抗，一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正是它们的合力，才让那些分散在各地、从事不同工种、彼此竞争的人们，真正发现了他们的阶级属性。
1792年3月，8名工人在小酒吧里讨论了生活的艰难，每人出了一便士，形成了第一个工人阶级组织，他们认为议会也应该倾听他们的意见，几周后，这个组织壮大到几百人，接着他们以谋反的罪名被逮捕，差点上了断头台，但最终被宣判为无罪释放。几名发起者很快就在记载中销声匿迹，但无产阶级却从此走上了历史舞台。
事实上，工人阶级并非某个先知点化而成，它完全是自发秩序的产物，它最初要求如此含混，甚至将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混为一谈，但很快它就校正了方向。因为，钱权结合让当时的英国如此堕落，在号称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中，劳动者生活极为艰难，看上去仿佛发生了一场富人对穷人的内战。
不错，从平均数上看，当时英国工人的收入比法国工人高一倍，但汤普森揭破了其中的谎言：平均收入落实到每个家庭，其实是少数人的天堂和多数人濒临破产，这是推动英国工人阶级从认同到运动的关键力量。
令人敬佩的是，汤普森不仅展现工人阶级发展的客观过程，还精描了人们主观心态的变迁，他通过几十个侧面来刻画人们为什么将自己看成是工人阶级，这让本书成了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甚至可以这样看：汤普森是以工人阶级为经线，串起了整个英国近代历史，作者惊人的博学与敏锐的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
如果你只想读一本英国近代史，那么，这本书就是最佳选择。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册）》读后感(四)：读后感
读《工人阶级》后的想法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开枝散叶式的历史书写方式于我而言极具冲击，其特别之处在于：那些由作者苦心孤诣从史料边角之间牵拉出来的时代线索，并不旨在一种“宏阔”的历史场景的布置，或是由堆叠证据而产生出某种结论的说服力——诸如此类的推导方法已经成为我们阅读史著的期待定式；相反，汤普森在书中传达出“拆解”和“曲折”的取向。一个典型的阅读经历便是，同一个历史名词出现在各个章节时会呈现出多异的褒贬色彩，其对于工人群体的影响方向是多面甚至矛盾的。比如“卫斯理宗”这一概念，它既可以指代哄抬狂迷与严戒的原教旨风潮，也可指向新教徒传统中的民主政治信仰，对于底层信徒而言，这种教理在规约着他们的同时极具激进的感召力，让他们满足于“千年至福”的偏狭理想，而又不满足于世俗的挫败与不自由，“卫斯理”在书中正是如此轮享着心理病态与精神能量的角色。也因此，我时常怀疑自己误读了前文，需要不断回翻并检查概念，最终却往往发现历史逻辑的疏通比我想象的更具多样性。也正是在艰涩所包含的阅读反思中，我渐渐体会到书中看似无序和散漫的叙述其实是被精心构建起来的，每一条线索的分径并不是由于历史判断的迷失，而是为了并不那样快的导向结论的终局——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汤普森长期以来由于“理论”的贫乏而受人诟病，却没有人会否认本书作为“方法”的开创性价值。
汤普森在书中这样写道：“其中的每个传统，若无另一种作为补充，就都不会强盛下去。”由此可以看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并不是一本要颠覆历史结构主义或是拒绝理论性阐释的作品，其之所以被看成是与传统历史学理论的离经叛道，关键在于他认为显而易见的因果链的秩序只能反映时代势力互动、调和、竞争的最终后果，却无法反映历史主体的真实行动和意愿。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经对本书评论道：“汤普森的主题是前工业社会的劳工重构凌乱世界的努力，而不是他们努力的最终结果——不是完全意想的。”也就是说，汤普森所谓对于理论框架的不信任并不是在质疑理论之于研究对象的有效性，而在于它所可能造成的对于真实的研究对象语言的掩盖和损害。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历史学家所需要的工作不再是建立平面的联系与推导，而是架构出一种“生态性”的还原体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本书最打动我之处，正在于这种看似杂乱的“生态性”对历史所有可能时态的涵盖，那些已经发生或形成的事物、正在发生却被打断的事物、还有暗潮之下呼之欲出却被无限延宕的事物，被不加分类地罗列在书中，构成了18-19世纪英国阶级文化的整体想象。其中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汤普森为宪政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领袖与英雄谱传，对新兴上层阶级中勃发力量的描述、历史传奇事迹甚至个人崇拜话语的续用，看似和工人阶级的主题不相融合，但汤普森在这里想要传达的正是一种失败者的历史遗产、一种创造历史与被历史毁灭同时进行着的偶然意味。这种悲剧氛围很可能被当时民众所感知，却被现代化的历史记录标准遗失，而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作为一条夭折却极具潜能的历史道路得以再现。——而这也正是汤普森对工人阶级研究的历史意义的倚重所在。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百科全书式的记叙手法无法一言蔽之，然而书中的三个部分之间仍然伏埋着某种问题意识的推进过程。第一部分着重于英国民族文化尤其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宗教与思想“传统”在工业革命期间政治氛围中的流传；第二部分着重于底层民众如何“经历”现代化转折时期的劳动方式、生活样态、社会地位、人际关系的变迁，这种“经历”糅杂了民众对于历史记忆和历史经验的独特理解；第三部分着重于“组织”的缓慢形成对于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培养，并且决定了工人阶级历史行动的特定路径。汤普森的研究逻辑始终是围绕主体在历史中的不同表达形态而展开的，在《理论的贫乏》中他这样说道：“作为主体，男人和女人回归到理论……不是作为自治的主体，‘自由主体’，而是作为对于已确定的生产环境、人际关系进行体验的个体，作为需要和利益以及对手，然后在他们的意识和文化之内，用非常复杂的……方式，‘处理’这种经验，然后……回过头来在确定的情形中行事。”历史学家如何看待自己与历史上其他社会存在之间的能动与局限，决定了其研究范式对“历史理性”的不同理解。作为历史社会学发源的18世纪启蒙运动将理性作为一种绝对道德和国家的理想形态，其进入历史的方式是通过建构规律与概念来恢复进步价值，这种方法的前提就是取消了历史主体对于发展趋势和自身处境的自觉认识可能。19世纪末期，唯物史观的贡献在于承认不同文明、社会、人群对于社会存在理性反应，因此“历史理性”构成普遍模式却不存在普世形式。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在20世纪初期发生的帝国的崩溃、革命的兴起，都在一定程度上应证了人类意识中更加隐蔽和不可控制的一面。现实政治世界中不断发生的权力策略的破产促使历史社会学重新对权威体制的有效性和公正性进行评判，促进了内部理论的更新换代。和无政府与共产主义学术思潮同代的汤普森式“历史理性”认为，历史主体对于内在和外在的不相协调具有敏感和明确的判断，对差异的感知造成了或为适应或为抵抗的行动策略——这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机械理性完全不同，汤普森相信“工人阶级造就了自身”，因为主体性最为实在的来源是主体心灵的标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那句著名表述“人们终究有能力表明他们自己是理性和道德的体现者”可以做两重含义的理解：第一个层次是，并不存在一种准则性质的“历史理性”可以对历史主体的行为进以解释，理性是被“表明”的，而并不构成历史动因，从属阶级渴望被表明的期望、努力和实际被表明的能力才真正构成了个人与社会的联系，这种建立联系的“理性”潜力近乎本能，甚至包括了不受任何操控的无意识而达成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汤普森发现了文化分析的理论价值；第二个层次是，理性和道德终究只能够在历史情境下进行理解，帕森斯所提倡的“理性化进程”很可能暗示着一种具有权力意味的历史话语的整合，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对理论框架的拆散正是问题由“是否是”向“如何是”的转向。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不管从史料的详备程度，还是从方法的创新意义而言都让人心生敬意，但在阅读过程中我仍然产生了一些未经解答的问题和困惑。首先，汤普森关于阶级的范畴杂合了18世纪民族国家建立认同的过程背景，书中所描绘的英法工人群体之间的合作伴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爆发，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矛盾被简单对立为底层与政府之间的张力，这也是因为汤普森对于理论的割舍使其在处理广泛的范畴时无法进行细化。其次，《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注重描绘工人阶级对于文化资源的利用，然而文化资源从另一个角度同样具有文化壁垒的侧面。即使工人阶级能够产生理解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自为”意识，然而这种意识极有可能会导致一种“洞察”的自我限定。这种限定往往涉及到工人阶级对于社会他者的眼光以及对于物质差异的结构性回应，而这正是汤普森有所忽略之处。因此，尽管他对工人阶级背后还未发生的历史形势的雏形有所顾及，却并没有解答其中可能隐藏的影响因素。最后，汤普森尽管分析的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工人阶级，但他对其中的人的认识仍然沿用自然主义的理念，而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来临之后最为重要的异化问题。商品交换的奴役、分工对于主体的割裂、自由市场对于人的价值理性的破坏，都使劳动从一种人的生命本质渐渐转变为外在自身、反对自身的异化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汤普森对于工人主体的判断仍然具有某种本质主义的倾和过多理想主义的色彩。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册）》读后感(五)：汤普森简短生平
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P.汤普森）1924年出生于英国牛津一个卫斯理宗传教士家庭。
他的父亲爱德华·约翰·汤普森是一位诗人、作家，曾经长期在印度工作，写过一些关于自己印度经历的小说和诗歌，特别欣赏印度诗人泰戈尔，1913年，他还曾经亲自拜访了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他也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很大（可能与他在印度长期生活有关），同情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被后人认为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与许多印度政要私交很深。尼赫鲁和甘地曾经亲自到他们家拜访，尼赫鲁还曾教年幼的E.P.汤普森上板球击球课。[1]可以确定，汤普森一生对文学和历史的爱好以及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倾向与其父亲的言传身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汤普森的哥哥威廉·弗兰克·汤普森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并在大学期间就加入了英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加入军队，对于哥哥在这段时间内的思想情况，汤普森在他的另一本书《越过边境》（Beyond the Frontier）中写道“他的爱国主义、反法西斯主义以及对苏联的坚定支持齐头并进”。1944年，弗兰克·汤普森在保加利亚的战斗中被保加利亚法西斯政府俘获，最终被杀害。弗兰克牺牲后， 他的日记等物品被转交给家人。 通过阅读这些日记， 汤普森关于在英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得到进一步的加强。[2]哥哥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后者也在后来也写了两本书[3]纪念他的兄长。可以说，哥哥弗兰克是汤普森参加共产党并投身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路人和精神导师。
汤普森在年轻时期就学于牛津龙小学[4]和金斯伍德学院[5]。1941年初，他前往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6]就读，一开始攻读的是文学，后转为历史学，并很快参与到了那里的左翼政治之中。[7]1942年，在兄长的影响下于这里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并当选为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主席。不久后，他离开学校应征入伍，并在意大利战役中作为坦克部队的一员加入战斗。战争结束后，他返回剑桥继续修学。
1946年，他与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和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等人联合成立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简称为CPHG）,这个组织被誉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孵化器”，1952年，他们联合发行了极具影响力的史学杂志《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
1948年，他成为利兹大学的讲师，这一工作持续了十七年。1955年，在他还是共产党员时，他根据讲课时的讲稿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主要学术著作《威廉·莫尔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1956年，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几个月后，“秘密报告”传入西方，引起了极大震动，汤普森等人向党的领导层提出， 在英国共产党内办一份杂志， 通过思想争鸣来推动党内的建设。 随后汤普森等人在党内创办了评论杂志，命名为《理性者》（The reasoner），与当时的英国共产党领袖爆发了激烈争论，不久便迫于压力停刊。6个月后，因不满苏联入侵匈牙利以及英国工党政府勾结法国和以色列发动了苏伊士运河事件的行径，他和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宣布退出共产党，但在这之后，他仍然坚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者”。
1957年，他创办了与主流的马克思主义者观点不同的杂志《新理性者》（The New Reasoner），在这本刊物中，汤普森激烈批评了斯大林主义并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进行批判，提出关注人的意识、能动性、道德等因素，基本确立了其后半生的研究方向。也是在这段时间内，他发表了许多文艺评论文章，对当时声名鹊起的乔治·奥威尔以及他所代表的反共文化潮流进行批评。
1960年，《新理性者》与另一本左派杂志《大学和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合并为《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自那之后，舆论将汤普森等史学家视为“新左派”。
1962年，汤普森在杂志出版和学术观点的一些问题上与其他人观念不同，因此放弃了在杂志上的工作，专心于利兹大学任教，杂志工作由同为左派知识分子的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接管。
1963年，他出版了花费他大量心血的传世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本书自出版以来就受到了广泛关注，批评与赞誉兼有之。对国际史学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1965年，汤普森在新成立的沃里克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担任第一任主任，从事对英国18世纪的历史研究工作，同时开展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工作，在这里，汤普森总是向学生们强调“以人为中心”以及“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为新史学的开拓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这一工作持续了七年。
20世纪60-70年代，包括佩里·安德森在内的史学家开始受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并形成了第二代“新左派”，他们激烈批评以汤普森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在史学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为此，汤普森发表《理论的贫困及其他》予以驳斥，他在收入该书的一系列论文中反复强调要反对历史研究中教条主义和模式化的倾向,提出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不只是要验证理论,还要再建立理论的观点。这场论争是“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对垒。
当然，《理论的贫困》以及与之相关的论战（如著名的“圣保罗论战”）消耗了汤普森大量的精力，他激烈的言辞也引发了不小的风波，以至于他的好友霍布斯鲍姆曾说“他(汤普森)搁置了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后的对18世纪社会的卓越的研究，而多年投身于反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已故的路易·阿尔都塞的影响的理论斗争。”但萨维尔则认为这段历程是必要而很有价值的，他在为汤普森写的讣告中评价说“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中与阿尔都塞的精彩争辩使得他偏离了研究历史的轨迹，但这一偏离对他而言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有趣的是，虽然汤普森的史学成就巨大，但他本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认为自己是历史学家，在他不算长的共产党员生涯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小组曾盛极一时，但他并没有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而是更喜欢与诗人和小说家在一起，他甚至一直抱有做一个诗人的理想，甚至在70年代他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诗歌理论，在1988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宣称：“文明的未来取决于诗歌。”
而在稍早些，1976年的一次访谈中，他说：“如果告诉你们真相，你会大吃一惊的：我同意写《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因为当时我手头很拮据，而一家出版商想要一部关于1832年到1945年英国工人运动的教科书。”为他作传的作家斯科特·汉密尔顿则认为，汤普森写《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部分原因与当时工人阶级的状况有关，汤普森担心英国工人阶级在美国消费文化的入侵下正在丧失关于自身英雄般历史的记忆。他希望过去的记忆能够鼓舞这个冷漠的工人阶级行动起来，而这些行动能够超越工会和工党只知“肉和蔬菜”的经济主义窠臼。[8]
另外，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汤普森也热衷于反战求和平运动，他在1958年就参加了反战团体“核裁军运动”，他不仅为反战运动发表宣传文章，还亲自参与征募善款和上街游行。1980年春天过后，汤普森逐渐放下了手上的学术研究，积极投身欧洲核裁军协会的相关工作。同时他也为反战运动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尤其是在80年代，他成为英国最著名的核裁军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在此期间，汤普森频繁现身于电视访谈节目中，他还四处奔走，到英国各大城市及海外发表巡回演讲，足迹遍布美国、匈牙利、冰岛等14个国家，他经常组织集会，其中在1980-1982年间，平均每个月出席公共活动多达10次。[9]
1993年8月28日，汤普森因病逝世，享年69岁。
[1] （新西兰）斯科特·汉密尔顿：《理论的危机：E.P.汤普森、新左派与战后英国政治》，程祥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4页。
[2] 戴巧利：《爱德华·汤普森工人阶级形成理论中的唯物史观初探》，载《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7期。
[3] 与其母亲合著的《在欧洲，有一种精神》（There is a Spirit in Europe: A Memoir of Frank Thompson）；以及同样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越过边境》（Beyond the Frontier: the Politics of a Failed Mission, Bulgaria 1944）。
Dragon School,Oxford，是牛津大学的预备学校。
[5] 这是一个卫斯理宗的私立学院。
[6] 又名牛津大学科博斯克利斯蒂学院，是牛津大学最小的学院之一。
[7] 李林洁：《汤普森的文化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8] （新西兰）斯科特·汉密尔顿：《理论的危机：E.P.汤普森、新左派与战后英国政治》，程祥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255页。
[9] 迈克.贝斯，爱德华·汤普森:《作为行为主义者的历史学家》，载张亮：《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