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孔子家语·相鲁第一》记载，孔子刚做官时，是在鲁国中都做地方官，相当现在的地署专员，估计是局级干部一类。那时，他制定了养生送终的礼仪制度，其中规定，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徒，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这样的制度执行一年后，竟被周围国家纷纷效仿，可见其深得民心。
其中，死者要求被葬丘陵边上，不聚土成坟，墓地不种植松柏。由此可见，孔子是讲大礼且又很实际的，他也是如此教育弟子们的。
然而，生活的结果往往又是事不由己的。如《孔子家语·终记解第四十》记载，孔子逝世后，他却被葬在城北的泗水边，而非丘陵地区，墓的周边种上了松柏作为标志。如此安排，与孔子设计的制度规定是相悖的，估计孔子是难以瞑目的。据说当时有邻国人来观丧，子贡对他们说，我们这是普通人安葬圣人，有啥可看的。邻国人无话，至于当时是否窃笑鲁国人制度与现实的差距，此《孔子家语》是没有记载的，即便有，想也不会收录。
孔子虽然最后被弟子们以“所以尊师，且备古也（意即，是为了尊师，同时也为了保全古时礼制）”安葬了，但与他的“养生送终”的制度规定毕竟相去甚远，但人死了，万事皆由不得自己了。
由此想到，我们曾轰轰烈烈搞制度设计，那又怎样？制度真会扎根?只要想想“人走茶凉”，万事还真由不得自己啊！所以，一切何必当真呢！！！
