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记》是一本由张柠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46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三城记》精选点评：
●用词脱离时代背景，作者有意卖弄自己的学识，不是一部好作品。
●草草翻过一遍，感觉笔力渐弱。并没有太强的冲击感和共鸣感，知识性更强一些。第三章书斋于我而言比较有现实意义，这是博士生导师张柠老师写给博士生的防抑郁指南~书中某些论辩，很好地体现了作者作为学者的清楚逻辑，但是每个人物都那么清醒，反倒使人物形象模糊了起来，我个人感觉，顾明笛从上海开始的迁徙，是摆脱过去的历程，也是丧失个性的历程。
●3.8 虽然不能称精美但也很值一读，自己老师写的东西全然自己一个圈子的事，很亲切，太多相似的思考。一位58年的人写80后的故事，而且现实中也未显老，因为反思生活的人永远年轻。男性对感情的描写粗糙又直接，真实。喜欢后记！倒行逆施日未晚 24/5/2019
●中间其实写的很精彩 但很可惜结尾有种戛然而止的感觉
●有点流水账
●19.05.26 Sun. 阿姨送的，苟着读完。 清晰可见的专业技术脉络。
●聪明是一种现代的品质，从这一点看，张柠是超前的。其中有很多让我出乎意料的东西，让我会心一笑的东西，我觉得这是真诚的聪明，我愿意推荐。很喜欢
●“学者小说”（？） 有点“聪明脑壳打架”的毛病 面试的时候提到
●这是一部与当下故事密切联系的小说。完稿于2018年，全书有两条主线，一是顾明笛的地理生存空间的变化，二是顾明笛与乌先生的对话中展示出的精神的变化。 主人公顾明迪相继在山海，北京，广州三个现代化大都市生活，然而上海的精致，北京的豪爽，广州的灵动，似乎都不是顾明笛理想的归宿。对他体态的描写从最开始的“缩在沙发上”变成坦然自若地站起来为施老板敬酒，且自如地说出衷心祝福的话，从逃避张到主动前往保定寻找范，从最初的想在文学领域中开疆拓土到意回归农业欲躬耕稼穑……顾明笛显然有了很大变化。 从小说的艺术技巧来说，全知视角，围绕“都市病”主题，日记体的插入、多重线索，城乡结合，对报社、小创业公司、农村生态农场、学术沙龙、环境问题等的描绘有价值，但不足的是，巧合过多，且有些部分过于直浅，刻意痕迹较为明显。
●学者小说和作家小说风格的不同很明显了。描写和技法上专业作家厉害,但像张柠这样的学者,无疑阅历更丰富,身边的事情就是小说,再加上对人生价值的思考,要深刻的多。不足的是,作者像个话痨,把一切都直白的告诉你,说教性质偏多。人生不在于追寻什么价值,而是追寻不同的经历,都是成长。还有，作者的人生经历可能过于顺利，没被女性伤过，有贾宝玉情结，笔下的女性角色都是“完美的”，各有各的好，完全失真，并没有从女性角度写出其成长的挣扎与选择。所有女性都在主人公前展现的是“最好的一面”，而不是全部的面向。本书阅读时,搜微博上的评论出现了熟悉的人名。评论员的工作也不好当，不能直言不讳，说真实的想法，只能说些“片儿汤”话，找些好友评论家互抬轿子，也挺没意思的。
《三城记》读后感(一)：低配版的《青春之歌》
2019年的《青春之歌》……出生在上海的小资产阶级顾明笛遭受都市病的困扰，面临现代性精神困境，在辗转于上海、北京、广州之后终于在乡村实现了自我改造与成长。
全书四章的标题也隐喻着小说的意图。第一章《沙龙》，第二章《世界》，第三章《书斋》，第四章《民间》。从第一章到接下来的几章，寓意着从小众走向大众。第二、第三章，都宣示了如果始终在知识分子的圈子内兜兜转转，那么文青小资对于成长的探索是无用的。无论从上海文青小圈子走到北京的文化人大圈子，还是从从报社这个文化人大圈子转移到大学，两次失败的成长探索都指向第四章《民间》，也就是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亲近土地与自然，从城市走向乡村。
暂且不论顾的这种成长经验对于解决都市人精神困境的有效性与普适性，小说中顾的成长历程，实在是流于表面，尤其是最后走向民间，丝毫看不出顾的选择是多么的自然而然。
小说好在透露了很多学术圈的不成文规矩，很有意思。
《三城记》读后感(二)：命运总是垂青不用准备的人
故事梗概：
顾明笛是上海土著，属于家道富足，衣食无忧的那一挂。父母工作体面，有房有地位。在故事开始时，顾明笛混迹在上海土著的小圈子内厮混，后来决定到北京报社发展，因不适应报社的各种潜规则而辞职，后进入北京高校读博，又因不适应学术圈的潜规则及课题无聊而精神失常。最后南下广州，与之前的同事共同经营网络公司。在广期间结识了劳雨燕（雄安新区土著），萌生离开广州回保定务农的打算……
从故事整体上看，算是没头没尾的，而且整体逻辑很牵强。明明男主最后去了趟保定，但是还是生硬地叫《三城记》。张柠的思路明显在上海和北京那部分有个明显地断裂，在上海，顾明笛还多少有点儿”自由意志”，至少有冲动去体验生活，而到了北京之后，完全就成了背景布。尤其是出去采访的部分，强行弘扬正气了一把，也叫人看着感觉怪怪的。
诚然，作者野心不小，大概是想搞一个《围城》似的，以一个人物的视角写尽小知识分子百态的故事。但是其实并不成功。反倒是书中每个角色的内核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不如说是资产阶级。即便是最后看似贫苦出身的劳雨燕，其实也是个能在雄安新区分到地的主儿。
对于这种基本靠地租过活的寄生阶级，书中写的人物其实也不是很具有代表性。而是其中很个别的几个。所以虽然人物众多，但是千人一面感溢满纸间…可见其实作者也真的没见过多少个人…
在知乎上看到了一个帖子，大概是关于为何名著是名著？其中一个回答的很到位，就是名著在揭示社会或人性上有跨越时代的力量。因此红楼梦应该算是名著，但是比不上金瓶梅，而平凡的世界却只是穷苦文人的意淫。
《三城记》中比较让人厌恶的就是在男主顾明笛给农民工上课的一段，虽说作者一直在抹粉，说农民工问的问题很“真实”，但是难掩作者多少带着的嘲弄的态度。不愧是随便找个村姑都是雄安新区拆迁户的主角光环啊…命运果然是垂青不用准备的人…
《三城记》读后感(三)：《三城记》———极端理想心理和现实理想心理
《三城记》是最近（也不怎么近，一年内吧，最近一年都没怎么看书）读到的小说最佳。我很喜欢这种平易近人的故事和情感，也喜欢温暖，美好的结局。
主人公顾明笛因为工作离开上海去北京，因为生活去到广州，又因为感情找到归宿。这看似不稳定的生活，是为了更稳定的未来，尽管这可能不是顾明笛想要的或者说不是顾明笛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但这却是现实生活中一个美好的结果。
《三城记》影响我最深的就是极端理想心理向现实理想心理的转变，可能是主动的变化，也可能是被迫发生的变化。没办法说这种变化是向现实低头、妥协，还是对现实的美好生活的追求。无法就好坏，优劣，上下进行评价，但是如果是我，我甘愿活在现实。
生活中，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因为性格、环境 、背景等等原因会产生不同的心理，从而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和解决办法。有极端理想心理的人，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就会特别激动，他们认为符合内心的世界的正确的事情，会不顾一切的选择极端的方式去解决，即使明知会造成坏的结果也在所不惜。这种极端的方式在现实理想主义者看来幼稚，可爱，其实是愚蠢。这绝不是处理问题和危机的好办法。现实理想心理的人同样也是一心想完美的解决问题，但这个完美是综合了各种因素，妥协之后的“完美”。这在极端理想心理者看来却又是冷漠，圆滑，但理智的。我认为这两者是没法互相认同的，必须选一种，我特别没种的选现实的。
书里还有一点是我现实生活中感触最深的，就是同情心。一种毫无意义又无能为力的同情心。我有的时候在地铁，车站看见大包小裹的农民工；在商场，路上看到独自行走的落寞老人；电视上，看见价值观扭曲的（我认为）人等等，会特别同情他们。极端理想主义者会认为这是“爱”，这是“情”，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心。现实理想心理者会认为你以为的共情，其实是你自认为的，你的同情是站在高点俯视的同情，它类似于施舍。另外别人也许根本不需要你的同情。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能力去实施你的同情心，那这份同情一文不值，甚至还会帮倒忙。张爱玲那本《半生缘》里说同情心不应该被现实钳制。但是也不能让它泛滥。
我选择现实理想心理还有一个原因，在面对情绪需要疏导和危机应对时，极端理想心理者会因为内在对于现实的极端理想，所以在面对坏情绪和危机时会产生很大的心理落差，并不是坏结果不能接受，是这种落差难以接受。如果无法有效解决很容易衍生出抑郁等等心理疾病。现实理想心理虽然也有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但他们对于临时出现的不受控制的事情，有足够快的变通和接受能力，懂得如何让自己变成弹簧，生存能力满分。
现实理想心理也有个问题，失了本心，失了初心，也失了衷心。如果现实允许谁都不想啊！我只是认为现实理想心理的生活方式容错能力很强，所以选这种吧。
前一段时间看《小欢喜》，觉得里面的乔英子就是个极端理想心理的孩子，不知道怎么排解，面对危机，解决能力不足。我也常常在想，现在的人，大多经济条件不错，衣食无忧，也有亲人朋友的关爱，怎么会易怒，空虚，甚至有抑郁倾向等等这些极端的心理呢。他们永远不满足，当然这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可以不知满足，不能不懂满足。
前几天还看了《少年的你》，本来想写写感受，发现无从下手，因为太沉重了。无论陈念、小北还是魏莱都太极端了。极端能忍、极端能扛、极端能作，从电影看这确实和家庭是直接相关的。但是我认为这不能完全指向家庭，自身的心理抗压能力有责任、社会有责任、老师有责任、朋友有责任，其他方面很难改变，也不能由自己来主导，也就不能将所有希望寄于他们，只有冷静强大的自己才行。
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发展到现在，速度太快，我们每一个人都为它付出了努力，以至于缺少对家人的陪伴、对于自己压力的释放等等，以至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精神上出现了滞后。可这是发展带来的必然性结果，我们有理由也必须相信国家，相信社会，相信自己。我们拒绝向现实低头，但也得直视它，不然多没礼貌。
2019.11.2
《三城记》读后感(四)：思想人生，还是行动人生——读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
本文发表于《中国艺术报》（2019.4.15）
一个思想过于沉重和发达的人，其行动的意愿和能力往往也随之而减弱。这一点，在俄罗斯小说家的不少小说里早已得到证明。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里的主人公顾明笛，就是这样一个“思想过剩”的人。但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不同，我们所要讲述的顾明笛，在意识到生活的无意义后，并没有丧失寻找意义的动力。相反，他敦促自己从书斋里走了出来。
作为一个出身于大都市中产阶级家庭，在静安寺附近就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且每天上下班只需步行即可的青年人，顾明笛不可幸免地染上了上海这座城市里流行的病症——“小资情调”。小资情调，“对于古典时代而言，它或许具有某种进步意义，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它的局限性则暴露无遗。”北京《时报》专刊部主编柳童的判断无疑是非常深刻的。表现在顾明笛身上，由于他的知识过于丰富，思想过于活跃，因此他对于发生在身边的事物，不管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都习惯于用一套形而上的语词加以叙述和阐释。他试图通过叙述和阐释，发掘和提炼出那些浮游在身边的碎片经验的意义。甚至对于爱情，他也从不放过。高度的自省意识，使得顾明笛的生活变得过于透明。在ABCDE的反复权衡中，顾明笛以为能找到最好的选项，殊不知，他那行动的意愿一脚踏空，坠入意义诠释的“黑洞”中而难以自拔。
庆幸的是，在行动力行将丧失殆尽的那一刻，长于“思想”的顾明笛及时觉悟到了自身的缺陷。因此，他也努力让自己从思想的人生转轨进入行动的人生——他从上海东山公园管理处辞职了。这个决定当然是主人公经过深思熟虑后所做出的决定，但恰恰因为它是深思熟虑过的，因而本质上也缺乏足够充沛的内在动力。这是因为，它的结论是逻辑演绎出来的，而非内在情感的诉求。这就为顾明笛将来能否从“思想人生”顺利转轨到“行动人生”，埋下了隐患。
从上海到北京再到广州，顾明笛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绕了一大圈，经历了人生的种种花样，但内心的困惑却一仍其旧。譬如作为一个报人，他就难以平衡职业道德和报社所赖以运营的政治、经济逻辑之间的关系。而事实上，报社确实不得不在“潜规则”和“规则”的边缘上小心翼翼地游走。这种游走，自然不是顾明笛所能应付裕如的——尽管他对此有充分的心理预期。于是，对新闻事业有着特别澎湃的激情的顾明笛，在社长的一再否定下，终于被迫而离开。随后，他又考进了高校。他读的是哲学博士。这个本来就“思想负担”过于沉重的年轻人，非但没有通过行动来释放思想的压力，反而卷入了一场更为强劲的思想漩涡。作为哲学在读博士，他要跟这个人辩论，跟那个人辩论。他想通过苏格拉底式的“助产术”，帮助自己理清对人生意义的认知，但却屡遭挫折。因为无论是纯粹理性的辩论，还是学院体制的弊端，都给顾明笛以沉重的打击。
或许，《书斋》是《三城记》里最为精彩的一卷。这首先体现在小说原先叙事中相对均匀的速度和平稳的语调，均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节奏上的波动，首先带给读者以情绪上的振奋，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对于小说意蕴的生成。可以想见，在第二卷《世界》里，我们还只是看到作家对顾明笛道德行为的关注，而到了第三卷，作者终于忍不住撕开了主人公行动的外衣，让他自己面对读者发出充分的声音。于是，一个内在的顾明笛酣畅淋漓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可惜哲学并没有给顾明笛提供关于人生意义的答案。相反，他的困惑在读博阶段得到了更加的锐化。锐化而未予解决，这就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在行动上，他的意志力变得更加怯懦；在情感上，他的行动力变得更加软弱。他那秉性的灾难，是从内部搅乱开始的，但很快蔓延到了外部。好在后来，他意外地接到了一个任务：替程毓苏去给郊区的农民工夜校讲课。“讲课”的经历，或许在物质层面上帮助顾明笛从深陷其中的思想困境中走了出来。由此，他慢慢体会到了行动带来的意义。他甚至隐隐感到，无论什么形而上的哲学命题，只要它还停留在脑海里、语词里空转，它就永远无法避免胎死腹中的悲惨结局。“雅不足以救俗，当以‘力’救之。”事实上，一个人，只要他动起来，就会获得意义。在与农民工朋友们的接触过程中，顾明笛惊讶地发现，他们那套话语虽然听起来很朴素，很乡土，很形而下，但仔细想想，却又不得不承认它们确实包蕴着深厚而扎实的哲学。这套哲学来自于土地，来自于生存，来自于劳动，来自于吃喝拉撒的肉体行为。它与顾明笛总是在思辨的齿轮中永不停息地自我耗损的思想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一套真正的“行动哲学”。
顾明笛获得了启示，但在启示的过程中，他的思想根基发生了裂痕，他的价值立场发生了坍塌，他的心理防线遭到了破坏。他开始做噩梦，然后在噩梦中挣扎。但就如小说所说的，他并没有从噩梦般的“无物之阵”中走出来。他只是一圈圈地打转，像一只没头苍蝇一般。他转啊转啊，转啊转啊，身体和大脑里发出“嗡嗡嗡”的噪音，最后把自己转进了安定医院。或许，安定医院还真是非常适合顾明笛这种“思想肥胖症”患者的。因为在一个根本不需要行动的地方（一张病床，一个病室），顾明笛终于暂时放下了“行动”的负担，而安安静静地做了一番“思想”的自我整理。事实上，在顾明笛后来的日记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个“思想肥胖症”患者有瘦下去的趋势。他的观察变得客观，他的心境也变得平和，他那颗发热发烫的头脑有了冷却下来的迹象。
“都市人孤独而隔绝，近在咫尺也只能是老死不相往来的路人，相爱和相知改写为勾引和诱惑，心里却冷漠迷惘。”顾明笛在日记里如是写道。乡村是上帝创造的，城市是人类创造的。乡村的土地具有生长性，它可以培育野草、花木、菜蔬乃至于人。而城市的地面却是水泥铺就的。水泥作为一种人造的石头，它从一开始就删去了乡村泥土的生长性，因此它所释放出来的气息，是一种死亡的气息。在这种弥漫着死亡气息的人造石头上面漫游和居住，人心的热度也就自然而然凉下来，人也越来越容易把精神世界关进身体的躯壳内部。
从《沙龙》来到《世界》，从《世界》回到《书斋》，从《书斋》重返《民间》，在这条明显寓含了作者深思的小说线索里，顾明笛已经走过了整整五个年头。五年时间，相对于人的一生，并不算长，但对于顾明笛而言，却完成了数次的人生考验。回顾这五年，会发现，把顾明笛从思想的泥潭里湿漉漉、黏糊糊地拖出来的，首先是京郊的农民工，其次是广州浓郁的生活气息，最后才是劳雨燕的爱情。广州这座城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之一，自有其有别于上海、北京、深圳的独特之处。初来乍到广州的人，会觉得这座城市“像一只在急速晃动的吊篮”，“有一种随时都要被甩出去的感觉”，但这恰恰是这座城市接地气、平民化的体现。经过了无比肉体化、无比感官化的广州生活后，顾明笛思想的渊薮，终于被广州日夜不断的早茶、夜茶、河鲜、海鲜给填满了。现在，他那一阵阵狂风一般乱刮的脑袋里有了油脂的味道，他那理性到冻住的感觉器官，也从大脑的霸权统治之下逃逸了出来。他变得丰富、饱满、活泼起来，他的生命节奏与城市、生活、时代达成了相对的和谐。这一点，从他大年三十义无反顾地跳上火车，穿越大半个中国，直追到劳雨燕子的老家白洋淀的行动即可得见一斑。
小说读罢，掩卷细想，那些丰富而有质感的画面却继续在脑海里花枝乱颤。作家批评家的出身，以及曾在北上广读书、工作的经历，无疑为小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经验基础。这两大基础，在中国当代文学里是珍贵的，因为在那批与作者几乎同龄且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已叱咤文坛的著名作家的作品里，我们目力所及更多的是感官的王国，以及乡村的乌托邦。在这个意义上，《三城记》是为中国当代稀缺的城市文学很好的实践。
最后，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及这部小说似乎并无多大新意的艺术手法——老老实实的的现实主义。该手法无疑为作家重新编织经验的碎片提供了快捷有效的通道，但是如果我们就此认为它与19世纪俄罗斯传统的现实主义无异，则就未免武断了。事实上，从整体上看，《三城记》悄然完成了从现实主义向寓言体的升华。你若不信，不妨将小说中所有具有历史感的阿拉伯数字抽掉后试试看。奇妙的是，在被抽掉数字后的《三城记》里，本文所阐述的“思想人生”与“行动人生”的辩证法，也豁然彰显了出来。
2019.4.1 于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