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进班，好多学生对我说：“老师，外面有人找你。”
我笑了笑，一面慢吞吞地打开课本，一面说：“我知道你们在愚弄我。我也多么希望自己是个愚人，可悲的是我很清醒。这给你们带来些许不爽，其实对我来说，更是一个不幸。”
同学都笑了。我却再也笑不起来。
我真地希望自己可以在四月一日被人愚弄而不自知，我也真地希望自己在四月一日，还有愚弄人的那一份闲情逸致。可惜已经不能够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丢掉了这种感觉呢？
刚上初中的时候，一次去食堂打饭，回来的路上碰到念初二的堂姐，她笑嘻嘻地，同时也神神秘秘地对我说：“山河，今天是愚人节，你去愚人吧！”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愚人节。那种感觉真好。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堂姐说话时的亲切，以及让我愚人时，她先显现出来的那份快乐。后来有许多人告诉我许多事，可我已经没有了堂姐告诉我愚人节时产生的那种幸福的美妙的感觉。
回班后，我就开心地甚至有点激动地对男生说：“全体男同学，老师让你们给男教舍领煤呢！”那会儿男老师自己生炉子。看着男同学勾肩搭背地走出教室，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乐。好像这个世界最光辉的人是我。
读师范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有胆量去愚弄老师。那天数学老师刚进教室，就有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教务处找你呢，说让你拿着教案过去。”数学老师慌乱地抽出教案本翻了翻就走了，男生齐喊：“耶！”我们女生则兴奋地笑起来。有个同学说：“你们猜数学老师进了教务处会发生些什么？”“会被笑。”“会和教务处理论。”“会……”大家七嘴八舌地猜。奇怪的是数学老师再也没进来。我们有点慌了。“你们说老师不会生气了吧？”这时有位同学指着操场说：“看，数学老师打乒乓球呢！”我们争先恐后地趴在玻璃上看。快下课时老师进班了，他收了收讲桌上的教科书，有同学问：“老师，你有去教务处吗？”“当然，我刚从教务处回来。”老师到底去没去，我们一直都没有证实。
记得师范二年级时，一个下午剑英收到了初中同学的来信。信的大致内容就是星期六上完课，她会来师范看望剑英，所以希望剑英星期六中午到车站接她。星期六那天，放学匆匆吃了口饭，剑英就去车站了，直到下午六点她才回到宿舍，满身的疲惫，满脸的困惑。“你说她怎么没来呢？误车吧？不可能一下午的车都错过去了吧？”突然一个室友惊叫道：“今天愚人节，你被人愚了！”我们才恍然大悟，可大家还是觉得剑英这个同学太过分了，居然为了愚人提前预谋了这么长的时间，打下这样一个伏笔，关键是浪费了人家这么多宝贵时间，让人家经历这么深的失落，可恶。
可后来我们居然在愚人节也开了过分的玩笑。我们文体委员小勇一直钟情于我们宿舍长福云，可是福云却很讨厌学生时代搞对象的行为，她总是对小勇爱理不理的样子。那个愚人节，不知是那个女同胞突发奇想，对福云说：“嗨，黑妹，我们给小勇写个纸条吧！约他下了晚自习去操场散步，我敢保证一愚一个准。”这个建议立刻得到我们的赞同，只有福云不同意：“不行，这个绝对不行。”可不知为什么，这个建议总在我们脑中徘徊，好像不这么做就对不起这个愚人节，后来，我们瞒着福云，偷偷写了个纸条，由小机灵雯雯送给了小勇。下晚自习，我们像游击队战士伏击鬼子似的蹑手蹑脚地趴在跑道外围的树上。那天月光很亮，小勇一个人在操场上转来转去，起先我们嘻嘻地笑，可后来不知谁说了一句：“其实小勇挺可怜的。”我们就再也笑不出来了。我们静静地站在树后看了他很久，没有一个人敢告诉他这是个谎言。睡觉铃响过后，我们匆匆跑回去，临走时回过头，小勇还在操场上踟蹰着。回到宿舍福云已经睡着了。我们却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不知道小勇会傻等到什么时候。这个玩笑是开大了。愚人节本来是让人开心一笑的节日，可现在不论是被愚的人，还是愚人的人都无法轻松了。
后来，我做了老师，很少再愚弄人了。可学生还天真地愚弄我。什么“老师外面有人找你”什么“老师你背部有张纸条”什么“老师你鞋带开了”什么“老师你扣子掉了”我很少上当。
只有一次上课，正讲得兴高采烈，一位学生诚恳地提醒我：“老师你写错一个字。”我急速去看黑板，所有的学生都笑了，我也笑了。
当补班班主任的时候，一次进班，学生们笑着对我说：“老师今天愚人节，我们愚弄校长好不好，你要是能把校长愚进我们教室，我们以后都乖乖地听话。”不知为什么我忽然童心大发，冲他们说：“一言为定！”然后急匆匆地跑进校长室。校长副校长正谈论着什么，我着急地冲校长说：“快点，我们班郝达晕倒了。”“快掐人中”校长满脸的担心。“我不知道人中在哪，您快来吧！”说着我就跑向教室。校长和副校长紧跟其后。领导进教室的一刹那，所有的学生都鼓起掌来，校长看着乐开了怀的我，嘴角蠕动着，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后来，就再也没有愚人了，也再也没有被人愚了，其实我真地希望自己还是原来那个好奇的好动的充满幽默感的宋山河。
2015年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